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党组书记王勇考察上海空港口岸防控工作，亲切慰问一线检验检疫人员。王培生 摄
胡锦涛总书记：及时采取综合防范措施，尤其要严格出入境检验检疫。温家宝总理：口岸一定要严防严守，不能让疫情在国内扩散。李克强副总理：检验检疫部门多一分辛苦，人民群众就多一分放心。
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本刊记者 施昌学 赵丽英
［引子］王勇鞠躬:“拜托大家了！”
2009年4月30日。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晚8时。全国质检系统防控甲型H1N1流感紧急视频会议，在临战的紧张氛围中召开。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党组书记王勇的防控部署动员报告，开篇即把人们的视线带到大洋彼岸突发的流感疫情和令人揪心的严峻势态：
4月13日，墨西哥发现并确诊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短短半个月内，就有约80多人因感染病毒死亡，疑似病例逾4000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入紧急状态：关闭所有大、中、小学，取消一切大型公众活动，关闭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场所。
4月26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宣布：鉴于美国本土接连暴发和迅速扩散的甲型H1N1流感发病严峻形势，美国全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事态。
“闪电般的瘟神！”千百年来，流感大流行带给人类的惨痛记忆甚至超过战火的摧残：1918年至1920年发生的“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范围内4000余万人殒命，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总人数的4倍。而类似的大劫难，自16世纪80年代至今的430年间，人类已遭遇30多次！
“魔鬼杀手”、“致命怪病”、“前所未有的危险”，国际传媒大鳄纷纷用最极端的词语报道人类即将面临的危险与灾难。一夜之间，地球村笼罩在甲型H1N1流感病毒跳出潘多拉魔盒肆虐的惶恐与惊悸之中。
4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日内瓦宣布：墨美两国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已构成“具有国际影响的公共卫生紧急事态”。随后，在4月28日至29日的短短两天内，便将警戒等级迅速从3级提升到5级，并要求“所有国家都应该立即启动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准备计划”。
疫情逼近国门，战斗已经打响。4月25日，共和国检疫将士闻警而动，严阵以待，在陆海空口岸第一线，构筑起一道防控疫魔的铜墙铁壁。
“我们是国门卫士！”王勇充满激情的战斗动员令通过视频同步回响在遍布全国的46个分会场：“在突如其来的大流感疫情面前，我们身处口岸执法第一线，把守疫情防控第一关。我们要紧急动员起来，迅速行动起来，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这是新世纪首次流感疫情全球大流行，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规模最大的口岸检疫立体阻击战！
使命，责任，荣誉。共和国新一代检疫将士誓死决战国门，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硬仗。
这是共和国领袖的重托，这是祖国人民的重托。
这更是王勇——履任不满周年的共和国质检掌门人的深切期盼。在结束动员讲话的那一刻，面对电视银屏前8860多位科级以上检疫官，这位54岁的正部级高官突然从主席台上缓缓站起身来，深深鞠下一躬：
“拜托大家了！”
5月28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党组书记王勇考察上海空港口岸防控工作，亲切慰问一线检验检疫人员。王培生 摄
★1000头美国猪惊动中南海
这是一架特别专机引发的故事，专机的“乘客”不是人，而是来自美国中部13个农场的整整1000头优良原种猪！
4月27日。启动甲型H1N1流感口岸防控机制刚刚两天，质检总局获报：正在陕西志丹县实施隔离检疫的美国原种猪出现感冒样病症！
1000头价格不菲的原种猪，寄托着陕西以畜兴农的宏大愿景。自此而始，该省计划5年内引进繁殖5万头良种猪，建成西部地区最大的进口优良种猪繁育基地。
4月19日凌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主人给予这1000头“洋猪”以“贵宾”级的特殊通关待遇：从机场停机坪交验、卸载、装车，到入住志丹县新建的隔离检疫场，不仅全封闭监控，而且全程警车护卫开道。按照国际惯例，经过为期45天的隔离检疫验收合格后，它们就将开始在中国传宗接代、繁衍生息的幸福生活。
然而，一场猝不及防的甲型H1N1流感，给它们的“前途命运”罩上了可怕的阴影：饲养它们的13个农场中的11个所在州已经报告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例，另两个农场也已处于疫区边缘。中国政府依据相关国际法律规则，已经向全世界公告：禁止进口产自疫区的活猪及其猪肉制品。
一个敏感而特殊时间段，令这批昨天还是“金疙瘩”的美国原种猪，转瞬间变成了“棘手的刺猬”。
令人担忧的事态发生了：一周后，当现场隔离检疫人员依法展开首次采集血样、粪样化验检测时，相继有40多头种猪患上感冒，个别重症病猪已发生死亡现象，而且一名零距离接触病猪的饲养员也出现感冒发热症状。
人命关天，事涉重大。陕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不敢怠慢，第一时间分别向省政府和质检总局上报危情。当地有关部门更是防患未然，一度下令警方全面封锁了原种猪检疫场！
信息传进中南海，引起国务院领导高度关注。质检总局紧急启动防控预案，迅速果断处置。
凡事预则立。早在2008年10月，质检总局在批准陕西相关企业1000头美国原种猪引进项目时，考虑到进口数量大、环节多、任务重、风险高、隔离检疫时间长以及当地检验检疫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等实际情况，下发专文明令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为协作方，全力配合陕西共同完成引进原种猪隔离检疫任务。今年2月上旬，质检总局又选派经验丰富的高级兽医师专程赴美，对该批原种猪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预检，为入境隔离检疫和日后饲养繁育提供了科学准确的依据。
“检验检疫队伍要在特殊时期发挥特殊作用！”质检总局支树平副局长得报，当机立断：由总局动植物检疫监管司派员率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专家组，携配最先进检测设备，火速增援陕西；令陕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最快速度，对所有引进原种猪进行鼻拭子采样，逐一进行甲型H1N1流感检测排查。
4月28日上午8时。动检处副处长彭志生刚一迈进办公室门槛，就被动植物检疫监管司黄冠胜司长堵个正着：“9时50分到西安的航班，马上出发！”
中午，彭志生一到西安，便组织专家听取病种猪情况汇报，对病因做出初步分析诊断。但能否排除甲型H1N1流感嫌疑，最终要靠科学的采样检测一锤定音。
下午，增援专家组全力安装调试仪器设备，迎接决定1000头美国原种猪生死的检测大战。
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不眠之夜。当年近花甲的陕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检处米敬斌处长带领两名检疫官往返长途跋涉900余公里，连夜将采集的45头病种猪的鼻拭子样送到技术中心时，嗓子嘶哑得已说不出一句话来。
尽管已经筋疲力尽，但米敬斌仍守候在检测室门外，一夜没敢合眼。职责所系，这可能是他退休之前承担的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半年来，为了这1000头美国原种猪安然落户陕西，他跑了多少路，熬了多少夜，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连做梦都是满脑子的猪官司。”米敬斌脸上露出质朴憨厚的笑容：“能为老区人民办好这件大事，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4月29日清晨，当最后一份检测试样结果揭晓时，技术中心顿时一片欢腾：45份鼻拭子检测全部显示阴性！
米敬斌眼角挂满泪珠，默默地走了。两天两夜后，他又从隔离检疫场拿回了全部原种猪的鼻拭子样品……
检疫专家交出了权威的检测诊断报告：引进美国原种猪绝大多数健康状况良好，没有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少数患病为一般性普通感冒，系长途运输疲劳、环境不适、水土不服等因素所致，除个别可能导致死亡外，多数会不治而愈。
一场危机迎刃而解。
6月3日。从陕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传来喜讯：该省首批从美国引进的1000头原种猪，顺利通过为期45天的隔离检疫。
★中墨航线的最后班机
4月30日清晨6时，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墨西哥航空公司AM098航班准时降落在指定的远机位。
“检疫小组准备登机！”检疫现场地面总指挥、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金亦民发出指令。
旅检科科长、登机小组组长郭裕彬，率6名身着防护服的检疫官受命出征。
自甲型H1N1流感暴发以来，作为全国国际航班量最大的浦东国际机场成为国门防控阵地的重中之重。而更令人揪心的是，浦东国际机场还是中—墨航线的惟一起降空港。
AM098航班将是受甲型H1N1流感疫情影响停航的中—墨航线的最后一个航班。
郭裕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为了确保这个特殊航班检疫万无一失，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亲临上海现场督战，正在北京开会的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徐金记局长提前返沪排兵布阵。4月28日晚，参加完战前动员大会，郭裕彬连夜参与制定墨航班机检疫预案。
“长城局长、金记局长也没有休息，就在会议室等着会审我们的预案。”郭裕彬说。
确定检疫机位，挑选检疫小组人员，准备穿戴物品，研究登机后的步骤，商讨特殊情况处理办法……飞机上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了：从登机、填表、测温到发热/有症状病人的处置，包括旅客携带物品以及航空仓的消毒，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预案一次通过，郭裕彬被指定为登机小组组长。组员都是表现优异的年轻检疫官：王小东、周俊林、蒋屹、宋丹、张佩倩……
再过24小时，AM098航班就要飞抵浦东国际机场。郭裕彬和他的组员们白天熟悉预案，晚上合练模拟登机。一切准备就绪，已是30日凌晨2时了。
最后一小时准备，重新点验检疫备品：从2级防护服到测温工具，从单证表格到旅客备用口罩。此刻，细心的郭裕彬发现，为他们准备用具的同志也是一夜没睡。
AM098航班准时抵达。由现场指挥人员、检疫查验人员、流行病学调查和医学排查人员组成的“郭裕彬特别检疫小组”，开始履行国门卫士的神圣职责。
登上舷梯，打开舱门，郭裕彬首先向乘务长询问机上旅客状况，随即通过机上广播用中英双语告知全体乘客中国检疫官将依法采取的相关检疫措施，希望得到理解、支持与配合。广播毕，检疫官向机上乘务人员和旅客分发填写《入境健康申明卡》。与时同时，检疫小组分两组手持便携式测温仪依次对旅客和乘务人员逐个进行体温检测记录。
“总体来说比较顺利。”郭裕彬回忆，“乘务长报告机上旅客没有发热、咳嗽等异常情况。我们测温没有异常，医学观察也未见异常。”
紧张有序的1小时机上检疫工作全部完成。在报告地面总指挥金亦民副局长批准后，郭裕彬按照国际惯例，敲了敲紧闭的机舱门，做了一个允许旅客下机入境手势。
176名旅客和13名机组人员鱼贯走出机舱。在飞机舷梯口设置的检疫查验台前，4名检疫官逐一查验收缴《入境健康申明卡》。
这是甲型H1N1流感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检疫当局处置的第一个来自墨西哥疫区的特殊航班。如果没有随后引起全球瞩目的发生在香港的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郭裕彬小组乃至中国政府防控检疫措施的科学、严谨与细致程度，恐怕还不为外界所称道。
5月1日晚，香港特首曾荫权宣布：香港发现第一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患者为墨西哥人，4月30日下午由墨西哥经上海搭乘东方航空(5.65,0.02,0.36%)公司航班抵达香港，当晚出现发烧等症状，5月1日晚被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病例。
是晚19时。质检总局电令上海局将转机香港的3名旅客《入境健康申明卡》及相关检疫信息立即上报。5分钟后，上海局即按要求将全部情况传真至质检总局卫生司，并要求上海机场(14.26,0.16,1.13%)局将与此3人同机前3排后3排座位旅客的信息资料连夜通告了上海市卫生局。
不日，透过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亿万普通观众目睹了被港方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在浦东国际机场通关检疫的实况录像：墨西哥人，男，1983年12月7日出生，护照号码：C01744133，《入境健康申明卡》未申报异常健康状况，机上便携式测温仪与通道红外自动测温仪体温测试均显示为36.8℃。
“这是铁证！”央视某著名节目主持人由衷感叹：“这些实况画面资料证实，香港第一例输入性病例在浦东机场转机期间仍处于甲流潜伏期，充分证明检疫部门没有误检漏报。”
但这是一记警钟，长鸣在每一位值守国门的共和国检疫官脑海：面对长达一周潜伏期的甲型H1N1流感，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懈怠和一丝一毫的大意！
郭裕彬处险不惊，临危不乱，沉着冷静地履行着自己的特殊使命：
5月5日下午1时10分，接运墨西哥公民的墨航专机AM1992号飞抵上海，郭裕彬奉命登机完成检疫任务；
5月6日下午4时，搭载98名中国公民的南航CZ999专机从墨西哥飞抵上海，还是郭裕彬率领他的检疫小组第一个登上飞机。
郭裕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检疫官，因出色完成3个来自墨西哥疫区特殊航班的检疫任务，成为境内外传媒竞相追逐的新闻人物。
6月12日上午。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旅检科党支部召开火线党员大会，批准郭裕彬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5月12日下午3时，广州南沙港客运码头，口岸检疫人员正在对入境旅客进行健康查验。施昌学摄
★口岸零记录打破了
5月15日下午6时36分，香港九龙开往广州的T810次列车准点进站，近千名旅客陆续下车进入入境查验大厅，在检疫人员的导引下依次接受体温查验。
广州天河口岸作为内地主要的粤港口岸之一，每天有12对直通列车、近8000名旅客出入境。自甲型H1N1流感暴发、特别是香港出现输入性病例以来，这里也成了防控主战场。
按照广东局李延辉局长提出的确保防控工作发动、组织机构、人员装备、现场查验标准和内容、现场领导带班值班“五个到位”的要求，天河局除平时的旅检人员外，所有行政、后勤人员支援旅检一线。
“36.8，36.5，36.0……”红外测温仪上所显示的温度数字来回变换，在检疫查验9号通道值班的刘亦庸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生怕错漏了一丝一毫的信息。
口岸防控战打响以来，刘亦庸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尽管身心俱疲，甚至有些头晕眼花，但他不敢有丝毫松懈，因为他知道，哪怕是一秒钟的疏忽，都有可能酿成大祸。
他不会忘记，4月25日一大早天河局局长甄宇江紧急动员那严峻的神情和20多天带着痛风疾患坚守岗位的身影；他不会忘记，全局同志从上到下排除万难超负荷日夜运转的高度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深信，在天河车站这个小小的口岸，质检人已经组成的一道阻击疫情的坚固防线。
19时04分，测温仪上突然闪现出“37.4℃”的异常体温数,让刘亦庸不禁打了一个冷颤，下意识地用目光锁定体温偏高的目标旅客，让其在红外测温仪下重测了两次，结果都是37.4℃。同班的康伟、范文等人随即将该旅客引导至医学排查室。
37.5℃,一般被认为是人体正常体温值，而在运用红外测温仪测温的时候，除了距离的关系，还受到空气以及环境的影响，如果机报体温值达到或接近于37.5℃，都会被认为是体温偏高，需要重新检测和排查。
尽管环球风声鹤唳,国门戒备森严,中国境内也已发现3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但截至目前，口岸检疫还没有检获一例确诊患者。刘亦庸梦想创造奇迹，但并不奢望特殊机运的青睐。他忠诚恪守着一个职业检疫官的天职，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挺立在国门第一岗。
在医学排查室，检疫人员的排查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医师李玉娟、王珊使用水银温度计对该旅客进行腋下体温复测，同时对其进行了医学询问和流行病学调查。
水银温度计测温结果显示：该旅客的腋温为37.7℃，体温偏高确定无疑。
经医学询问得知，该名男性旅客为中国籍广州人，此次是从加拿大、美国旅游回国。其自述行程：4月21日乘车从广州至香港，4月22日乘飞机从香港到达加拿大，5月2日从加拿大到达美国，5月2日至9日在美国乘邮轮旅游，5月9日上岸后在美国停留至12日，美国当地时间5月12日下午14时25分由西雅图乘大韩航空K1020班机经韩国首尔转K1607次航班至香港，5月15日在香港乘出租车到九龙车站，于16时35分乘T810次列车返抵广州。
经现场医护人员耐心劝导，杨先生详细说明了在《健康申明卡》上没有申报的健康异常状况：5月14日开始咽痛，以为是因食用煎炸等食物引起，已自行服用药物，没有其他不适；在国外及香港居留途中，未与发热或有急性呼吸道症状人员密切接触。
检疫人员根据其旅行史、有发热和急性呼吸道症状，初步判断该旅客不能排除甲型H1N1流感嫌疑，告知其需要送院作进一步观察确诊。旅检科当班副科长李玉娟请示天河局主管副局长区国瑜，区国瑜当即指示：“按照预案要求，速送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20时20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救护车到达，检疫人员对接诊医生介绍了情况，并办理移交手续。
20时40分，检疫人员将该名旅客情况及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按规定上报广州局，同时将同车厢其他旅客及乘务员的资料录入电脑后交地方卫生部门处置。
20天来，刘亦庸和他的战友们处置的类似案例已经数以千计，每一例都一丝不苟地履行相同的作业程序。与其他疑似个案相比，眼下这名旅客的被发现与送院留观处置过程，并没在刘亦庸和他的战友们脑海中留下特别的印记，引起特别的关注。
5月19日，卫生部正式通报传到广东检验检疫局：“广东省口岸发现的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被确诊，这是我国内地第4例、广东省首例输入性确诊病例。”
质检总局当天发布消息：广州天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现一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打破了我国口岸防控零的纪录。
刘亦庸为中国检疫书写了辉煌。但当面对记者，他却羞涩得头都抬不起来：“只要是一名检疫官，谁当这班岗都会尽这份责任。”
★事已逾三，还能“潜伏”过关吗？
5月21日19时10分，国航CA982航班从纽约飞抵首都国际机场。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齐京安站在T3航站楼的通道入口，仔细观察着红外测温仪。他的队伍已经全部就位，11个检疫台静静地伫立在通道出口。再过一会儿，这里就会排起一队队长龙，来自五洲四海的旅客会迅速把旅检大厅填满。
“我的办公室在机场。”从4月底开始，齐京安天天泡在首都机场：“我已经把所有岗位都走遍了,每一个环节都亲自操控最少一次，为的就是发现问题。”
他一直在思考：这次疫情有什么特点，检验检疫机构怎么应对？与SARS不同，甲型H1N1流感主要流行在国门之外，总局要求“从严、从紧、从细”，口岸必须把好国门第一关。
“我们这次将最主要的力量投放在了检查健康申明卡上。”齐京安说。北京局的健康申明卡的真实有效性达到了90%以上，给追踪密切接触者带来极大便利。
但是，审核严格意味着工作量的倍增。“过去仅仅是收单子，现在还要拿本人的护照核对。”疫区和非疫区的人员分道通过，既要严控，又要照顾到通关速度，否则旅客积压。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齐京安很是费了一番脑筋。
没有先例可循，只能不断摸索调整。北京机场局的防控流程几乎每天都在更改，有时甚至一天调整过两次流程，打印下发执行的就有十几个版本。
旅客缓缓进入旅检大厅。从北京局机关抽调至首都机场口岸支援的苏海龙目不转睛地认真核对旅客健康申明卡。
一张，两张……突然，他发现一张卡上申报的症状赫然勾选了“咳嗽”一项。几乎是条件反射，他将这名60多岁的老人领到了通道旁的负压隔离室，交给复测人员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齐京安胸中“憋着一大口气”。5月14日，国内首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出现后，他顿觉压力倍增。毕竟，这第一例是从北京机场飞到成都的，你北京没抓着，在成都发病了。
尽管齐京安接受记者采访时信誓旦旦：“凡是有症状的，我们肯定能抓到。”然而，“巧就巧在包××（第一例确诊者）那时还在潜伏期，完全没有症状”。
提起从首都机场溜走的第一例，齐京安心有不甘。
普通老百姓起初并不明白“潜伏期”这一概念。包××被确诊后，舆论把首都机场检验检疫部门推向了风口浪尖。
一个小时之后，在通道截留至负压隔离室的美籍华人被作为疑似病例转送地坛医院。与此同时，北京市检验检疫局向卫生部门通报情况，并移交了CA982航班全部入境旅客《健康申明卡》信息资料。
“觉得窝囊！”与齐京安相比，一例又一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从眼皮底下“潜伏”溜走，首都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杨杰更似心口压上了一副沉重的大磨盘，憋闷得喘不过气来。
虽然专家都称“一个也不放过是不可能的”，但是杨杰认为，“老百姓要求你堵得住，连我儿子都说，你就应该抓住”。
客观有风险，主观也不能保证。有些旅客出现发烧症状，先吃了退烧药再乘飞机。过关的时候体温正常，回到家感觉不适才去就医。更有甚者，福建早前确诊的一例患者明知自己发烧，但因不想在北京被隔离，提前吃退烧药控制住了体温，回到福建才主动申报就医。
这是从首都机场“潜伏”过关的第二例。
俗话说：“事不过三。”然而国内第三例、北京市第一例输入性病例，仍然是走出首都机场两天后才发病的。
5月16日，国务院再次召开常务会议，明确口岸检验检疫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我逐字逐句地研究中央防控工作的新指示，”杨杰说：“心里沉甸甸的。”
经常有熟人问：“国外输入的3例都是打你们这儿过的？”杨杰苦涩地笑笑，心里不是滋味：“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仪器也配备得很完善，但就是截不到、抓不住，你一句话也不能说。”
5月22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患者咽拭子标本检测暨复核结果显示，由首都机场局送医留观的美籍华人被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憋了半个月的一口气终于出来了。”齐京安第一时间出现在机场检疫现场，向一线指战员表示祝贺。
齐京安说，这个病例温度并不是很高，通道就给领到流调去了，旅检处长在决定送与不送的时候很坚定。这说明我们每一个岗位的工作都做到位了。他狠狠地表扬了一番这个集体，“心里越来越有底了”。
杨杰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说明，我们的防控措施是有效的。”
★轮也该轮到浦东了
5月23日傍晚时分。浦东机场候机大楼像平时一样，国际出发和国际到达区的公告栏上不停地滚动播放着检验检疫提示语；旅检通道旁，戴着口罩的检疫人员坐在医学咨询台后接听着电话。检验检疫的蛇形通道站满了人，不远处的登机口，旅客们正鱼贯而出，向通道涌来。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徐金记正在现场督战。口岸防控战役打响后，上海局在浦东国际机场设立了防控指挥部，徐金记局长亲自担任总指挥，并始终坚守在机场一线，基本上就没回过家。
从5月初开始，全球疫情重点国家和地区由11个迅速扩增至21个，机场入境检疫实行100%登机查验，不足百名员工的上海机场局顿时陷入前所未有的忙碌状态。
18时刚过，旅检科办公室值班员陈舒筠接获航空公司报告：澳大利亚墨尔本归来的国航CA178航班上发现发热病人。
18时33分，CA178航班抵达上海。指挥部决定除了6人的登机检疫小组之外，增派一组5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小组上机配合检疫。
旅检科的郭晓东刚完成一架国际航班的检疫任务，还没来得及吃口饭，就再次带队登机。上机后，郭晓东分别向乘务长和先期登机的检疫小组询问发热病人情况，确认已发现5名体温异常的发热病人。
郭晓东吃了一惊。他马上安排流调人员对发热病人进行复测，结果显示，4人体温超过了37.5℃，1人体温为37.3℃。
郭晓东当机立断，安排流行病学小组对这5名发热病人展开现场调查；下令检疫小组分两组对旅客和乘务人员逐一进行体温检测；其余检疫人员则核验旅客健康申明卡。
流调结果显示，体温最高的温姓旅客，伴有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而且自述5月22日在墨尔本与一名有流感症状的病人同处一室。
徐金记任总指挥的防控指挥部实时发出指令：将体温超过37.5℃的3名旅客，迅速转送至医院进行隔离；与这3名旅客座位相邻的前三排后三排密切接触者，转送到酒店集中进行医学观察；另一名体温37.3℃的旅客，则转送机场急救中心进行医学观察。
21时50分，消毒检疫人员开始对飞机进行检疫消毒处理。
第二天，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部先后发出通报，由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发现的舒姓旅客已高度疑似甲型H1N1流感病毒感染者。
5月25日，卫生部通报，舒××为我国内地第11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这是自疫情暴发以来，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转送的发热病人中，首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
徐金记很欣慰，整整一个月的努力终于看到了成果。一个月来，上海机场局共完成了4210个入境航班、42万多名入境人员的检验，留验了523名来自或到过重点疫区的入境人员。
他还记得，刚实行登机检疫时，由于各部门衔接不很到位，协调工作量陡增。但是旅客不知情，等待久了就有情绪，现场稳控工作压力巨大。
“不知道处理过多少次这方面的事情了。”徐金记局长说，外籍乘客要求提供特别检疫的法律文件或证明，个别中国乘客动辄破口大骂。非常时期，检疫官们只能息事宁人，默默地忍耐。
一次，一架美国航班降落，登机组上机检疫，测温查到有发热病人。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有60多人，外国人和中国人各占一半。密切接触者就是不下飞机，登机组的6名检疫官控制不住了，地面指挥员下令再上一组。密接者仿佛商量好了，还是不下飞机。地面指挥员一咬牙，再派一组上机！18个人在机上，局面仍然无法控制。地面指挥员只好亲自登机。4个小时过去，60多位密接者总算松口同意下机。但航空公司派出的大巴车却迟迟不见踪影。旅客又哄闹起来，检疫小组只得继续抚慰。
“虽然有这么多压力，检疫将士们都扛过来了。”徐金记局长疲惫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上海局在口岸上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虽然这一天来得晚了点，但令我们备感自豪和欣慰的是，截至6月下旬，上海地区已发现的80多个输入性病例，由检验检疫部门从口岸直接截获的占到了58%以上。”
而更令徐金记骄傲和自豪的是，在国门百日阻击大战中，上海局创造了转送有症状旅客最多、查出输入性确诊病例最多的全国记录。
★罗湖口岸检获兄妹俩
5月29日，卫生部通报，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口岸发现并转送的两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被诊断为确诊病例，这也是广东省的第4和第5例确诊病例。
这两例患者是深圳检验检疫局在罗湖口岸同时发现的。
“罗湖口岸是我国具有百年历史、亚洲客流量最大的旅检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25万多人次，高峰期达到40多万人次。”罗湖局副局长郭仁震告诉记者，“‘百年罗湖’是历史的见证，当年郭沫若、茅盾，还有许多的左翼作家都是从香港通过罗湖桥入境的。”
这一次，百年罗湖桥所关注的不是有多少著名人士从这里入境，而是质检人用忠诚与热血织就的一张防控大网，确保口岸防控万无一失。
“我们构筑了四道防线。”郭仁震向记者介绍罗湖口岸的这张密不透风的防控“大网”：“第一道防线是查验健康申报卡；第二道防线是红外测温仪；第三道防线是专门针对来自重点疫区人员设置的“特别查验区”，第四道防线是负压隔离室（医学排查室）。”
5月27日20时，虽已进入夜间，罗湖口岸一如既往人流如织，入境旅客在罗湖桥上的8个健康申报通道川流不息。
在“特别查验区”，一对青年男女略显异样的神情引起了卫生检疫员李婉蓉的警觉。虽然红外机测体温显示正常，但她仍然毫不犹豫地面带笑容示意二人出示健康申明卡和护照，接受核查。两人均申明无发热、咽痛、咳嗽等不适症状。
没有任何体表症状，依规必须放行。但具备医学专业背景的李婉蓉却笃信自己的直觉：这对青年男女表征异于常人。她的脸上再次展露出诚挚的笑靥，引导两人进行初步检疫查验并作医学询查，发现女性患者面色明显潮红，神情倦怠。再对其进行腋下体温复测，女性患者体温为37.4℃，男性患者为36.5℃，仍属于正常范围。
在检疫人员耐心询问下，两个人讲述了他们此前的旅行经历。原来，男青年22岁，女青年21岁，两人系兄妹关系，均为美籍华人，来华探亲和旅游。两人于5月19日自美国新泽西飞抵香港机场。当天经皇岗口岸首次入境时，红外体温检测未发现体温异常。检疫人员收验二人的入境健康申明卡，均申报过去一周曾去过纽约、台北和香港等地，但并未与流感患者密切接触。尽管如此，谨慎的检疫人员还是发放了《健康告知书》，特别叮嘱他们入境后如有流感症状或其他不适情状，及时就诊并向医生说明旅行史。从5月19日至26日，两人入境后一直居住在东莞亲戚家。27日上午，两人经罗湖口岸前往香港旅游，晚上从罗湖口岸再度入境欲返回东莞。
知晓这段旅行经历后，检疫人员更加不敢大意，随即将两人引导至负压隔离室做进一步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医学排查。在留验调查过程中，再次复测体温。结果女青年的体温升至38.6℃，男青年的体温升至37.6℃，呈现明显的发热症状；进一步仔细观测还发现，两人均有咽部充血症状。
初步判断，两人有甲型H1N1流感嫌疑，决定将其双双转交地方卫生部门进行隔离诊治。
“在行色匆匆的茫茫人海中，要想发现流感患者，无异于大海捞针。”郭仁震领着记者穿行在人海中，来到罗湖桥头的8条检疫通道前：“在这里别说执行特殊旅检任务，就是站上一个小时都会胸闷气短。”
眼中布满血丝、嗓音嘶哑的郭仁震手指身旁忙碌着的20多位检疫官，满含爱怜与深情：“我们的同志每天都要在这种异常恶劣的环境中超负荷检疫8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无论是审验收集整理健康申明卡，还是观察记录红外测温仪数据，一天下来就要检疫数十万人次。”
人是需要精神的。5月初，罗湖局曾紧急面向社会高薪招募100名临时卫生检疫员。“还没培训完就跑了一半，上岗不到一天又跑掉一半，真正留下来的所剩无几。”郭仁震无奈苦笑。
“曾有记者采访时问我：这样下去你们能硬撑多久？我的回答是，只要疫情警报一天不解除，需要我们撑多久我们就撑多久！”扎根深圳口岸检疫18载的郭仁震，尽显山东汉子特有的豪气：“你知道防控战役打响以来我们口岸最时髦的三个流行词吗？‘熊猫眼、复读机、晾衣杆’——这就是新一代检疫官的风采：既有忠诚报国的高智商，又不失开朗达观的高情商！”
5月29日，卫生部发布通报：经深圳市疾控中心的样本检测和广东省专家组会诊，经罗湖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口岸发现转送的美籍华裔兄妹被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记者第一时间致电郭仁震表示祝贺，这位刚毅爽朗的山东大汉再也抑制不住难以轻弹的男儿泪，几度哽咽失声……
首都机场Ｔ3航站楼入境旅客通道，11个疫检查验台一字排开，旅客通关快捷有序。李长春 摄
★机场局长突发脑梗塞
“你若不想再住院，就老老实实呆在病床上！”林大夫略有些生气地训导朱伟祖。
5月25日，朱伟祖第二次向林大夫提出出院的请求。此时他躺在病床上刚满10天。
在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当了8年多的局长，朱伟祖从来没觉得这么累过。疫情来得急，上海局4月25日就进入了防控状态。他把此后的一个星期称之为“准备阶段”。
“这个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压力最大的。”朱伟祖说。
作为国内第一大国际空港的出入境检疫官，朱伟祖觉得自己肩头沉甸甸的。浦东国际机场日均国际航班入境量超过200架次，日入境旅客逾4万人次，比首都国际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9.03,0.09,1.01%)的总和还要多，被誉为“空中第一国门”。
更为重要的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进入倒计时，距开幕已不足一年；而朱伟祖自己，也已进入花甲之年，满打满算在位的时日只有300来天。既要关照上海世博会这个大局，更要画圆个人职业生涯这个句号，朱伟祖感觉自己这辈子还从没遇到如此大的挑战和压力。38年的检疫人生，他仅受派出国执行重大专项检疫任务就不下4次，次次都不负重托。改革开放后的十年间，为了适应质检事业的发展，他先后四进大学校门，以超人的毅力拿回3个学历文凭。一本由国家质检总局在全系统推广使用的《口岸英语》教材，朱伟祖乃主编之一。
“朱局是个亲和力很强的专家型领导。”手下人如此评价朱伟祖：“遇事总是亲历亲为，从不叫个难字。”
但此次防控甲型H1N1流感却让朱伟祖犯了难：面对超过200个架次的国际航班日流量，要对来自疫区的旅客全部实行登机检疫，对于上海机场局而言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体制编制的尴尬。同驻浦东国际机场的海关、边检等机构早已定编为“副局级”，而管辖虹桥、浦东两大机场的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仍为“正处级”。正处也好，副局也罢，再过300多天行将退休的朱伟祖看得很淡，但这半格升不上去，人员编制缺口就无法解决。
“中央一声令下，质检人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朱伟祖坦言，在防控“准备阶段”，他处心积虑的最大难题，就是一个字：人！
其实，对于朱伟祖而言，防控集结号刚吹响，面对的就是进出墨西哥疫区的3个航班的检疫战。这3个特殊航班的入境检疫，牵动着全国亿万公众的神经，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为此，质检总局蒲长城、刘平均两位副局长先后专程赴沪督战，上海市韩正市长亲自主持召开协调会议。
朱伟祖不负众望，率领手下有限的兵力出色完成了任务。
五一假期尚未结束，浦东国际机场防控检疫战役转入“第二阶段”：对来自重点疫区的国际航班实施登机检疫。一夜之间，虽然兵力不足的难题在上海市政府的大力协调下迎刃而解，但战前培训、编组定岗、现场指挥、物质调配、后勤保障等等数不清的急务，仍令朱伟祖分身乏术，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
“即使倒下，也要往前扑！”这是质检总局蒲长城副局长在上海做战前动员时，留给朱伟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从4月25日到5月14日的整整20天时间里，他每天都得忙活到凌晨二三点钟以后方能在办公室打个盹儿。从军医大学转业的机场局办公室副主任卢勤劝他：“年龄不饶人，这样下去您会累垮的。”他很自信，哈哈一乐：“别的牛不敢吹，我这辈子还从没花过一分钱的住院费！”
5月15日，浦东国际机场防控战役转进“第三阶段”：对所有进港国际航班实施登机检疫。同日，质检总局从直属机构和各地方局选派的首批150名援沪大军全部就位。
朱伟祖预感到这一天将非同寻常。早晨6点钟起床，7时30分就位，参加徐金记局长主持的指挥部工作协调会。
卢勤走进会议室，两眼注视着自己的顶头上司，心头顿时一惊：面容疲惫，神情萎靡，与平时判若两人。不一会儿听他发言，吐字也不是太清，有点“大舌头”。
会不会是脑梗？医学专业出身的卢勤更加仔细地观察朱伟祖：嘴角还看不出歪斜的症状，喝水也没有外漏。
卢勤不敢大意，决定随护在朱伟祖身旁，密切关注他的体征状态。临近中午，他发现局长的脸型出现明显病变，嘴角发生歪斜。
高度疑似脑梗！为了避免朱伟祖受到过分惊吓，卢勤试探着问道：“局长，您有没有感觉身体不舒服？”
朱伟祖回答：“还可以吧。就是感觉挺疲劳，手有点麻。”
“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
“脚麻不麻？”
朱伟祖双脚在地面踩了踩：“左脚好像也有点麻。”
卢勤顺势劝导：“局长，您身体可能出了点问题，我陪您赶紧到医院看一下。”
“没关系，可能是太累了。”言毕，朱伟祖随即陪同徐金记局长一行，前往机场宾馆看望援沪防疫人员。
下午4时许，看望结束。朱伟祖刚一上车，卢勤就请求他速到医院看病。朱伟祖仍以晚上的招待活动不能缺席为由婉拒，卢勤急了：“您嘴都歪了，再不去医院就麻烦了！”
直到此刻，朱伟祖才略感问题的严重性。一边打电话向徐金记局长告假，一边随卢勤向瑞金医院疾驰。
在此之前，卢勤已经致电在瑞金医院的老师和同学，通报了朱伟祖的病症，商定了急诊程序。5时30分，朱伟祖一到医院，就被径直送进脑血管造影室。
造影结果出来了：右侧脑血管梗塞，确诊脑血栓。
朱伟祖惊惧不已：“医生扶着我进病房，一坐下来腿就软了。”
“不幸中的万幸。”林大夫安慰他：“血栓刚形成，还是软的，治好了应该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卢勤也有点后怕：“如果不强行把他送到医院，由着他继续硬撑半天，晚上在办公室再折腾一夜，后果将不堪设想。”
老朱在医院静静地躺了4天。
“病情稍有缓解，他就在医院呆不住了，吵吵着要出院。”卢勤无奈地说。
林大夫不理他这个茬：“不住满半个月，谁也不敢让你出院。”
5月28日，质检总局局长王勇亲临上海空港视察，看望慰问防控一线检疫干部职工，高度赞扬上海在甲型H1N1流感防控战役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是质检系统的一面旗帜”。临别前，王勇特意嘱托上海局徐金记局长，向病中的朱伟祖表示问候。
朱伟祖闻讯，再也躺不住了，当天就坚决要求出院。林大夫无奈，但叮嘱他：“出院后必须在家继续休养一个月。”
朱伟祖再次违背医嘱，一出院就直奔浦东国际机场……
★航检科长倒在了检疫大厅
5月5日，墨西哥来华接运本国公民的包机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场检验检疫局航检科科长陈太铨全神贯注，做着检疫前的最后准备。
接送27名墨西哥旅客的大巴缓缓开进停机坪，检验检疫小组准备登车。突然，墨西哥驻广州领事馆领事要求，为避免引起墨西哥旅客的过度恐慌，希望中国检疫官登车测温检疫时最好不穿防护服。
放弃一名检疫官应有的自我防护权去做疫检？这样的要求苛刻得近乎无理！但疫情特殊，事涉敏感，陈太铨挺身而出，大喊一声“我上”，便拿起便携式红外测温仪，戴上口罩、手套登上了载客大巴。
半个小时过后。陈太铨大汗淋漓走下大巴车，向值班局长报告：“27名旅客体温检测完毕，全部正常。”
自防控战役打响以来，陈太铨连续10天日以继夜通宵忙碌，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5月6日，陈太铨本该补休，可他放不下千头万绪的防控工作，仍然拖着疲惫之身来到了机场。中午，正看着文件的陈太铨突然感到头晕目眩，他敏感地意识到，血压又升高了。前来报告工作的同事见他脸色苍白、神情恍惚，急忙劝阻他中止手头事务，到医院检查身体。“没大碍，老毛病又犯了。”陈太铨故作轻松地一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5月7日，陈太铨依然没有休息。
5月8日。陈太铨一大早就出现在旅检大厅。然而，这一天他终于没能坚持到底。持续超负荷、高强度的工作，使通过药物力控制的血压突破了正常的标值，终于将他击倒在前往检疫现场的通道上。
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呼啸而至。这次紧急转送就医的不是发热旅客，而是指挥检疫的航检科长陈太铨！
5月11日，记者意欲前往医院探望采访陈太铨，被陈太铨婉拒。“我的同事们日夜奋战在第一线，我却躺在医院里干着急。”陈太铨情真意切：“在机场检疫现场，你们会听到比一个病人更多的生动感人的精彩故事。”
“陈科长累倒后，我们都想去医院慰问他。”旅检科长吴惠明告诉记者：“老陈却托人带信嘱咐大家，不要为看他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一定要保重身体，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吴惠明与陈太铨，一个管旅检，一个抓航检，工作上分工不分家，平时配合十分默契。陈太铨一倒下，吴惠明更是忙得首尾难顾，四脚朝天。小孩出生还不到两个月，他只能凌晨3时左右回到家替换妻子短短一个小时。即便如此，还不是每天都能做到。
“疫情流行开来，机场局工作量猛增。”吴惠明说，“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休假，还是拉不开栓。”
在白云机场局现场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圆桌后的两个长沙发上都放着简易行李。现在这里成为了检疫官们的临时“卧室”，会议室的桌椅沙发晚上就变成了床铺。女同志睡觉还锁一下门，男同志就“不管不顾”了。洗浴室很简陋，且只有一个，男女轮流排队使用。吃饭更是简单：一个盒饭，一碗汤。就这样，忙起来了还根本顾不上，经常是中午补早餐，夜半吃晚饭。
5月初的一天晚上，吴惠明正在旅检通道上巡查，突然听到红外测温仪的报警声。他循声而来，发现值班的副科长李伟东拦下了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手里牵着3个小孩的黑人女性。测温仪显示她的体温达到了39.9℃。李伟东正劝说这位黑人妈妈去医院。
黑人妈妈是苏丹人，英语不太好，中文不会讲。但是态度非常坚决，就是不去医院。
“当时判断她从非疫区来，非洲人体温本身就相对偏高，也没有其他流感的症状，再加上救护车一个小时之后才能来，4个小孩在现场又哭又闹，非常难办。”考虑到旅客自身的情况，李伟东决定放她入境。但是，要她签一个保函，保证第二天去医院。
黑人妈妈满意地走了。吴惠明和李伟东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信息上报之后，第二天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李延辉局长给李伟东打来电话。
“这么高的体温为什么放行？”李延辉劈头盖脸一顿猛批，李伟东不敢吭气，只能听着。
“写个检查，把病人追回来！”李延辉局长命令道。
李伟东立即给旅客打电话询问治疗情况，不料黑人妈妈不耐烦地说，自己吃了退烧药，不用去医院了。
签的保函不管用，李伟东着急了。他决定直接上门，把黑人妈妈“押”到医院去。
吴惠明也跟去了。他们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找到旅客健康申明卡填报的小区时，已经是晚上了。
按图索号，李伟东敲开了一扇门。主人睡眼惺忪地开开门，看见门口站着三个穿制服的检疫官，顿时糊涂了。
李伟东也傻了眼，他没想到旅客填报的门牌号码是错的。
3个人在小区里一通好找，终于在深夜11点敲开了黑人妈妈的房门。
门开了，黑人妈妈惊讶地睁大眼睛，说不出话来。吴惠明和李伟东趁热打铁，一边劝她，一边劝她的老公。黑人妈妈的态度终于有所缓和，同意去医院了。
事不宜迟。吴惠明和李伟东马上开车送她去了传染病医院。凌晨2点，化验结果出来了，黑人妈妈没有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
李伟东当即致电李延辉局长报告结果。
“什么叫‘从严、从紧、从细’？”吴惠明感慨地说，“从李延辉局长下令追踪黑人妈妈这一个案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
6月中旬，时隔一个月记者再次电话探询陈太铨科长的病情。广州机场局办公室主任王秀军告知：他动了手术，还在医院里。
在国门口岸防控第一线，女检疫官撑起了“半边天”。李长春 摄
★汪涛现象
“汪处要是急了，那就是真急了。”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齐京安局长如此向我们推介首都机场局旅检处处长汪涛。
“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脾气，动不动就想发火。”汪涛腼腆地笑笑：“可能是压力太大的缘故吧。”
汪涛声音柔柔的，语气缓缓的，给人一种宁静温馨的美感。此刻，记者很难想象她发脾气的样子。
1989年，汪涛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分到首都机场检疫局。20年来，从货检、航检到旅检，她全都经历了一遍。
“最难的还是旅检”。汪涛说。
与货检和航检不同，旅检针对的是具体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操作起来难度更大，要求也更加严格。在人流如织的首都机场，要完成总局“从严、从紧、从细”的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目标，对于今年刚刚转任旅检处长的汪涛而言，压力之大确实超乎想象。
防控战役一打响，汪涛就像一个被鞭打的陀螺，日夜不停地高速旋转起来。
“在首都机场局，汪涛是最累的。”首都机场局局长杨杰说。
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国际航班旅检通道，记者见到了汪涛：眼圈乌青，眼珠充血，两腮腊黄，嗓音嘶哑，神情疲惫。
“从4月25日到5月10日，半个月之内瘦了15斤。”汪涛自我调侃：“减肥的效果出来了。”
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汪涛气质高雅，性格温柔。在机场局乃至整个北京局上上下下，汪涛一向以脾气好著称。
但是疫情来了之后，汪涛的脾气陡然变大了。
“也许是我太着急了。”汪涛说。疫情来得紧急，防控措施不断调整、充实，上午刚刚颁布方案程序，到了下午可能就改进变化了，这样到了现场执行层面，难免引起短时的混乱。
“比如体温检测。”汪涛说，“以前红外测温仪一报警，我们就会让旅客退回去再测一次。后来因为增加了复测程序，即使发出报警旅客也不必退回去重测，以免警讯记录与复测数据不一致。新规实施后，我强调了多次，在现场也不断地提醒叮嘱，但还是有人一听到报警就条件反射般让旅客退回去重新检测。”
汪涛当场就拉下脸子，发了一通脾气。
然而，没过两天，北京局一位领导从局机关视频监控室把电话打到现场，告诉她红外测温台有脱岗现象，要求火速查明原因并如实上报。
首都机场局的现场防控检疫情况，从北京市局到质检总局，都能通过视频画面实时监控，有关信息数据根本不用报告就能直接获取。
“接到电话我头都大了。”汪涛告诉记者，她当即查明了情况，原来是红外测温发现一名发烧旅客，值班员监护其进行复测，前后不过两三分钟的瞬间。尽管如此，这仍属于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执行规程就这么难吗？”汪涛大发雷霆，开会点名批评红外测温岗的员工：“你们守卫的是国门第一岗，每一个检测数据都必须向人民负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旅检防控工作要求非常严细。”汪涛举例说，通道光每天收集的健康申明卡都是上万份，不仅每个航班的人数卡单要对上，而且信息还得全面、真实、准确，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因为一旦从中发现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患者，医疗卫生部门全凭这些扫描上传的信息资料追踪亲密接触者，所以哪一项没有填、哪一点填得不规范，甚至连印章盖得地方不对，都会挨批。
汪涛用“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形容自己的心态。防控战役打响的头一个月中，她没有晚上11点之前回过家，更没有休过一个星期天。“成天盯在现场还不断出情况，呆在家里就更不放心。”汪涛说。
整整一个月间，汪涛没与读高二的女儿见过几次面。老师打电话通告她：孩子的学习成绩近期明显下降了。汪涛询问女儿原因，女儿回敬一句：“你还有时间管我吗？”
汪涛无语。几天后，女儿哭着从家里打来电话：“妈妈，我发高烧，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一连两天，她都未能抽出身来陪女儿上趟医院，而只能通过电话叮嘱女儿按时服药和服什么药。
何止是管不了女儿，父母亲加上婆婆，家里三个动过癌症手术的病人，她同样无力照顾！
“一心挂不了两头。”汪涛露出那经典式的温婉笑容：“好在家人都很理解支持。”
★德籍船长伸出了大拇指
茫茫夜海上，要从一艘小小的摩托快艇攀爬软梯，悬空登上一艘航行中的万吨级货轮，即令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并非易事，更何况柔弱女子！
5月6日午夜零时30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航行，广州南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检科科长闫清丽和她的5名同事乘坐的快艇终于靠在了航渡中的加拿大籍“中海纽约”号货轮旁。
顾不得暖和一下被海风吹得冰凉的手脚，闫清丽仰头望了望足有3层楼高的集装箱货轮舷壁，果断下令登船检疫。
闫清丽站在颠簸的小艇上，瞅准涌浪平息的瞬间，双手牢牢抓住绳索登上软梯。一个大涌撞向舷壁，倒卷的浪花湿透单薄的短袖夏制服。海风袭来，闫清丽浑身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说不清是惊惧，还是寒冷，抑或兼而有之。
闫清丽确实有些胆怯，她不会游泳。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她鼓足勇气，一步三摇地向上奋力攀登。随着15个绳阶——闫清丽记得非常清楚——一个一个被她踩在脚下，一种从没有过的冒险刺激与征服快感油然而生。
闫清丽是第二个爬上货轮甲板的。高大威武的德籍船长和法籍大副已经站在舷梯旁迎候。闫清丽一下舷梯，他们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做梦也没有想到夜半登船检疫的指挥官，竟是一位干练端庄的东方女性！
“一般情况下，航渡检疫是不让女性上船的。”南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胡文海告诉记者。
航渡动态检疫，是刚刚挂牌成立的南沙局的创新之举。航渡动态检疫，要求检验检疫人员在被检船舶到港前一个小时左右登船实施检疫。检疫通过，被检船舶则可直接进港停泊；检疫异常，则令其航行至指定锚地另行处置。此举确保了船方的生产周期，避免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受到地方政府、港方与船主的高度赞许。
5月5日上午，闫清丽接获南沙港务局通报：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中海纽约”号6万吨级集装箱货轮，途经美国、韩国等多个疫区国家，将于当晚23时30分驶抵南沙港区外海，计划于明早进港停泊作业。
“局长，我带队去吧。”闫清丽主动请缨。
“凭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绝对非闫清丽莫属。”胡文海毫不吝啬对自己熟悉的这位女干将的赞美之词。
拥有硕士研究生头衔的闫清丽，近六年来主持8项科研课题，发表论文专著20多篇（部），当选国家质检总局专家组成员，指导完成白云机场、南沙港两大“国际卫生机场（海港）”创建工程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考核验收，先后被评为广东省直机关、广东和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工作者和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她所领导的科室分别荣膺广东省和广州市“三八红旗集体”和“青年文明岗”称号。
但胡文海心有不忍：“除了性别因素，还因为她太劳累。”防控战役打响的开头10天里，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负责人，闫清丽每天睡眠平均不足4个小时，仅主持组织起草的防控操作规程和下发的指导协调性文件就多达10份。记者见到闫清丽时，她双眼仍然红肿得像一对小灯笼，双唇长出的潦泡还没有脱痂。
容不得胡文海犹豫，闫清丽撂下一句“我能行！”回头便展开了航渡动态检疫的全面部署。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闫清丽带领5名年轻检疫官顶风破浪，登上了加拿大籍万吨货轮。
闫清丽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向船长下达航渡动态检疫令。
“很理解中国政府的防疫措施。”法籍大副真诚而恭敬：“我们会积极配合的。”
在闫清丽的指挥下，检验检疫按程序紧张有序地展开：通报甲型H1N1流感疫情，发放相关宣传资料，审验健康申明卡，逐一检测24名船员体温，对船舶进行卫生监督检查……
“食品冷冻库发现70公斤染疫国家的猪肉。”监督检查小组成员突然向闫清丽报告。
“立即封存！”闫清丽果断下令：“按操作程序对船舶外环境、船员宿舍、生活垃圾进行卫生防疫处置。”
一个小时过去。全体船员体温检测和医学观察未见异常，动植物制品检疫及卫生防疫处理完毕。闫清丽向值班局长电话报告航渡动态检疫过程及结果后，当即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检验检疫入境证书，准许船舶进港靠泊作业。
OK！德籍船长兴奋地下令船员熄灭检疫信号灯，驾驭万吨巨轮缓缓向港区码头驶去。
闫清丽和她的同事们就要离船了。突然，她听到一句生硬的中文：“你们辛苦了！”蓦然回首，德国船长笑容可掬，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大学生志愿者抓紧登机检疫间隙打个盹儿。（上海局供图）
★这里没有博士，只有战士
“刚登机的时候，好几天过去我才抓到一个发热的，37.5℃，刚刚够线。”陈颖向记者讲述她的“临时检疫官”特殊经历：“不像有的同志，头天就‘中奖’，没几天便成了‘名捕’。”
陈颖，37岁，中国检科院首席专家、分子生物学博士后。
天生丽质的陈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许多。作为质检总局派出的第二批口岸检疫支援人员，6月1日中午刚到上海，次日就参加了5个国际航班的登机检疫战斗。
除了质检总局机关的带队领导，很少有人知道陈颖是博士后和首席专家。
“到了防控一线，就是普通战士！”陈颖告诉记者，检科院9名首席专家，40岁以下的有3位，这次都报名参加了支援重点口岸的防疫战斗。除陈颖外，另两位分别是卫检首席专家王静博士和动检首席专家林祥梅博士，也都是女同胞。
汇聚浦东国际机场的援军多达500人，分别来自全国质检系统和上海市的10条战线。于是，便有了“十个方面军”、“十路援军”的流行语。在北京、广州等地的重点口岸，同样闪现着多路援军的英姿。
外来援军大多被分配在登机检疫、通道检疫和医学流调的各个岗位上。仅登机检疫每天就编制24个小组，实行24小时值班制，即工作一昼夜轮休一昼夜。
陈颖所在的登机组为B组。全组6个人，分别来自6个不同的地区和单位，组长是一名河南洛阳籍的青年检疫官。
6月12日上午，刚完成一个国际航班的检疫，陈颖像往常一样，返回位于登机口的休息室等待下一个航班。说是休息室，其实只是有序摆放的几排椅子。陈颖挨着一个汗流满面的青年队员坐了下来，打算休息一会儿。
今天她已经登机检疫了2个航班。坐下不到5分钟，组长过来通知她，马上准备登机。
这是一个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搭载乘客200多人，机组报告未发现体温异常的旅客。
陈颖熟练穿好防护服，戴上防护眼罩和口罩，随登机小组出发。舱门开启，广播告知，审验健康申明卡，检测旅客体温，展开医学询查……一切都按程序操作，有条不紊。
突然，测温队员发现一名小旅客体温异常。
这是陈颖第二次在机上遇到发热病人。她拿着口温表复测两遍，温度均显示37.9℃，又经过腋下体温表检测，温度仍然较高。
组长决定，小旅客送医确诊，前三排后三排旅客隔离观察。
事发突然，加之小旅客不停哭闹，机舱内顿时乱作一团。有往外挤躲避的，也有挤进看究竟的。陈颖负责清点前三排后三排旅客人数，数了几遍才得出个准数：包括2名乘务员，一共48人。
直到下午5时多，才送完全部旅客。“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走出来，”陈颖感觉“两条腿沉得像灌了铅一样，双脚都没有了知觉。”
“生物钟完全是紊乱的，即使困累到了极致，也无法进入深度睡眠状态。”陈颖形容她的一天轮休生活：“醒着又似睡着，睡着又似醒着，永远处于似醒似眠之间。”
与绝大多数援军一样，陈颖从到达口岸那刻起，就再没踏出机场一步。与别人不一样的是，作为首席专家，她还必须与自己的科研团队保持紧密联系。几个重要大科研项目同时进行之中，需要她指导协调的工作太多了。“只能利用轮休的时间打电话、上网发邮件遥控指挥了。”陈颖说，前几天刚刚申请一个课题答辩，本该由她亲自答辩，不得已安排手下的研究人员代替了。
留学归国从事质检科学研究7年来，陈颖已荣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多项部级科技成果奖，但是作为检疫战士，亲历口岸防疫一线战斗还是第一次。
“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难得的职业体验，更是一次难忘的人生阅历。”陈颖为拥有这个可遇不可求的“第一次”而备感幸运和自豪。
★我们的名字叫“80后”
5月23日晚，张云鹏带领他的登机小组刚刚从一架航班上检疫下来，正准备吃晚饭。
调度员过来了：“由澳大利亚墨尔本飞来的CA178航班通报，机上有2名旅客体温异常，立即做好登机检疫准备。”
张云鹏闻令而行，打开的盒饭一口未动。
CA178慢慢滑向指定的远机位，张云鹏率领他的队伍登上舷梯，舱门打开了。令他吃惊的是，机上测温发现体温异常旅客5名，而不是先前通报的2名。
自8天前从湖北襄樊局赴沪参加浦东机场防控战以来，张云鹏还未一次发现过如此多的发热病人。这个82年出生的小伙子有点激动。他定了定神，及时向地面指挥员报告，请求流调组提前登机增援。
流调组组长郭晓东接到命令马上登机。
上海市第一例输入性H1N1流感患者，随即在国门第一道防控线上被发现、转送和确诊。
“我很幸运，”面对记者，张云鹏把快乐全部写在脸上：“上海口岸发现的头3例确诊病例，都是我带领的小组截获的。”
“在浦东机场，我还算小有名气。”张云鹏开心大笑。支援上海一个月，他截获的确诊病例最多，执行A方案（送病人到流调室）最多，执行B方案（确定前三排后三排密切接触者）最多。这3个之“最”使他享有了“四大名捕之首”的美誉。
一个月后，张云鹏离沪返鄂。此前一天，他已光荣入党。送行的战友们不失风趣与幽默：“江湖不再有传说。”
以张云鹏为代表的“80后”，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生力军，成为国门防疫阻击战役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派出的8名援沪检疫官，全部都是拥有大学本科或硕士研究生学历的“80后”。
荆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李青刚满25岁，是湖北援沪军中年龄最小的。5月2日，突发的腰痛令她坐立不安。同事将她送到医院，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医嘱必须卧床静养。然而回到单位她便接到了支援口岸防疫的紧急命令。
“同事也问过我要不要跟局长报告病情，但我觉得这是件很光荣的事，便咬咬牙来了。”
李青跟张云鹏分在同一个登机小组，发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的那天，她在前三排后三排密切接触者身边整整站立了6个小时。
“要说腰不痛那是假的，要说心里不焦躁也是假的。但是必须拼命挺住，丝毫不能在旅客面前表现出来。”李青解释说，“因为此刻我们履行的是国家主权，代表的是检疫官的整体形象。”
吕燕，医学硕士，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援沪军中的唯一女检疫官。距原定婚期仅剩6天，她接到了援沪通知。
“说不清是什么感受，心里很乱、很纠结。”吕燕在日记中写道：“真不知道怎么对他说，才能让他尽量平静地接受。”
然而，她心爱的那个“他”很平静、很理解地接受了：“国事为先，家事为后。放心去吧，亲友的解释工作我来做。”
与吕燕相似，来自宁波局的金敏刚刚脱下婚纱，正准备与爱人携父母一起出国旅游度蜜月。接到援沪任务后，她二话没说，安顿好千里迢迢从甘肃而来的双亲，第二天便飞抵上海投入了防控战斗。
“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了多少，要问我为国家做了多少。”谈及感受，金敏说，“能在一场波及全球的流感大流行防控战中冲锋陷阵，我觉得特别自豪，特别有意义。”
“从今而后，我不再会因生活平庸而自惭和自卑。”张云鹏意气风发，充满自信：“国门一战，已为我的生命履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当即将离开战斗一个月的机场口岸时，我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成熟了。”李青语气庄重而矜持：“真的，我觉得我特伟大！”
言毕，清纯的眸子里闪耀出兴奋的光芒。
［尾声］王勇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据世界卫生组织19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甲型H1N1流感已扩散到世界五大洲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感染人数超过18万人，死亡病例接近1800例。
据国家卫生部8月24日通报，我国内地累计报告3103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已治愈2803例，没有因甲型H1N1流感所致的死亡病例。
记者从国家质检总局获悉，截至8月23日下午6时，全国口岸累计检疫查验入境交通工具超过330万次，其中航空器63803架次；累计检疫查验入境旅客接近5607万人次，发现发热/有症状病人17909人，转送卫生部门隔离留验13463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入境旅客中发现转送确诊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累计达到757例，占内地输入性病例的42.8%。
42．8%，这是一个令国际检验检疫界敬羡的百分比。据权威专家评估，按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人体7天左右的潜伏期计算，甲流患者在口岸被发现截获的几率不足17%。
国门可以作证：共和国检疫官严守口岸第一关的120多个日日夜夜里，没有漏检漏报一例有症状的甲型H1N1流感入境患者！
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主席华纳克里斯蒂在北京亲历机场入境检疫后发出由衷赞叹：“中国政府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合情合理，行之有效。”
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早前通过网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5.2%的公众满意政府防控甲型H1N1流感举措。
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新近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认为，质检总局加强流感口岸防控及信息宣传，树立了质检部门对人民负责的社会形象。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王勇再次现身视频。这位共和国质检掌门人以与4个月前迥异的神情，第一次对其统领的质检队伍做出了整体评价：
“面对突如其来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质检系统干部职工打了一场硬仗！表现出高度负责的、无私奉献的精神，表现出尊重科学、沉着应对的精神，表现出团结协作、众志成城的精神；做到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做到了危急时刻冲得上、关键时刻打得赢，确保了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向党中央、国务院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质检系统卓有成效的防控工作，延缓了疫情输入扩散速度，削低了流行高峰，减轻了追踪防控压力，降低了疫情危害性冲击，维护了社会稳定。”
王勇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有了他/她们，我们一定可以安然度过这次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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