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专家学者对此的认识是：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应该承认，社会对当下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是在逐步进步的，但是，与此同时，究竟该如何对待群体性事件和理性认识群体性事件，在笔者看来，依旧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对地方政府和官员来说。那么，五成工会主席对“未来一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表示赞同，就给了我们一个观察的视角。
劳资双方的交换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合作关系，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更是一种高于一般市场行为的市场合作关系。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把“执政能力”简化为GDP的增长能力，为了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较多地考虑对资本的吸引力，而对相关社会政策与劳工权益的维护较为忽视。在各种亮丽的经济数据背后，一些地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不和谐现象不断出现，使劳动关系的脆弱性不断扩大。
因此，就笔者的观点，对政府和官员来说，首先应认识到群体性事件首先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处理得当的话。近年来，我国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有明显上升趋势。并且，一些群体事件看似突然爆发，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民意无法表达到民众愤懑到民众聚集的过程，并非真的不可逆转和无法先期控制。这说明由于应对能力的欠缺，社会将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这些代价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其次，不能遮蔽利益冲突，而是要认识到，当下社会是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并且，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只要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冲突就比较不容易演化为群体事件。不过，我们发现，现实中一些地方官员发现民怨时，故意视而不见，或者故意绕着走，有的地官员甚至对之采取敌视的态度，上纲上线，“过度政治化”解读时有发生，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恐吓、打击的方式，一旦矛盾激化，就不惜采取镇压的态度，使冲突愈演愈烈。
最后，群体性事件既是对官员和政府的考验，更是对制度的考验。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形式，甚至也不在于政治参与的程度，而在于是否达到了足够的制度化水平，建立了有效的社会控制。而在我国，社会控制效用的发挥主要来自于人治，而不是制度，这更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现代社会不是依靠几个良善的好人，而是依靠一种理性的、自信的好制度，来解决纠纷和冲突。如果不从制度上遏制冲突和矛盾，社会就不可能变得公正、和谐。因此，对当下社会来来说，笔者以为，更需要的是一种对冲突和矛盾的制度化容纳和化解机制，做到这点，就是消除五成工会主席对“未来一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表示忧虑的理性行为。也只有如此，才能超越一时的稳定和利益追求，促使社会控制的制度化和利益诉求的理性化。
现代社会不是依靠几个良善的好人，而是依靠一种理性的、自信的好制度，来解决纠纷和冲突。如果不从制度上遏制冲突和矛盾，社会就不可能变得公正、和谐。
如果不能，即使再增加所谓的“防恐”演习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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