一、中国人眼中的“中国”
西方人称呼“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支那”到“China”的过程。然而，中国人如何称呼自己的国家，实则是一个几千年至今都没有搞清楚的巨大问题。也就是说，西方人对于什么是“中国”是清晰的，然而，中国人自己对于什么是“中国”反倒是糊涂的。就是到了今天，学问家们对于“中国”这个国名的来源，同样充满了疑惑。
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但同时，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称为“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做“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到了20世纪，现代意义的“中国”出现了，但是至今仍然存在着“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问题。
因此，追溯“中国”这个国名的起源和演变，对于理解中国的问题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也许，对于西方人而言，“中国”更多地是一个地理、文化概念，就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的那句名言：“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个国家，而且是个古怪的国家(Erratic State)”。而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中国”则是一个尚未现代化的种族、政治概念。
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一词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商朝。由于商朝的国都位于它的东、南、西、北各方诸侯之中，所以人们称这块土地为“中国”，即居住于中间的王国，它同时又是政治、经济中心。可见，在古代，“中国”没有作为正式的国名出现，因为那时的王朝或政权，只有国号，而没有国名。他们所说的“中国”，是指地域、文化上的概念。
以“中国”做为正式国名简称，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始的。作为中国国名的“China”这个英文名称也是始于1912年。作为国家，“中国”最早是中华民国的简称。如果按照“新中国”的说法，“中国”只有60年的历史。梁启超首创的“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107年的历史。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甚至连“民族”一词也没有使用过。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
二、“支那”对应着中国最早的荆楚文明
《罗摩衍那》中的《地志》部分，列举位于印度北方的二十国名，其中标出了“支那”和“外支那”两个名字。遗憾的是，很多人有意地将“外支那”忽略了，大概是无法容忍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说。实际上，“支那”和“外支那”分别指的是“荆楚”与“中原”，而且，“荆楚”文明的起源先于“中原”。因此，西方对于中国的第一印象是“荆楚”文明的“支那”，而不是“中原”文明的“秦”等。
这也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距今9000年乃至12000年前的稻作遗存址的发掘研究，让我们知道，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原生态地独立创造发明、发展了“民以食为天”的原始稻作农业文明。以洞庭湖的彭头山文化为发端，长江中游稻作农业的发展是以“江汉沮漳”（汉水流域到宜城平原一带）之区为基地，向周边的黄淮、长江上下游和珠江流域传播的，而后远播到国外。长江中游的水田稻作文明，比黄河中游的旱地粟作文明要早一千年，彭头山文化就是证明。荆楚文明，是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期积累发展起来的。
荆（楚）经历了长期而完整的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具有千年以上的发展史。当殷王武丁时期，就有了关于荆的记载。《诗经·商颂》云：“达彼殷武，奋伐荆楚。”则透露了荆与殷相抗衡并存的信息。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时，荆君熊绎，成为荆的建国始祖。周成王之后周昭王曾亲率军队，征伐荆人。结果六师尽丧，昭王也溺水而亡。周朝国势也遭到一次极其严重的挫折。
直至春秋战国时期，荆（楚）一直是雄峙长江流域，影响着整个中国局势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后，战胜中原霸主——晋国，国势如日中天，成为所谓春秋五霸之一。此后，在战国时代的200余年间，楚仍是战国七雄中的前列国家，只是在战国晚期的百余年间，楚才转为衰弱，最后到了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自此，荆（楚）的名号在中国的版图上消失。但是，荆（楚）国存在的时间是悠长的，从熊绎建国到灭国时的负刍，共历四十君，近千年；论世系的绵长，在我国数千年的史册中，是数一数二的。即使在古代的东方世界，荆国也是历史比较绵长的古国之一。
荆（楚）——这是我国先秦时代地广人众，民族繁多，幅员几乎达及半个中国，为中国的统一大业作出重要贡献的第一大国。春秋三百年间，荆（楚）灭了大约四五十个小国，其中有周的封国、殷的遗国，中国统一的进程，可以说被荆（楚）人完成了一半。通过荆（楚）的旗帜，华夏文化延伸到滇池之滨，早在2300年前，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从东南到西南就已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闻一多说过：“伏羲本是苗族的祖先。”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写到：“伏羲、女娲同一氏族，在南方，属于苗蛮集团。”王献堂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认为：“楚为荆蛮，亦炎帝一族。”“伏羲与神农同族……与黄帝则然二族也。”“楚为炎族。”石宗仁在其《荆楚与支那》中认为：苗与楚的共同祖先是伏羲和女娲，属炎帝一族。通过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字面含义及大量的古籍记载，石宗仁先生得出：上古时期，苗族先民早于汉族进入农业社会，所以汉族先民称苗族为“田里种草（稻）[《说文》注：草生于田者曰苗]的人]”称苗族先民发明农业的人为神（农神）。
石宗仁还对中国远古时代三大集团的划分提出了质疑，所谓的三大集团是指：华夏集团（黄帝及尧舜禹的子民）；东夷集团（九黎氏）；苗蛮集团（三苗氏）。他经过考证与研究认为：东夷集团（九黎氏）与苗蛮集团（三苗氏）同属江汉蛮夷集团。他们都是炎帝（神农）之后，那时的中国，只有华夏和蛮夷两大集团。蛮夷集团的历史线性发展是：九黎之后为三苗，三苗之后为荆蛮（楚为荆蛮），荆蛮之后为苗族。在大溪文化晚期，九黎（蚩尤）曾北进中原，被后入主中原的黄帝驱赶，徙东的称为“东夷”，退回故里的称为“南蛮”。
石宗仁先生对“楚”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楚”是自然产生的国家，不是“周”封的子爵。“周”没有统一中国南北。古籍中“万世一系皆出于黄帝”是不科学的，没有历史事实依据的；司马迁氏的“楚宗归黄帝”是一家之言。据20世纪50年代，在长沙子弹库战国墓出土的一幅楚帛书所记栽的楚祖先神系是“包戏（伏羲）、炎帝、祝融”。在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竹简上记载的是“楚先老童、祝融、蚩尤”。楚在商代时就已建国。在甲骨文中曾发现“商伐咩（咩为楚王之姓）”的记载。
在中国著名的古典文学名著《离骚》中，同样有不少用苗语表达的语言。如题目“离骚”之“离”为苗语“要”意；“骚”为当时楚地上流传的一种申诉性强，而又声调高亢的调子。如果全译过来为“要放声歌唱”。《离骚》中还多处出现了苗语的名词，如果你不懂苗语或脱离了当时的语境，很可能会使你变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盍将把”（糯米粑）；“荷盖”（龙角）；“怀沙”（唱歌）等。此外，从楚的祭祀方式上（封羊、击猪、射牛），语言（习惯用冠词“仡”）上，也可以看出：蛮夷不是黄帝之后。即使在今天，苗族仍称汉族为“仡扎（周）”，即当时的汉人为周人。苗族古籍“椎牛祭祀史诗”认为：苗族是兄长，汉族是兄弟。两者有共同的远祖。
三、从“支那”到“China”——西方人如何称呼“中国”？
对于“China”这一名称的来源和词义，在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各执其词，目前所见到的几种说法是：“瓷”、“秦”、“茶”、“丝”、“粳”和“苗语”说，有的甚至认为 “China” 来源于蒙古语“狼”（赤那）的音译。本人支持“粳”和“苗语”说。
“China”最早来源于公元前10世纪(有的学者提出是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出现的“Cina”（即“支那”）。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印度孔雀王朝首相乔胝厘耶的《政事论》中，也曾提到过“Cina”： “产生在支那成捆的丝”；公元前5到4世纪的波斯赞美弗尔瓦丁神的诗中也曾出现过“Cina”；古代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中也有关于“Sinoa”的记述：“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国来”（“希尼”在中文《旧约》译本中直译为“秦”）。这进一步说明：西方世界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认识到了中国的存在。《旧约》各部分形成的时期先后不同，有的早至公元前12——11世纪，有的为公元前3世纪。
重庆师范大学黄中模教授对于“Cina”的考证认为，“支那”可能为古苗语。古印度通过南丝绸之路与三苗文化盛行的中国南方关系密切，史诗里的“支那”也是泛指古中国，这也是三苗文化在异域的表现。他表示，现今流传在苗族中“吉那”、“子腊”不仅与“支那”同音，在含意里也有“水田之乡”之意。
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先生认为，印度梵语中的Cina，指的就是中国南方的粳稻民族，是“粳”的译音。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等地区，住有中国南方的粳稻民族，种粳稻的民族自称为Cina (粳)，因此，阿萨姆邦等地区的粳民也自称为“粳”，印度人就是依照粳民族的语言称他们为Cina(粳)了。
石宗仁总结了上面的成果，在《荆楚与支那》中指出：长江中游水田稻作文明史和对外交通史，证明长江中游稻作文明，最先代表中国与古印度（天竺）恒河文明发生民间交往，把楚（荆）地水田稻作文明的文化特质“支那”带到古印度，通过古印度的梵文史诗《罗摩衍那》等文献，传播于古罗马、古希腊、古波斯，进而传播于全世界。古罗马的后人意大利人，称中国为“期纳”，是从古印度人那里学来的，属“二传手”；英、法对中国的称谓，则是从罗马那里学来的，属“三传手”，称中国为“且那”。【石宗仁认为“且那”源自“期那”；“期那”源自“支那”；“支那”源自“吉那”（纪南）的结论。】无论罗马人、法国人、英国人，那时都没有能力直接同楚打交道。惟有古印度可以通过陆路，即印缅民间通道，进入缅滇民间通道，再进入滇楚沅水民间通道，到达楚都“纪南”。
古印度等国最先是从荆（楚）来认识中国的。这从云南石寨山汉墓所出土的文物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如青铜储贝器中的贝币，据海洋生物学家考证：其来自印度洋。如果不是荆（楚）与印度有大量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往来，印度的贝是无论如何不会被当作货币使用的。从印度而来的通道一直延伸到巴蜀。在三星堆遗址中同样也发现了这种来自印度洋的贝币。这些考古成果清晰地向我们揭示了古印度等国最早认识中国的信息通道。汉使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后，曾经报告：“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此又是这条西南通道早已存在的明证。
中印之间的交通为期最早。其他域外大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大体上都是从印度再传的。罗马地理学家拖勒米以希腊的地理知识为基础，写出名著《地理》一书，其中就认为亚洲之极东为赛里亚国和西纳国（旧译为“秦尼”）赛里亚国在北，西纳国在南。这大概也是“支那”一词源于“荆”的有力佐证。
石宗仁认为，“支那”一词之语音，不仅出自江汉之区的荆楚，而且其内涵与荆楚的物质文化——经济生活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支那”所指的区域，是荆楚的中心区域，即以纪南（吉那）为中心的江汉水田平原。而“支那”的人文含义又凸显了水田稻作农业。楚国的族属为崇拜盘瓠的荆蛮，这是大多数汉文史籍的记载，应该是客观的，而且是自语认定，如楚王族自曰：“我蛮夷也”。其时序为：九黎——三苗——荆蛮——现代苗族，其考古佐证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荆楚文明。
四、余论
语言学家王力认为：“语言事实与文化历史事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Cina”到“China”，从“支那”到“中国”，其名与实，都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如今，一篇叫做《中国就是“吃”和“拿”》的文章认为，中国英文国名“China”意为“吃”（拼音Chi）和“拿”（拼音na）。这个观点其实来自鲁迅，他认为，“吃”文化在中国具有“国教”的地位。那么，鲁迅所说的是否还有更深的历史渊源呢？
| 欢迎光临 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http://chinacsra.org.cn/) | Powered by Discuz! X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