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9位学者在联名信中写道，希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社区公民。“如果不改变社会结构，仅仅依靠心理辅导很难改变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消极心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90后”农民工的自杀现象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问题。(《中国青年报》5月21日)
9位学者在倡议书中提到：“我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
那么，这是一条怎样的不归路呢？“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引发的“农二代”青春何处安放的问题，公众和社会该如何审视呢？
“农二代”的青春如何安放的反问，表明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他们游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成为现实社会中的边缘人群。“民二代”在不属于他们的高楼大厦间寻梦，尽管这是一个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庞大群体。但是，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越来越多的“民二代”偏离了人生航向。必须看到，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农民工都处于社会边缘地带，也就是说，农二代的边缘化命运是对第一代农民工命运的继承，从中可以管窥社会阶层的板结化程度。
首先，农民工“第二代”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进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
其次，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还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第二代农民工从表面上看，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但城市没有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渠道，城市公共政策也未将他们纳入其中，由此产生了该群体对城市的对立情绪。
最后，在“农二代”问题上，依旧存在着建立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基础上的群体性不平等，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依然突出。
农民工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职业，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制度性身份。对农民工的歧视是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间中的延伸、再生。因此，“农二代”的青春如何安放是一个与权利相关的命题。在农民工社会类别的概念被不断强化、延伸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工的权益状况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的特殊身份也一再被社会和他们自己所确认，有关他们的制度设置也得以维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把问题视作公民如何获得公民权的问题，而不是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时，农民工的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也只有站在这个角度上，才能真正回答“农二代”的青春如何安放的时代和社会命题。
希望将来有了宝宝，会改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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