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楼门”频发背后是冷漠的企业文化 - 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自“马向前事件”后，今年3月以来富士康厂区接连发生六起跳楼、坠楼事件，这一全球500强之一的企业深陷“跳楼门”。富士康这艘庞大的工业“母舰”，究竟出了什么“故障”？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富士康首度打破沉默，9日下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富士康集团卫生部部长芮新明以及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一起接受记者专访。（据2010年4月11日）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自杀是个社会性的问题，员工日常生活经受的干扰并不单一，导致员工寻求自杀的因素有很多。但也有一点不容回避，寻死作为一种精神解脱，必然要经历一番激烈而痛苦的艰难选择过程，而在内心深处暴发的生与死的激烈斗争，常常会表现出许多异常的征兆，为营救工作提供了机遇和空间。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工友们的责任在于，当员工陷入生死困境而不能自拔的时候，能够及时发现蛛丝马迹，作出科学判断，迅速伸出援手，将他们从死亡线拉回来，拯救脆弱的生命，化险为夷。

富士康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认为，富士康在深圳共有31万是普工，其中大多数是80后、90后的。这部分群体自我维权意识很强，沉迷于网络的虚拟空间，很少与身边的同事沟通。加之在分配员工宿舍时人员居住比较混乱，一个宿舍内的人员往往是好几个部门的人，他们之间往往缺乏共同语言，缺少一个联系的纽带。员工所面临的孤独与无奈，完全可以想象。

据介绍，最近频发的跳楼伤亡事件中，事发员工年龄绝大部分在18到23岁之间，只有一名是28岁。这些员工上岗时间绝大部分在六个月之内，有一些进厂还不到一个月。新员工刚进厂没多久就出事，暴露了富士康的之“冷”，管理制度是冷冰冰的，工作紧张得令人窒息，业余文化生活简单枯燥，员工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和心理援助，再加上难事而又寡助无援，难免会一时想不开而寻短见，富士康在管理和企业文化方面确实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而眼下真正需要深刻“检讨”的则是，富士康内部管理制度的冷酷与人情世故的冷漠。孙丹勇跳楼之后，曾有人注意到其他员工的冷漠反应，并将那种没有同情和悯惜的心理称之为“狼性化管理”所导致的自私和偏激。也曾有记者通过深入采访后，直截了当地批评富士康就是“血汗工厂”。而对于今年1月以来接连发生六起坠楼伤亡事件，富士康则一直选择了沉默，直到4月9日下午，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富士康才首度直面媒体做出检讨，与其说是反应迟钝，不如说是对员工生命的冷漠。据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证实，最近的多起跳楼事件，事先均有一定的征兆。“其中某跳楼女工，因为老乡朋友调到其他园区工作，之前已在宿舍哭了两天，但其他舍友和朋友没及时把这情况反映给公司。”当一些员工有某种倾向的时候，而企业没能够及时把悲剧阻止在萌芽状态，这说明富士康集团内部的信息通报体制目前还不完善，同时，也暴露出员工之间的人情冷漠，相互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彼此麻木不仁，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照料，这才是富士康“跳楼门”洞开的症结所在。

让员工把心留下，这历来都是企业经营者孜孜以求的管理之道。事实上，企业经营是人心的经营，是创造家的温馨。通用电气公司在日本有个经营石油的子公司叫左光公司，该公司一直靠感情化管理占稳市场，年销售额在通用电气的所有海外子公司中独占鳌头。该公司规定，即使是公司经营最困难的时候也绝不许辞退任何一个员工，公司要与员工共渡难关。二战后，因日本石油经营权受到限制，左光公司在国外的分公司被迫关闭，在经营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社长却向各级主管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绝不允许开除任何一个员工。从社长到员工团结一心，到处打活干，终于渡过了难关。社长说:“当员工进入左光公司后，每个人就如同我的兄妹子女一样，我希望凡事都以父母的心情、兄弟的心情来处理、来解决。一个家庭绝没有因家道疲乏败落而赶家人出门的道理。”左光公司注重通过加强经营者与员工之间的情感和信赖，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司内部人际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将企业做大做强，富士康是否能够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呢？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面对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周围的人们及时伸出援手扯扯袖子，动嘴规劝几句，使其重归理智。80后也好，90后也罢，都不是主要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营者要切实以人为本，把员工当成具体实在的人，以父母之心，兄长之情，尊重员工、理解员工、关爱员工，时刻都知道员工在哪里、在干什么、在想什么、需要什么，把帮助及时送上，只有经营者把员工放在心里，员工才会把企业高高举起。（红网徐云鹏）

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富士康，今年连续发生六起跳楼坠亡事件。19岁的马向前跳楼身亡经媒体曝光后，这家知名的企业深陷员工跳楼事件，另外5名20岁上下的员工先后跳楼，其中有4人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年纪轻轻而轻生，实在令人惋惜。惋惜之后认真检视，就会发现这六名员工不幸的结局，很像一个省略号——企业社会责任的省略号。如果我们联想到持续不断的矿难，就会发现省略了部分企业社会责任的不仅仅是富士康，还有很多企业也一样能省就省。

按照联合国2000年启动的“全球协议”，企业必须约束自私的牟利行为，要在尊重员工人权、改善工作环境、保障福利待遇、提升教育水平和自我发展上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不应当为富不仁，依靠压榨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为企业主谋求利润。企业主不能堕落成资本的奴隶，员工不能被视为赚钱机器上的螺丝钉，而是有尊严的人。

很多企业，把对利润的追逐当成唯一的动力，省略或部分地省略了社会责任。传统的金钱本位和现时的金钱本位相叠加，使得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处在企业最基层、从事技术含量最低的那部分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民工”，并没有得到企业员工的待遇。企业不说“感谢你为我们的企业效力”，而是说“给你一份工作不错了”。企业主这种普遍的思维惯性，导致弱势群体只看作是来“打工挣钱”的。无论在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心理的健全性，还是在员工福利保障和再教育、自我发展上，企业都不认为是“自己分内的事”，总想省略，或者推给社会。

富士康的“六连跳”，是企业省略社会责任的一面镜子、一个标本。看那6名跳楼伤亡的青年，都从事着最基层、最简单的工作，他们的家庭背景看来多来自农村，他们的身份是“女工”或入职6个月以内的“新员工”。对这些轻生的员工，富士康给出的死因不是“感情纠纷”，就是“活着太累”，或者“加班费被盗”，逃避责任的迹象够明显了，检讨的结论是一句不能算话的话——“毕竟死在我们的厂区内”。说这“不能成为我们推脱的借口”，但富士康就是在推脱，在找借口。为什么不能采取措施，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培训，通过团队活动来增加他们对自己负责、对企业负责的意识？为什么不能在住宿管理上加以改革，积极营造让员工舒坦、开朗的生活环境？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越强，就越具有竞争力，越能得到发展壮大。世界上顶尖的企业管理专家最新的研究表明，对企业利害者负责的全面责任竞争时代，正在取代过去的那种以价廉物美为法则的时代。中国企业，要想在国际大市场上驰骋，首先要搞清楚企业的社会责任都有哪些，搞清楚企业管理同样是“以人为本”，而不是利润至上。（陈冰原题:员工生命莫作企业责任省略号）

杨耕身

自去年岁末“马向前事件”后，今年3月以来富士康厂区接连发生跳楼、坠楼事件，这一全球500强之一的企业深陷“跳楼门”。富士康究竟怎么了？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富士康首度打破沉默，其相关负责人坦承，“近一两个月来发生的一连串突发事故，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员工在工作期间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在管理上、企业文化上检讨自己的问题”。

现在没人再怀疑，富士康公司接二连三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只是一些个案没有关联的、偶然而奇异的集中。但愈是如此，来自富士康的“检讨”愈显得避实就虚，难言真诚。比如，富士康负责人将员工坠楼的原因或归为“新员工”，或归咎于自杀是一个“社会问题”，即或提到管理原因也是“有先兆却未能及时预防”。而对外界盛传的“军事化管理”的原因，以及富士康员工的“三怕”，即一怕管理层，因为管理层掌握着普工的绩效；二怕保安，因为保安打人较为普遍；三怕“分流”，因为可能无工可做或工作多得累死人，则均不予正面回应。

或许我是过于苛责了。事实上，富士康最终一改往常的沉默与傲慢，来直面媒体并检讨管理问题，已殊为不易。更何况，我们谁又能指望一些企业主动跳将出来，将一顶“血汗工厂”的帽子戴在自个儿头上呢？但现在的问题，最直接的问题，不是富士康所要表现的态度，而是我们将怎样去面对那些从那高高的楼上纵身一跃或死或残的生命。在这些年轻的生命面前，一个或轻飘或沉重的检讨，是不足够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仍无法看清是一双怎样的手，将那些生命推出楼道之外，则生命的悲怆将不可能终止，富士康作为“跳楼基地”的阴影也仍将无法抹去。

富士康的检讨仅具危机公关的意义，而能够使我们获得坠楼真相的，依旧是政府相关部门，乃至司法机构。我们早已确信这一点:当员工跳楼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尤其是当富士康也不得不出面检讨之时，对于相关部门来说，它显然更不是可以坐视的现实、可以无动于衷的悲剧了。然而令人深以为惑的恰恰在于，直到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级的政府部门予以表态，也没有任何一级劳动监管部门或司法机构介入调查。难道他们坚持认为，和富士康良好的效益和经营环境比起来，那些非正常死亡的生命，再多几个也是无足轻重的？

当然，最终能够使所有劳工可以拥有尊严与权利的方式，仍在于健全而有力的工会制度。这是根本之道。然而，在富士康事件中，就连富士康相关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工会救助系统的推广力度还不够。这个认识固然不乏清醒，但我们能指望富士康方面主动完善它的工会制度吗？——我们总是屡屡在于此处，备感艰辛。因为这样的情形，远不止于富士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