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基金和公立医院共同建设快速诊断、救治的绿色通道。基金先行支付、兜底保障，确保受害者得到及时救治，事后再对责任方追偿。
●郑大一附院进行的是医疗服务性质的行为，并非作出具有行政法意义的、法律认定性的、可称为法律裁量当然依据的“职业病诊断”。
7月初，河南新密农民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引发了公众对职业病预防、诊治、救助、责任追究等问题的关注，呼吁修改《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声音高涨，但同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开胸验肺”事件属个案，未听说会修订《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8月11日，就“开胸验肺”事件所涉及的职业病医疗救治与权利救济等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陈莹、副教授陈步雷。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要向劳工倾斜
记者：因为只有郑州职防所的诊断具有法律效力，但该所的诊断结果却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无奈之下，尘肺病患者张海超只好“开胸验肺”。
陈步雷：对张海超来说，“开胸验肺”完全可以说是无奈。其实，依据现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省级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才是最终鉴定，他不服县、市级鉴定，可以申请省级鉴定。
张海超没有逐级申请再鉴定，他可能觉得，郑州职防所的鉴定虽然不是最终的，但可能存在“官官相护”或圈内相互照顾等潜规则，它的鉴定结论很难被推翻。所以，当这扇门关上之后，除了“开胸验肺”，他认为自己再也没有其他路可走了。
记者：他出不起再鉴定的钱，而且，当他找到鉴定委员会后，发现鉴定委员会和郑州职防所在同一栋楼办公。他傻眼了。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好心地告诉他：你让他们（郑州职防所）推翻自己的结论，不太可能。他害怕了。
陈莹：尽管《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诊断鉴定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这笔钱往往由要当事人先行垫付。因此，在这里，就要有一个向劳工倾斜的原则，或者设立相关基金，先行垫付，让劳工不用为诊断、鉴定等费用等发愁。
记者：谈到向劳工倾斜的原则，使我想到“责任倒置”的问题。这种方式是不是可以考虑？
陈步雷：根据现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相关证据的形成机理、环节和当事人与证据的距离、获得证据的难度，决定了劳方很难得到证明资料。如果这一步不解决，下一步就没办法走了。张海超就是被卡在这里，进退两难。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如果资方拿不出确实充分的材料证明职工的职业病与己无关，那就应当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并迅即启动其他相关程序。
记者：本来，张海超曾有一次发现自己病情的机会。2007年1月，他参加过公司组织的体检，但直到今年1月6日他去新密市防疫站查询，才知道那次体检就发现肺有问题。防疫站的领导说，当时已通知单位让他去复查。
陈步雷：不妨做个比较：法院受理案件，要书面送达举证须知、权利义务、诉讼风险等，当事人要签收。鉴定职业病的机构、防疫站等，也就更有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相关情况。而是否告知，要以当事人签字的送达回执为准。防疫站也许通知了单位让张海超复查，但单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通知张海超。因此，它们都应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8月12日，为张海超进行“开胸验肺”的郑大一附院，竟也受到了河南省卫生厅的通报批评，理由是该院不具备职业病诊断资质，其作出“尘肺病”诊断的行为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对此，你做何评论？
陈步雷：这是双重曲解或无知。首先是曲解《职业病防治法》第72条，该法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对象，是相对人没有资质，还擅自经营此业务，或者擅自作出职业病诊断的行为，而非针对医学性质的“诊断患者是否有尘肺病”的行为。对是否有尘肺，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诊断。
其次是曲解郑大一附院行为的法律性质。这家医院进行的是医疗服务性质的行为，并非作出具有行政法意义的、法律认定性的、可称为法律裁量当然依据的“职业病诊断”。它是专业性、技术性结论，而非法律上的结论。该院也不可能出具法定制式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其诊断行为是职业伦理约束下的合法正当行为。
河南省卫生厅恰恰应当反思：为什么形成事实性垄断的职防所渎职了，为什么高等级医院没有获得职业病诊断资格。职业病诊疗，难道比肿瘤、帕金森之类的诊疗还复杂吗？
职业病诊治与救助要有“绿色通道”
记者：7月27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职业病的诊断和鉴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人员，在我国，工伤、司法鉴定也都是由专业机构来完成的。如果完全放开，很可能出现多家有多种诊断结果的情况。
陈莹：职业病有它自身的特点，需要专门的医护人员，而有些疾病如尘肺，一般的医院确实不具备技术条件。如果社会上的医院申请了，也取得了职业病诊断资格，那么接下来就需要培训、增加人手、仪器、设备等。对医院来说，由于职业病诊治的复杂性，诊治的成本较高，收益却未必大，而且责任也重，所以，就算放开了，医院也未必愿意揽这种事。
记者：这么说，只能任由职业病防治所之类的机构垄断了？
陈步雷：其实，医疗水平较高的医院，对职业病的诊治，在有了一定的培训后，应该可以做到，也完全可以做好。关键在于，要有配套的政策支持。大量的县一级的职业病防治所，只有十几个人，专业人员可能只有几个人，它的医疗水平能有多高？显然不能和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比。
为什么医疗水平较高的医院，没有依法申请职业病诊疗资质或许可证？主要原因是它们觉得会“招惹矛盾，得罪人”、“无利可图”，其次才是人力、技术与设施问题。如果克服这
些障碍，医院应该会参与职业病诊疗竞争的。职业病防治所过度夸大职业病的特殊性，似乎只有它才能诊治，这实际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
应该实行准入制，并且通过财政支付、基金支付给其效益，以便形成竞争，形成职业病诊疗和康复的医疗服务市场。
记者：在“开胸验肺”事件中有个细节：手术前，医生问张海超用不用止痛泵，因为心疼钱，张海超就没用。
陈步雷：这就提醒我们，要做实做强工伤保险基金，不仅对不同行业、企业实行差别费率，而且对任何用人单位都要强化征缴。同时，压缩行政费用，加大财政专项支付，且应大力吸收慈善捐助。绝对不能由于经济原因，包括基金支付能力不足、个人支付困难等，而让受害方的救治被延误，或遭受更多痛苦。
由基金和公立医院共同建设快速诊断、救治的绿色通道。基金应当先行支付、兜底保障，确保受害者得到及时救治、合理救治，事后再对责任方追偿。现在，工伤和职业病的认定是行政性的，慢就慢在认定环节上。先有生效认定，然后才能救治和救济，受害方及其亲属是等不及、耗不起的，要速裁。
陈莹：说到速裁，对工伤与职业病，加拿大安大略省劳动部中设有简易法庭，它的效率非常高，98%的劳动争议都能解决。为什么？因为它的相关分级、鉴定与赔偿标准条文特别细。打个比方，你的哪一个、哪一节手指头受伤了，都有相应的认定和赔偿标准。这个标准在北美是通用的，值得我们借鉴。
记者：2004年，11名万州农民工患上矽肺病，但未能得到应有的赔偿，却陷入马拉松诉讼。5年后，其中的5位患者在等待中去世，剩下的6位患者也生命垂危。对速裁机制，我国的法院是怎么做的？
陈步雷：针对欠薪，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实施了一些纠纷快速解决的机制，效果较好。鉴于此，对工伤与职业病，法院的确也应该有快速解决机制。
我有三点建议：一是细化工伤、伤残和职业病的分级，分级越细越容易鉴定。比如，借鉴北美的技术标准，分成10个大级、100个小级。二是在诉讼中，把工伤、职业病的认定纳入司法鉴定，由当事人选定、法院委托有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三是设立高效率的速裁程序。这样就可以缩短审判周期。
应尽快制定《职业安全卫生法》
记者：“开胸验肺”事件后，呼吁修改《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的声音高涨，但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日前表示，“开胸验肺”事件属个案，未听说会修订《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陈莹：不但应该修法，还应该制定新法，我就建议尽快制定《职业安全卫生法》。事实上，目前中国尚无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安全卫生法。
1994年《劳动法》颁布实施，该法明确规定，“获得职业安全卫生保护”是职工的基本权利，并设“劳动安全卫生”专章。为了使《劳动法》中有关保障劳动者职业安全卫生的权利，以及对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原则性规定得以落实，需要一部在职业安全卫生方面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基础性的法律，这就是《职业安全卫生法》。
记者：对陈莹教授的观点，你做何评论？
陈步雷：我同意这个观点，必须大幅修法或制定新法。原则有两个：一是应以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利为至上的、核心的法益；第二个是职能配置合理化、制度绩效最大化，也就是预防、诊治、康复这三大环节管理的一体化问题。
管理和服务应当分开。我建议：工伤与职业病的预防、诊治、康复三大环节，必须由劳动行政部门监管、卫生部门配合。如果对医学问题不熟悉，可采取行政委托的方式，委托专业机构履行职责。诊疗与康复环节，主要是医疗服务性质，应当引入服务竞争机制。对这三个环节中的医疗问题，由卫生部门会同劳动部门共同监管。
应加快制定《职业安全卫生法》。在这个法律中，应赋予劳动者及其组织（工会）实际权利。对工会来说，不仅是参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职责。对劳动者来说，则是权利。如果赋予劳动者权利的话，在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时，他会实施的。同理，还要赋予一些公益组织主动参与的权利，代表或代替劳动者去维权、去诉讼，要求政府对企业发出隐患整改的强制性指令等。
记者：如今，很多工人明知劳动条件不卫生，生产条件不安全，也不敢多言。像张海超，他实际上也应该知道工作环境存在问题。针对这种现象，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来改变？
陈步雷：对涉及职业安全卫生领域的危险、隐患、责任，只有控告申诉机制和追惩机制设计好了，法律才会有用。现在，《职业病防治法》的控申机制就很粗糙、模糊。
例如，生产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生产场所的事故隐患，职业危害等致病和致命因素，都与劳动者有关，不需谁动员，他们自己就会特别关注。如果在立法时考虑劳动者的控申权利，再与安监部门的职责相对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比如，工人向安监部门举报事故隐患，安监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如何在查处制裁企业的同时保护劳动者，如果举报者因此被解雇了，该用什么基金去救济劳动者，这些问题都要设计周全。
■链接
●2004年8月到2007年10月张海超在郑州振东公司打工。
●2007年10月X胸片显示张海超双肺有阴影；此后经多家医院检查，诊断其患有尘肺病。
●2009年5月25日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果为“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
●2009年6月22日张海超自费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胸验肺”。
●2009年7月24日卫生部督导组介入。
●2009年7月27日专家组确诊张海超为三期尘肺病。
(陈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陈步雷,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
<div class=NewsTitle></div>| 来源：新京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09-8-15 本站发布时间：2009-8-15 |
确实需要大修，而且中国在预防方面做不是不好，是很不好！事情发生后的救助工作很重要，但先期预防工作呢？监督部门都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才是关键，总是要事后来补救，犹如严打，每次都会报告严打的结果，但有没有想过，如果平时治安好了，还需要经常去严打吗？
●如果资方拿不出确实充分的材料证明职工的职业病与己无关，那就应当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并迅即启动其他相关程序。
这点也很重要，完全可以像外国以及一些其他方法，如环保，实行举证倒置，如果企业拿不出证明，就认定为是，近期的职业病患者由于早期中国以及企业各方面未规范，很多人都无法证明其在企业工作过，即使深圳开通了所谓的绿色通道，也无法得到相应的赔偿，湖南耒阳就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当年在深圳打工时，连合同都不曾签过，举证对他们而言难上难。
陈步雷：这是双重曲解或无知。首先是曲解《职业病防治法》第72条，该法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对象，是相对人没有资质，还擅自经营此业务，或者擅自作出职业病诊断的行为，而非针对医学性质的“诊断患者是否有尘肺病”的行为。对是否有尘肺，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诊断
那河南卫生厅惩处医院是明知故犯还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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