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清晨，19岁青年李海从深圳观澜富士康大楼上跳下，制造了该企业在过去半年中12位员工跳楼自杀、10死2伤的纪录。如此令人震惊的“血汗”纪录却引来了诸多无关痛痒的“分析”，有的说是富士康的“企业文化”问题，因为企业内部管理实行严格的命令—服从模式，上级可以动辄训斥打骂下级;有的说是农民工不能适应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转型，致使企业不得不实行“严格”的管理政策;有的说是80后、90后心理素质脆弱，不能像老一辈那样任劳任怨、做牛做马，不能接受吃饭、干活、上厕所、睡觉这种周而复始、机械乏味的流水线生活，甚至还有的说是媒体报道对员工自杀产生了不良的鼓励效果……一个员工跳楼可能是个人问题，但是面对那么多青年人群起而效之，我们却还热衷于在自杀者“自己身上找原因”，看来中国人确实已经发展到了不把自己的人命当回事的地步。
在我看来，接二连三跳楼自杀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工人在工会保护缺位的环境下遭遇彻底“原子化”。如果不是劳动环境极其恶劣、工人个体极度缺乏团体关怀，决不会发展到接连选择跳楼自杀的程度。富士康的工人必须两分钟内在主板上贴18张胶纸，一天要贴220块主板，天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重复同一个动作，还不用说完不成规定任务的羞辱和处罚……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任何正常人的精神都可能会出问题;压抑、烦恼、郁闷没处倾诉，久之必然在心里埋下“定时炸弹”，一旦触发就将上演一幕人生悲剧。这当然不是说工会的作用仅在于帮老板做员工的“思想工作”，而是如此非人道的工作条件只能在一个工会不发挥任何保护作用的企业里存在。事实上，从事发到现在，所有媒体报道从未出现过“工会”二字，全国亿万网民、读者也从未想到工会居然和此事有任何关联，本身就已经为工会角色的习惯性缺位做了完美注脚。国内早已习惯了工会的无所作为，一出事就只想到“企业文化”、工作环境，或指责老板“黑心”，而不知道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和工作环境不是老板出自善意、怜悯或慷慨之举，甚至也不是法律强制规定的结果，而是劳工通过工会参与企业决策为自己争取来的权利。
如果工会由工人选举产生、确实代表工人利益并有权和管理层谈判、参与企业决策，工人还会任由“黑心”老板剥削，长时间从事高强度、高压力的机械工作吗?还会任由企业管理层规定非人道的业务标准，甚至不得不忍受打骂羞辱吗?在一个符合基本人性的工作环境下，怎么还会接连有人走上跳楼自杀的绝路呢?即使一个黑社会成员也不会像富士康工人那样选择自杀，因为他有自己的“哥儿们”保护，他有安全感甚至归属感;他们在一起可能会危害社会，但是他们不会压抑、不会郁闷、不会自杀。反之，如果没有工会保护，那么每个工人个体在资本面前永远是弱势，他们遭受剥削、压榨、欺凌便只是丛林法则运行的自然结果。我们没有必要把资本家妖魔化，其实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公司发生有损社会形象的事情;只不过作为理性人，他们在利润最大化的铁律面前顾不了那么多，因而显然不可能指望他们发善心来改变工人的待遇。关键在于通过工会制度改变劳资力量对比，进而制衡资本的贪婪。我们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至少和中国的同样贪婪，但是那里之所以没有发生连环跳楼事件，正是因为那里受宪法保护的工会在有效发挥作用。
当然，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发达国家压根就没有富士康之类的“血汗工厂”，因为别人不仅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高，而且工会有效保障了自己的工人，或干脆说正是那里的工会维权等“高人权劣势”把这些工厂赶到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中国。这似乎成了中国改革和国际资本之间达成的不成文契约：外资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我们特有的“优势”;中国之所以接受外资及其所附带的“血汗”条件，是因为我们需要“发展”。但是我们真的需要这种以血汗、尊严乃至生命为代价的“发展”吗?这种“发展”除了拉动GDP增长、为少数官员增添政绩、耗费大量自然资源、污染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之外，究竟会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多大好处呢?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提醒我们，这已经是当代中国人不能不反思的问题。
政府在跳楼事件上能做也应该做的不是别的，正是改变目前GDP至上的“发展”模式，同时将宪法第35条为工人保障的结社自由落到实处。只要政府继续将GDP作为其首要政绩，那么资本家就改变不了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因为工会必然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乃至助纣为虐的附庸;没有工会的有效保护，富士康连环跳楼之类的悲剧不久将成为我们身边见怪不怪的常事。
当卢新站到窗台上，准备纵身跳下的时候，他 的家人正从湖南赶往深圳，赶往他的身边。但可惜，没有瞬间即可抵达的时空穿梭机，一切都已来不及。
设想一下，如果一家人不是分隔两地，如果在 卢新身边的不只是公司安排的同事，而是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卢新还会那么毅然决然吗?甚至，卢新可能压根就不会有寻死的念头，因为，他生活中尤其工作中 的种种失意乃至种种压力，可能压根就没有不断累积的机会，而会在跟家人的朝夕相处中点点滴滴地被排解掉。
最后一刻，公司终于想起了他的家，通知他的 家人火速赶来救援，说明公司并不真的那么无知，在最危险的时候，终于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有限，不能不向家庭的价值低头。只是，这觉悟来得太晚，太晚了。
置卢新于死命的元素很多很多，在我看来，其 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他跟家人分隔两地。南方周末记者用碎片化概括卢新们孤雁般的离群索居，这种离群索居不单是没有阶级归属，社群归属，更表现为他们离家 索居：他们没有家，他们在他们工作的城市根本就无家可归。
这才是卢新们最大的悲剧，这也可以说是几代 打工仔共有的悲剧。相对而言，卢新的命运本来还好一点，他属于白领，如果事业顺利，那么他还有机会跨入中产，在他工作的城市定居下来，娶妻生子。这即是 说，他所在的城市并没有对他完全关上大门，他的离家索居在理论上可能只是暂时的，是一种不得已的过渡。
但千千万万农民工就没这份幸运了。他们就连 理论上的机会都没有，整个制度设计，就已经注定了他们的候鸟角色。因此才有了年关前后惊涛骇浪般的农民工归乡和回城潮。
最新消息，深圳富士康已经是十三连跳了，十三连跳十死三伤。面对这样似乎无休止的死亡链条，我们似乎已束手无策。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农民工都有家。不敢说，有家之 后那样的死亡链条会完全终结，但至少，十一连跳中的多数死难者，会因为家人的抚慰而得救。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它/脸上流著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的/孤单的寻找我的家……
潘美辰的这首歌，诉说的何尝不是千千万万农民工的心声。“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它”。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就没有它。没有它，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就都是孤魂野鬼，千千万万个孤魂野鬼就都无从安放 自己的灵魂。且不谈高入云端的灵魂问题，他们甚至连基本的性生活都无从解决，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中，他们根本就是没有性需求的一群人。
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蔑视，莫此为甚。计划经济 时代，千千万万国有单位员工曾遭遇同样命运，他们也往往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夫妻双方主要寄居于集体宿舍。当时很多来华的外国友人听说此事，无不大为震惊， 批评这样的制度不人道。外国友人的这个批评逐渐为国人所接受，现在，国有单位夫妻分居问题大致解决，不再构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拆散家庭的夫妻长期分 居制度却并未随之终结，只不过受害者换了一批人，从国有单位员工换成了千千万万农民工。
而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是 以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解体为代价的。中国的世俗性宗教不发达，普通人日常的精神生活很大程度就靠家。家于中国人不只是经济单元，它首先是精神堡垒。排斥家庭 的价值，从制度上就把千千万万农民工设计成城市的匆匆过客，设计成离家索居的孤魂野鬼，这既违天道又违人伦，给千千万万农民工造成了持续的精神创伤。深圳 富士康十一连跳，一定意义上何尝不是这种精神创伤的总爆发。
但是，受伤的岂止是进城农民工。柴静报道卢 安克的面对面节目，我看了极为震撼。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卢安克的无私奉献，而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悲惨生活。那对父母都进城打工的十三四岁的小姐弟，菜都 自己种，饭都自己做，有个头疼脑热，也都要自己爬山涉水去看医生。看到那个小男孩为让客人取暖而奋力劈柴的镜头，我再忍不住泪水。孩子何辜，竟完全失去了 家，失去了父爱和母爱，像野草那样自生自灭。而那对姐弟的故事并非孤案，卢安克所在的村庄，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统统那么疯那么暴戾，压根知教化为何 物，文明为何物。
我们到底要留一个什么样的下一代给未来?到 底要留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未来?这难道还不值得惊惧、值得忧思、值得追问么?我们需要城市化工业化，但我们也需要或者毋宁说更需要尊重家庭的价值。在走过 长长的歧路之后，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我们需要大声疾呼，必须回到家庭。很多论者在反思富士康跳楼时，都特别强调社会的价值，强调要回到社会，这没错。但 回到社会需要首先回到家庭，需要以家庭为起点。只有当农民工可以在城市有家，才可以进而形成农民工自己的社区，形成农民工自己的社会群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没有家，一个一个孤魂野鬼，何来社会可言!
让每个农民工可以进城安家，哪怕会付出代 价，付出大片大片贫民窟的代价，我们也应该在所不惜。贫民窟再不好，也好过拆散千千万万个家庭。就此而言，回到家庭，毋宁说是回到人道，回到人道的城市化 工业化。血淋淋的跳楼事件警示我们，那种排斥家庭、排斥人道的城市化工业化，是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5月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21岁的男性员工坠楼，于4：50死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十个坠楼的员工。虽然“跳楼”的原因不尽相同，但被曝光出的富士康公司违法加班问题、保安打人问题，以及坊间关于有死者生前身上有被打伤痕迹，甚至有刀伤等传言，都不免让人对富士康频繁出现的坠楼事件及其原因感到疑惑——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为什么会这样？
以前，黑砖窑事件曝光，令人感到震惊，但人们可以说，那是一帮没什么文化见识的土包子作奸犯科，不能说明什么；当各种因拆迁导致的悲剧，人们可以归结为官商勾结所致……然而，我们往往忽视了，种种事件内在的另一个因素，而且是动因的资本。在思考富士康连续发生的所谓“跳楼”事件时，我忽然感到，我们是否需要认真思考一下马克思的这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意义。不错，资本本身是中性的，但因其属性——追求利润决定了：当资本不受制约时，贪婪将使它会变成利维坦一样的恶魔。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学说早就不以为然了。举国上下对招商引资的热情，让我们对资本的认识，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甚至人们单纯的以为资本的发展必然带来民主、自由的进步。然而，通过富士康的“连跳”事件，我第一次真正的闻到了资本的血腥。也许西方国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危害，所以，他们允许独立工会的存在，制定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等等，都是为了有效地节制资本的肆意妄为。最近国内曝光的山木集团事件，同样也是这个问题的典型事例——他们以企业文化、规章制度之名对员工进行各种限制，以屈服于宋山木的独裁统治。
说到节制资本，记得曾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资本之所以常常变得格外张狂、可恶，正是因为他们常常与权力穿一条裤子，假借政治权力之威。”他还说：“不节制权力而只节制资本，或用权力来节制私人资本，遭殃的必然是私人资本。”因此，他认为在中国应该节制权力，而不是节制资本（当然，节制官僚资本他是认同的）。我觉得他的观点有两处值得商榷，一个是他将节制资本和节制权力对立起来不妥；另一个是他认为私人资本不应该节制。其实，有些私人资本为恶与公权力并没有直接关系。
先说第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是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而在现在，权力通过资本获取利益越来越方便，他们互为影响——权力可以攫取利益，资本也可滋生出权力。笑属先生认为：“资本也是一种权力。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腐败，公权力如此，资本的权力也不例外，这已为一部世界近代史所印证。”眼前的富士康事件、山木事件都是资本滋生权力及资本权力腐败的最好佐证。因此，对于节制资本还是节制权力而言，没必要废此存彼，也没必要将它们对立起来。
我想关于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可以打个比方，它们就像是二郎神与哮天犬之间的关系。当哮天犬出来为恶的时候，如果人们空言应该制服二郎神才是根本，反而放纵哮天犬肆虐，这是冷漠，是犬儒主义的。反过来，制服哮天犬，也就消灭了二郎神一个帮凶，本身也是对二郎神的节制。从可行性的角度看，在一时没能力战胜二郎神的时候，能制服哮天犬，是战胜二郎神的第一步。
再说第二个。节制资本，节制的是什么？资本的规模还是资本在追逐利润过程中的行为？我想两者皆有。前者，可以用反垄断的法律来实施，这并不会给那位学者担心的一般的私人资本带来任何威胁，反而只有好处；后者，无论资本规模大小，只要有不法行为都要节制，具体可以用劳动法、质量法等相关法律约束。像富士康、山木这样的严重侵害员工权益的大型私人资本，以及制造假冒伪劣的大、中、小型私人资本都是必须节制的。
当然，官僚资本更需节制。所以，我认为，任何资本都需要节制，问题是节制资本的目的和手段——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想，不受节制的资本，能吞噬一切，甚至权力。
仔细想一下，现在社会溃败，血汗工厂、不断的矿难、豆腐渣工程、房地产的疯狂、血腥的拆迁、虚假广告、毒食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都可说是资本不受节制的恶果。保证资本健康有效地发展，只有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不过，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我想，这一点马克思是对的，否则，也不可能影响那么广、那么深远。而且，通过富士康的“连跳”事件，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知到资本的血腥和肮脏。或许，他给出的解决方法是错误的，这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是始终要保持警惕的。
随想随写，或有偏颇，请诸君不吝赐教为盼。
2010年5月22日
富士康最近发生了一系列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南海还没见动静，大概消息还在送信的路上。深圳官员的解释是，富士康的这些员工大多属于“80后”和“90后”，“思想观念不成熟，涉世不深，经历磨炼不够，心理比较脆弱，对情感纠纷、环境变化、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他们同时也提到企业本身的管理问题，但没有具体解释。深圳官员的解释让人认为事发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劳工的素质问题。
富士康给员工提供的条件在同行来说是比较优厚的，但员工却无法享受，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式的生活，枯燥无味，没有前途，甚至个人婚姻问题都遇到难处。说白了这些工作和监狱，劳改差不多，其相同点是工人并没有得到什么自由，虽然他们好像有自由。在某些领导眼里，这些员工的素质的确很差，有饭吃，有免费宿舍，有人帮洗衣服，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要是他们都像李肇星说的：“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天下就太平了，可惜还没有发明出能够洗脑的基因，否则宪法一定会规定所以怀孕的妇女必须经过基因治疗。为了国泰民安，强烈建议组建国家“超”重点实验室，招聘世界一流人才，彻底攻关，为了ＧＤＰ，为了和谐，为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没有它绝对不成！
有人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了ＧＤＰ的人质，这话并不全面。除了伟大领袖以及他们的同僚外，有谁真正会关心它？关心自己的腰包才是问题的根本，没有利润的吸引，没有政策的许可，没有本地官员的拥护，这些廉价劳动力是毫无用处的，前一阵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珠三角，长三角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就是个例子。可以说廉价劳动力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以及海外投资者的人质。据说该公司因自杀事件增多而增加了安全设施，比如在楼外增加了防跳网，保安巡逻等等措施，还让员工签写自杀责任书等等，生怕员工的自杀会影响自己的利润。他们不知只要自杀的问题一天不解决，人们总有办法去自杀，即使签了责任书也挡不住，好在他们没去杀其他人。唉，中国人还是太老实了！他们要是知道自己的人权，也不会去盲目自杀，挨饿了。
相比之下，广东本田车厂的员工就比较会做，他们组织罢工，和资方讲工资条件。资方也够笨的，装配汽车需要熟练的工人，给工人那么一点工资要保证质量就必须采用其它特殊手段，可见资方为了最大利润可以不择手段，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制疏松的地域。最近有人提出关于富士康跳楼事件的10个呼吁，问题是这十条都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根本，那就是一个给工人说话以及权力的制度。没有他们的参与，靠资本家发善心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归根到底，社会需要一个由各方面所带来的平衡机制，也就是民主和法制，才能保障和谐，长治久安，否则频繁的自杀和暴力事件将会永远伴随着这个社会！
我有一个朋友，毕业之前虽然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积极健康，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给别人加工东西，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块，时常加班，加班有时候有工资，有时候没有工资，合起来一个月能赚两千。他家在几十公里外，买了一个电瓶车，每天早出晚归，刚刚结婚，买不起房子，好在农村当时盖了三层楼，他们把一层和二层都租给了外地来打工的人，每间两百多，一共租出去六间，一个月可以补贴一千五，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往往一个家庭三个人住一间，每个人的收入是八百多，靠步行和骑车，在附近的工厂里上班，附近的工厂是比加工业污染更大的化工业，是当时我们镇招商引资过来的，大部分都倒闭了，没倒闭的略有盈余，但是如果一治理污染，可能就亏损了，一亏损就没办法交税和拉动GDP了，所以政府也不能管，被这个厂污染的河流穿过我家门前，我老家的村里几乎每个农民住宅都住了超过二十个外来务工者。这些农民住宅的房东一般都有一个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类似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我朋友觉得自己混的还算不错，至少娶到了老婆，每个月的钱差不多都用于基本生存，什么大件都买不了，如果想要换个工作或者自己出去闯闯又不敢，一方面没有社会保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方面如果断了一个月的收入，生活就没有办法继续了。他们想去镇上买房子，把自己的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这样对以后的小孩子比较好，但是上海郊区镇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万，他要不吃不喝工作25年才可以，而且还是毛坯房，要装修好还得再饿5年。
他的隔壁邻居，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刚大学毕业，工资比我第一个朋友要高一点，但女方要求也高，一定要在市里有一套房子才能结婚，这套市区二手的老公房房子至少需要两百万，我的朋友需要工作六十年，或者他们家的房子出租给八户外地打工人家，出租一百年才能买得起市里的房子，于是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动迁，就算政府五十万拆了他们的房子，五百万把这块地买出去都无所谓，至少五十万可以付清市区里那套房子的首付，以后的再说，老婆好歹可以娶进门。至于房子拆了以后父母住哪里，这的确是个问题，也许可以三百元租其他农宅的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过渡几年再说。我的第一个朋友以前的工作是三班倒，工厂太远，身体出了问题，辞职才换了现在的工作，期盼着少加班和加薪，老板表示明年可以每个月加一百块，后年再加一百块。他上个礼拜告诉我，他的父亲可能要去海外给别人做泥水匠，出去三年就可以赚二十万。我问他，那你怎么打算，他说就这样，还能怎么样。他的母亲在给人拧电灯泡，八百一个月。这个上海郊区的家庭，孩子二十多，生活都能望见五十多的自己，五十多的父亲，还要去海外打工两年，至于那些外地打工者，他们虽然觉得讨厌，把周边工厂的工作额度都挤了，而且还把工资挤压到几百块一个月，整个村里外地人本地人的比例都超过了10比1，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租了他们的房子，一年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万多收入。
这就是上海的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也许还算是不错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的饱和穿的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这个政府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还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数据和冰川时代的照片向表明，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我的那个朋友虽然生活压力大，但是他还有朋友和家庭，在他的二十公里远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家庭都在几千公里外，而且家庭也未必温暖，你赚了多少钱是往往是中国家庭衡量一个小孩在这个世界上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是一个中国的大部分网民都未必熟悉的群体，你看很少有论坛上有现役的富士康员工向大家讲述关于自己员工跳楼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能力。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许唯独在跳楼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才有所体现，那就是被当作一个生命被提起和记起，可惜现在又变成数字了。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的都更惨，有混的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的好的女同学，那是嫁的好，别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安排住宿，加班还给钱，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如果将他们的薪水涨十倍，会不会没有人跳楼？只要别通货膨胀十倍，当然没有人再跳楼。当然，老板也不会这么干，就算老板这么干，也会被政府勒令禁止。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无论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台商大佬郭台铭26日刚刚用公开道歉为富士康员工“第11跳”画上句号，当晚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又一员工坠楼身亡，成为今年第12个坠楼员工(其中10死2重伤)。这宗在当下中国颇具典型现实反讽意味的事件，由此进入吊诡场景：舆论焦点先后将员工薪水、加班时间、劳动环境、生活密度、企业责任、政府作为、文化休克、现实压力、心理变异等议题翻找一遍，也没能阻止这幕悲剧不断上演，几成现实版的、剧情雷同的连续故事。
对于那些花季年华的生命选择如此方式逝去，我们深感到悲伤。但若究其关键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为何选择了自杀?是社会环境抑或企业制度之压大到难以抗拒?还是个人心理预期的弹性远没有适应外部现实世界的刚性差距?富士康连环自杀似乎也有媒体过度报道以及放大恐慌的责任。两百多年前作家歌德发表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后不少青年效仿维特饮弹自尽，此后“维特效应”被学术界定义为引发自杀模仿行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斯也曾对1947年到1968年之间美国的自杀事件进行统计分析：每次轰动的自杀新闻报道两个月内，自杀的平均人数比平时多了58人;而在媒体报道玛丽莲·梦露自杀新闻后，那一年全世界的自杀率增长了10%。
从个人理性的意义上说，富士康员工12起连环自杀事件比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自杀率(尽管统计口径和数字很多)水平要低，且在去年日本韩国明星连续自杀、北京市2005年仅一个月就有5名大学生自杀、中国警方在扫除不良网站行动中也端掉了指导人们自杀的网站等一系列事件后，在富士康选择用极端方式结束生命的年轻人也只是给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干预提供了全新的案例而已。自杀——这种残酷又是富有勇气的死亡方式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卷起人们对外部动因传导至心理动因的探索，每一次都是触目惊心。
然而，我们更愿意从公共而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对待这些悲剧。从社会理性的意义上说，自杀虽是公民自我放弃生命权的极端的最后选择，但公众总是希望能通过外部世界的变化引导那些有抑郁、焦虑、自闭等情绪的人不要放弃，希望政府当局、社会各界、援助组织、媒体舆论以及心理干预机构能够充分调动外部资源，使得准备自杀者放弃行动。尽管到目前为止人们还看不到有效地阻止自杀现象的理论和实践，但社会责任和人类共同价值要求我们给出回答。尽管，这可能是又一种无奈但又是必须的努力。
在这宗连环自杀事件中，有关中国大陆出现劳资矛盾、新一代农民工和“90后”对抗社会压力方式、社会重大转型期如何平衡并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协调等议题纷纷登台——这些都是很有反思价值的。连环自杀事件，正如前段时间的连环校园凶杀案一样，不是偶然的或个体的现象，有其社会的深刻背景。对于社会问题，也只能从社会的角度，从治本的目标出发，去寻找最终的解决方法。如工人维权意识的觉醒，工会组织的壮大，这是疏导社会焦虑、营建公民社会之必需。
但当务之急，社会更要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如何避免悲剧的进一步蔓延，在第12跳、第13跳发生之后，社会再也不能忍受更多的“跳楼劫”了。要阻止悲剧的继续上演，还必须关注个体的生命诉求，紧急加强相关的保护措施。同时，吁请大众媒体不要再放大“维特效应”，回归社会的公共理性。
好话说尽，还是跳了。比起多数报纸把郭台铭鞠躬道歉的画面放在头版中央的做法，东方早报和云南信息报甚至还等到了截稿消息：新华社午夜急电，深圳富士康昨晚11：20发生今年第十二起员工坠楼事件。南方都市报注明，“据新华社英文报道，坠楼者已身亡”。
在深圳，当地晚报和晶报重点播报了新任最高领导王荣鼓励员工“直面挫折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消息，市府新闻发布会的重点精神也在于寄语年轻人“以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面对一个合乎法律、却超越情理的无解悲剧，或许见多识广的时评家们也已经词屈理穷，不论是郭董“11连跳与管理并无直接关系，企业防不胜防”的自辩，还是“管理问题使负面情绪叠加”的深圳官方结论，都没能招致太多“为弱势说话，向官商开火”的公开反驳。
虽然郭董宣布收回要求员工签署“不自杀”协议的新措施，但这纸生死文书还是激发了一些义愤。腾讯重点推荐对“自杀免责书”没有法律效力的分析，作者责问：富士康没有强迫工人自杀，甚至工人还“自愿”承诺死后也不找工厂的麻烦。但，这样企业里的劳动者是有尊严、有体面的吗?东方早报在社论“富士康该直面员工惨淡的人生”中，肯定了郭台铭要求收回“员工不自杀”协议的表态，但批评其军事化管理文化才是症结所在。作者认为，富士康要求员工签署不自杀协议是“有罪推定”，是把全体员工都视为潜在的跳楼者、敲诈者，“世上有这种敲诈者，拿年轻的生命博取10万到25万元的赔偿金?”近日以来，有关富士康跳楼者中可能有人系以死一搏抚恤金、以求尽孝的分析浮出水面，媒体在感怀生命凋零之际亦开始引用这一“残酷说法”。最新消息是，富士康改变了早前的抚恤方式，因为“过去给的抚恤太高，甚至成为了一种变相鼓励”。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泰罗制、缺乏精神生活的巨型企业管理模式、年轻人心理承受能力、廉价劳动力的不归路、急需转变增长模式实现产业升级 ...... 半月以来，每一跳都伴随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热烈分析，人们仿佛在连绵悲剧中恍然大悟。中国青年报今天允许作者感慨媒体报道弊病，“只听到亢奋的批判，看不到跳楼者的故事”：我们在慷慨地愤怒地将批评的大棒毫不留情地挥向富士康的时候，内心包含了对一切咆哮的资本力量的本能警惕和敌视。但是，这种一边倒的批评声为什么在自杀者内心没有产生一丝生的涟漪，为什么没有因为感到社会关怀的温暖而产生一线生的贪念?被媒体曝出来的园区内宿舍内人性的冷漠，固然有企业管理上的责任，但是难道就此可以推掉每个人身上肩负的关爱他人的道义上的责任?
最新的劳资困境还出现在珠三角的另一个城市：南海。经由转载南方都市报等报道，四大门户均在要闻区宣告，本田在华工厂因工人罢工全部停产。
除了郭台铭，京城报纸已经把追逐焦点逐渐转向了另一个新闻主角：张悟本。其中甚至包括人民日报。自北京晚报率先揭发“蹿红背后利益链”以来，这位在电视上宣讲养生秘诀的食疗专家备受质疑，记者们指控其没有医师资质，甚至直接导致了绿豆涨价。这位“挂号费”每次2000元的“中国食疗第一人”昨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但人民日报显然不认同他“证件正在补办、自学成才”类的回应，引用张悟本故交的信源作为反证：记者问，“他父亲是否是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另一位阿姨摇着头，意味深长地笑道，“没听说过”。郑州晚报也用头版最大篇幅刊出发布会自辩场面，副题宣告：我省中医名家这样评价张悟本，“任何一个略具水准的医生都不会和他辩论 ...... 因为根本没有辩论的价值”。
中共中央机关报呼吁“政府部门该出手时必须出手，切实担负起维护百姓健康权益的职责”，而除了感叹民众对于养生之学是多么疯狂、多么缺乏理性之外，也有意见领袖愿意就此批判一下媒体理性。中国青年报发表“张悟本蹿红映衬着媒体伦理短板”。作者引用湖南卫视《百科全书》栏目与“张神医”之间的互利经过，批评道：从凤姐到犀利哥，从大蒜到绿豆，媒体都在推波助澜 ...... 对于一些老年观众而言，电视节目中的科学与养生代表着权威。当科学被放大成很玄乎的东西时，媒体在“神化”嘉宾的同时也“愚化”了受众 ...... 那些追随张悟本去养生的老老少少的“粉丝”，一旦看清了这条若隐若现的利益链条后，他们会不会感慨是媒体把他们忽悠成了这个商业链条上的“牺牲品”。
媒体可以让默默无名者暴得大名，也可以让隐姓埋名者必须出名。时代周报刊发报道，该报记者在湖北恩施经过多处打听，终于找到了那位一年前轰动全国的“2009年中国第一烈女”邓玉娇。包括新华网在内，门户网站转荐此稿时的典型标题是“邓玉娇隐姓埋名在电视台工作，拿省级财政工资”。
新疆官方发布通稿，张春贤昨日主持会议，分析制约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特殊困难和因素，称民族团结面临新挑战。，要求“搞好民族团结，恢复兄弟感情”，并确定系列民生建设项目，“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会议中透露出的政策走向得到了市场化媒体的重点推荐。
重庆报纸同步引用市府发布会消息，否认1770亿“整容”一说。该市市府副秘书长崔坚称，此说起始于21世纪经济报道，“我们与报社、记者联系了解，他们主动表示，是因为将‘城市建设’和‘市容整治’两个不同概念混淆，导致报道不准确，报道标题也有失偏颇，对重庆的形象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感到非常歉意”。除了说明1770亿是“今年要实施的全部城建工程项目资金的总和”之外，在重庆市委机关报通稿中，这位发言人还特别强调了“薄书记在经济工作中，总是充分尊重、大力支持政府开展工作”。此前，曾有民间论者以此指责薄熙来过于强势，独断专行，甚至，就在今日出版之南方周末上，还有作者不点名地批评重庆1770亿改造市容，“就算领导最终‘满意’了，千万草民也未必满意”。
深圳富士康短短几个星期，就发生了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另外本田公司员工集体罢工也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其背后有许多深层原因可以解读，但归根结底最终还是折射了中国转型期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十分值得人们思考。
就表层原因而言，富士康员工的“十几跳”自然既有公司管理原因，也有80后、90后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问题。但必须承认，富士康的问题并非其一家所独有，只不过富士康“不幸”被媒体聚焦而言；其他地方的私营企业虽没有如富士康那样的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但员工工作条件处于类似资本早期原始积累阶段的残酷状况，却一样反映了今天中国转型期存在的问题。
早期资本主义死灰复燃？
这些问题就经济领域而言，一言以蔽之就是：由于市场经济引进了自由竞争的元素，因此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地方，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特征，亦即企业主以低廉的成本获取高额利润，而完全不顾工人的生存和工作条件。
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由此而成为今天中国转型期的一大困惑。之所以称之为中国的一大困惑，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乃资本主义之后的高级阶段；但由于中国发展进程的曲折，上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贫穷和落后之后，不得不在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引进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元素，以弥补原有体制中经济活力不足的重大缺陷。
但一如任何体制转型的艰难，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型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层困惑。在经济领域，这表现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征正在逐渐出现；撇开富士康的问题，一些地方经久难以解决的矿难问题，以及私营企业随处可见的劳工权益问题，无不折射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富士康“十几跳”所折射的问题，用80后、90后员工的心理素质作为主要解释是难以服众的。换言之，若不是80后、90后员工心理相对脆弱而爆发“跳楼事件”，难道人们就可因年纪稍大员工较能忍辱负重，就可忽略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存在的这些问题吗？
中国工会：“困境下的真空”
问题是：看到了矛盾的症结，但如何切入才能既行之有效，又不伤筋动骨？在这方面，除了企业管理更为人性化之外，中国工会的重建与转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
工会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就有。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会在中国似乎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尴尬：提起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会，不少人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福利工会”，缺乏市场经济机制下争取劳工权益的元素；然而，层出不穷的私营企业的劳工状况，又迫切需要工会的关注和引导。这实际上也折射了今天中国工会的困境，亦即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工会的生存氛围已基本消亡，而市场经济机制下的工会生存氛围则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外资、台资和中国内地私营企业便利用这一“困境下的真空”大行其事，无端盘剥和侵犯劳工利益。毋庸讳言，也正是在这一“困境下的真空”局面中，中国内地一些由劳工自发组成的“独立工会”也成为引人注意又亟需整合的问题。
但任何体制的转型都既非一成不变（不然转型就成为久拖不决的代名词），也非完全推倒重来（不然转型就走向了革命），而是一方面必须扬弃原有体制中的优点和糟粕，另一方面必须根据新体制下的新特点和新逻辑，发展出新的、建设性的机制。
整合传统，建构新功能
以此反观中国工会的历史和现状可以发现，中国工会面临两个刻不容缓的任务：一、转型，即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争取劳工权益的新功能；二、重建，即重新捡起过去中国工会曾有的切实关心劳工身心健康的传统。两者相辅相成，前者属于面向未来，非此则无以解决市场经济下一不小心可能滑入早期资本主义泥淖的问题；后者则属于对传统的整理，从中提炼可为今天所用的优秀元素。
在这方面，中国各地的官方工会，从职能到机构上都面临一个适应新形势的改革和转型过程。官方工会能否既在官方体制下，同时又担负指导各地争取劳工权益的抗争，这对转型中的官方工会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但舍此别无他路，不然劳工自发组成的“独立工会”就会取而代之，并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
但如前所述，任何体制的转型都既非一成不变，也非完全推倒重来，工会的转型也是如此。中国的工会需要增加和建构争取劳工权益的新功能，但同时却也需要保留原有的被戏称为“福利工会”的关心劳工身心健康的传统。推而广之，今天中国转型期中，既需要发展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新机制（在这方面，需要人们又相当程度的思想解放），但同时也须梳理和整合原有体制下的优良传统。
问题是：纸上谈兵容易；但在实践中，中国工会从职能到机构如何完成转型，需要有识之士一起来探索。
这么多起员工自杀事件，富士康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由于没有证据，我们不好妄加评论。不过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虽然很多人指责富士康这只母鸡的种种不是，但对于这只母鸡下的蛋却是趋之若鹜，很少有人会因为这只母鸡的缘故而去排斥这些鸡蛋。
消费者只管鸡蛋而不管母鸡的状况，这可能是现代制造业的一个显着特征。当我们在市场上买到商品后，谁在意过生产这个产品的工人的状况？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原因是现代社会产品的生产链条拉得很长，普通消费者无法得知其背后的具体细节；另一原因则是产品本身的好坏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的遭遇是完全两回事。
而资本也青睐这样的企业，因为它们看出了富士康最核心的竞争力：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的控制。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资料是：富士康国际2009年财报显示，富士康员工数量相比2008年增加了9.7%，员工成本总额支出却同比减少28%，人均成本更是同比减少了34%。
对于工厂和制造商来说，忽视工人的情感，不断压低成本，是其一贯做法。但是，这样的规则对服务业却不适用：如果一家餐饮企业发生了类似富士康的事件，恐怕这个企业离关门的日期也不远了。
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服务业中的利润很少是通过压低从业者的薪水来提高；服务业当然也存在成本控制，但那样的控制更多是在管理成本和办公成本中控制，而不是想方设法来压低劳动力的成本。因为服务业的利润更多的是来自企业的多样化服务，从提供服务的质量入手。如何提高服务水准？抛开诸多因素，一个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员工，让顾客在享受服务时通过员工而感受到服务的愉悦。
服务业的员工在工作中所受到的不快会通过其服务水准而被消费者所感觉，而消费者会通过用脚投票机制来表达对该服务的不满，那么企业就会想方设法通过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来提高服务水平，也正是这方面的塬因，服务业的劳资矛盾可能远少于制造业，而服务业的薪资也会高于制造业。
换作经济学的术语，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在制造业中，无论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由于技术本身也是资本，所以资本收入侵占劳动收入可能被视为“天经地义”。但是在服务业中，不管是劳动密集型还是创意密集型，劳动力、人力资本才是价值的核心，因此资方必须尊重劳方，劳动要素在要素分配中的比例一定比制造业要高。
如果中国的经济结构还是以制造业为主，那么像富士康这样的母鸡就会永远存在：相反，当中国第叁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时，这种现象就会越来越少。因此，跳楼事件的减少，需要通过产业升级换代来实现，即以不断增加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来替代我们的产业工人。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但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转变。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连串令人扼腕的悲剧，已经由单一的个人自杀行为，转化为企业面临的公关危机，进而演化为一次反响强烈影响深远的社会公共危机，政府的全面介入十分必要。只是，这种介入发生得稍显迟缓。
从已知的公开报道来看，深圳市领导带队进驻调查时，富士康跳楼的员工人数已接近两位数。而当地工会组织，在事件引发舆论沸腾之时，仍然处于失语状态，未曾就此发表意见，更谈不上向富士康管理层提出质疑和抗争。甚至，有消息称，由于富士康是深圳最大的外资企业，又是深圳最大税收和最大出口额贡献者，事件发生之初，深圳当局曾试图淡化事件，要求新闻媒体正面报道，网站也尽量低调处理。可以说，在悲壮激烈的“N连跳”背后，暴露了行政管理的滞后和懈怠，以及整个社会救助系统的不甚完善。
这一切，在当下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这种惊动高层之后具有中国特色的层层落实、级级狠抓，毕竟带有过于明显的“人治”色彩。与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相比，到位不缺位、做好事前防范，更是避免下一个“N连跳”事件的关键。在这一点上，政府责无旁贷。
首先，是合理合法劳动用工环境的保障。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劳动者单凭自己贫瘠的法律知识与有备而来的资方对弈，难免处于弱势地位，容易陷入上告无路、申述无由、郁闷无解的苦闷状态，从而走向极端。政府的责任，就是保证劳资对弈平等进行，避免利益分化与诉求不畅。
其次，是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社会氛围的营造。富士康再如何重视职工权利，亦不可能在员工心理咨询和压力释放上，投入超过生产经营的金钱和精力。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理应摒弃“懒政思维”，持续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企业员工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求，实实在在提升他们在城市里的幸福感，将人性化制度、体面劳动与尊严公平融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当然，更重要的，政府应该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上起积极主导作用。倘若再以“廉价劳动力”为标榜，向全世界的资本飞吻、屈膝，难免为了赚钱而在资本面前丧失尊严和体面，相当于宣布中国的产业工人命如草芥、生如蝼蚁。再大的代工厂，亦处于世界生产链的低端，实施“腾笼换鸟”战略，不应因为GDP的考虑而对某些产业心慈手软、网开一面。
富士康的“N连跳”，显示解决“中国制造”的困境，必须痛下决心刮骨疗伤。这一场救治，政府理应担当责任，不可缺席。
看到本田南海员工罢工的消息，突然有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头脑：假如富士康员工也能罢工的话，那还会有12连跳么?
我个人极不认同当前社会上一部分人所持的“心理暗示”说法。如果一个人没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果一个人心理健康，看到其他人自杀，他会去效仿么?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自杀者自杀前的心理疾病是如何生成的。
我不否认，一个人最终选择自杀，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具体到富士康事件上，工作单调枯燥、待遇很低、没有私人空间、离乡背井身边都是熟悉的陌生人等等，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无法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但是，不妨反向推导一下：如果在富士康，平时有工会倾听工人的苦恼，关键时刻能够帮助工人维权，那么工人们的心理状况是不是会好一些，是不是可以避免走极端呢?
可惜的是，据报道称，富士康的工会主席是大老板郭台铭的秘书。显然这个秘书领导的工会是不会站在工人这边的。由此不难理解，在富士康事件中，外界没有听到其工会的任何声音。
岂止是听不见富士康工会的声音，深圳市工会、广东省工会以及全总，都保持了令人吃惊的缄默。
其实，一切都很正常。早在2001年，当全国掀起在非公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运动时，当时还在《南风窗》效力的我去访问广东省工会相关负责人，在其后的《新建工会冲击波》报道中录用了他的一段话：现在非公有制经济那么发达，吸纳的工人那么多，国际国内形势又那么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的“×輪功”一直在与我们争夺群众，你不去组织群众，有人会去组织，他们自己也会组织起来，那样就会威胁到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去组织他们，起到“凝聚群众，占领阵地”的作用。
一语道破天机。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发现，在非公企业里推行设立工会的运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工人的权利，而是出于稳定的政治目的。
在此政治目的之外，地方政府为追求GDP而对资本的“逢迎屈就”，更使得弱势工人面对强势资本时，无所凭籍。工会不但不会站在工人一边，还会帮助老板组织好生产。
有一种似是而非却流行甚广的说法，值得仔细推敲。有些人说，如果中国制造业不能维持低工资的生产成本，那么外来资本就会弃中国而去，转向越南等地。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就我目力所及，我没有看到详细的有说服力的调研报告，能够证明上述说法的准确。
据报道，郭台铭在5月26日的记者会上说要将员工的基本工资上调20%，证明富士康是有能力提升工资的，同时暗示之前的工资太低了。
还有一种说法也值得商榷。有些人说，这是中国必经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也同样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是21世纪，关于人的权利的认识已非几百年前所能相比。尊重人权，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价值观。难道在今天，我们还能容忍丛林法则，习惯于弱肉强食?
还有人为富士康被冠以“血汗工厂”鸣不平，言下之意是他们的工作环境比许多小型私企强多了。
其实，“血汗工厂”不一定是像黑砖窑一样，很多企业如富士康一样，有宽敞明亮的厂房，但工人们都是长时间工作，低薪酬，没有劳工权利，特别是没有独立申诉渠道。
在这次美国表示将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正在北京访问的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表示欧盟仍未考虑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布泽克在采访时说中国还没有“达到欧盟的认定市场经济的标准”，即中国还没有“施行(implement)”一些法律法规。
他在讲话中提及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的序言说：“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中国政府虽然于1998年签署了该公约，但并没有在国内执行它。因为联合国政治权利公约属于国际法，中国一旦批准这个公约后，就会面临着作为国际法的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国内法的关系问题。
在此，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得向布泽克先生表达一下我的敬意，并顶着“卖国”的嫌疑坚决支持欧盟的决定!
在“12连跳”的悲剧上，我不想简单地责难富士康，但坚决不同意郭台铭所言的“跳楼事件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工厂管理并无问题”。随后深圳市政府所说的“富士康管理文化使问题情绪叠加”即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郭的说法。
中央调查组已入驻富士康。据消息称，是次调查组将多渠道、多层次了解富士康企业用工现状，富士康的企业管理模式与劳资关系将是调研的重点。
消息还透露，于2006年成立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只是深圳市总工会派出富士康的工会组织，并未实现企业内部建会。
我对调查组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尤其是考虑到世界500强之一的富士康是台企，事关统战大局，有关部门能否痛下决心，值得继续观察。
总之，如果不还富士康员工真正的工会组织，不允许他们有集体罢工的权利，那么一时的权力介入，一时的政策调整，并不能改变劳方和资本的悬殊地位。
最后，我希望中央调查组将眼光放宽些，富士康只是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一个标本而已，在珠三角，在长三角，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很多个“富士康”。如果要兑现“让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承诺，就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
仿佛一个黑色幽默，26日晚，就在鸿海精密（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赶往深圳，亲自坐镇，鞠躬道歉之后几小时，该公司又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已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的“12连跳”了，这一连串的跳楼自杀事件共造成10死2重伤。
郭台铭日前在某个经济论坛上就公司的员工待遇问题作了简短辩护，他称，鸿海精密不是一家血汗工厂。管理一支超过80万人的生产队伍十分困难，每天都要处理许多事情，但他和公司有信心能够尽快稳定目前的形势。
可能的确如郭台铭所说，公司做了许多事情帮助员工。据报道，鸿海精密近来已经推出了一系列防止员工自杀的举措，这其中包括：设立自杀热线、聘请心理专家和顾问与员工交流，并成立了富士康员工关爱中心。该公司还邀请僧人在工厂做法事。遗憾的是，董事长的信心和公司亡羊补牢的努力并没有能够留住那些年轻（甚至是稚嫩）的生命。
一个多月来，随着富士康员工“连跳”数字触目惊心的快速上升，舆论对这家口碑本来就不算太好的台资企业的关注以及对“连跳”事件的讨论也急剧升温。除了批评富士康公司本身的员工关怀和管理缺失以外，有论者指出，事件与中国当下过度倚重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畸形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还有人以事件为例证，直指地方政府唯GDP论的错误和片面的发展观；此外，更有文学气质浓厚的左翼批评家声称，从事件中看到了现代大机器、流水线生产造成的人性异化、精神荒漠等等……而自诩“理性客观”的观察者则引证全球和全国的平均自杀率数据来说明，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富士康的员工自杀率并不高，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富士康历来应者不暇的招工盛况，就是对它“不是血汗工厂”的最有力的辩护……
上述这些分析和解释都有道理，但亦都有严重的局限。就拿所谓“全国自杀率平均水平”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拿中国当下18-30岁之间的健康青年的平均自杀率去同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相比较，才是科学合理的。至于大工业生产导致的异化，这个问题被无数伟大哲人控诉了起码有150年了，它确实是一种永远值得认真倾听的批判声音，提醒我们社会远不完美，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但若放到富士康“12连跳”这个具体事件上来看，恐怕并不具有多少针对性和建设性价值。
事实上，“富士康悲剧”以一种经典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论及的一个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与“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在中国到处存在。相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至今都还记忆犹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所谓城市——如鞍山、抚顺等——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工厂。反过来说，像鞍钢这样的所谓企业，其实就是一个涵盖一切的社会，从托儿所到殡仪馆一应俱全。然而，这样的“企业办社会”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这也就是它们最终无一例外地难以维系，需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国企改革”的原因。
不幸的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出口加工业基地在奉行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情况下，它们的企业却仍然试图沿袭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内部管理方式。这自然又与它们雇佣的员工的身份结构高度相关——他们绝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基本没有机会在当地安家落户，遑论融入当地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由于企业的规模普遍比较小，问题一直被掩盖着，今天终于大规模爆发。郭台铭所诉的苦一点都不假：80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人口稠密的超级大县，甚至已经达到了人口相对较少的省份的一个地级市的规模。富士康的这么多员工们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赚钱外，还有任何一个正常人都离不开的社会性需求，像家人、朋友、恋人间的感情交往……
具体地看，这12个跳楼的年轻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寻短见的原因，有些甚至是十分偶然和难以理喻的。但是，假设他们生活于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那么他们那尚未成年的大脑内那些一时想不开的念头是完全有可能在包含着感情的人际交流中被扭转和打消的。问题在于，富士康可不是以前的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郭台铭董事长也不是他们的党委书记。在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下，追逐利润是企业和企业家天经地义的事。退一万步说，即便富士康今后投入再多员工关怀，就像26日郭台铭陪同200多名海内外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部厂房并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作出的许多承诺那样，他也绝不可能把自己的企业建设成又一个鞍山，当今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它没有这个能力——它所能够办出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非自然的、军营式的扭曲社会。一个正常的人际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鞍钢之所以能够办成这样一种比较真实的社会，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完全是因为它可以支付昂贵的经济成本，直至彻底牺牲效率，使自己根本就不再成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富士康对这80万雇员不是采取集中住宿管理，而是让他们散居在当地，8小时以外的日常生活完全自我管理，情况又将如何呢？显然，这一定会给当地造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卫生、治安等等，同时也一定会给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带来巨大压力。正因为这个缘故，富士康实际上是主动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将本来大部分应该由政府挑起来的社会管理负担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它之所以这么主动替政府背包袱，也是有自己的好处的——这么做的员工管理成本肯定是比开放式的管理成本要低；此外，这种军营式管理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员工结成“同乡会”一类的组织，这能够极大地增强他们在面对资方时的集体谈判力量。顺便提一句，出于其他许多考量，这也是当今中国任何一级政府都非常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因此，富士康式的新型的“企业办社会”对当地政府和企业本身来说，是一件能够达至“双赢”的事，但它的代价是牺牲了员工的正常社会生活以及身心健康。
归根结底，“富士康悲剧”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急速转型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而这10条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便是这种成本的震撼人心的集中体现。他们以鲜血和泪水拷问着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当我们的经济正在向“市场”大踏步迈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在组织和管理上怎样才能及时跟得上这种变迁？市场经济不可能单兵突进，它的成功高度依赖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全面配套
深圳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事件，成为近期震动各方的焦点新闻。目前对于事件的反思有多个版本：“血汗工厂说”、“道德破产说”、“产业升级说”、“出口导向模式转型说”等等。
当事企业与有关政府部门采取的应对措施，带有强烈的维稳色彩，其实我们有必要深层次追问：富士康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人的“异化”?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怎么管理?中国工人低工资、低保障的状况是否不可改变?中国的劳资关系应该如何调整?
别把板子打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上
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很多工人进行类似的重复性劳动，“三班倒”、“二班倒”等高强度的工作随处可见，为什么就没有富士康现象发生呢?富士康的问题不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本身，而应该对体制反思。
新京报：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认为，跳楼的起因，除了员工个体心理脆弱、缺乏关爱，还与企业管理有关。这种流水线上分割作业、集体宿舍式生活的管理模式，存在什么问题?
林燕玲：有人提到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拧螺丝的场景，应该说两者是比较像的。卓别林那个时代，这种模式被称为“科学管理”，就是把人的行为进行科学的、量化的计算，怎么样最节省时间、最有效率就怎么管理，而不考虑一个人在其他方面，比如生理上的需要等等。
富士康的管理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仅使工人在一条条流水线上做着重复性的劳动，而且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手段，有基层管理者对员工恶言相向，使工人在生理和心理上承受巨大的压力。
新京报：是不是说，只要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存在，劳动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成为“劳动机器”而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哪怕经过了从卓别林到富士康近100年时间?
林燕玲：其实不是的。可以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看：二战以后，人们从纳粹屠杀血的教训中，对生命权、人权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工会组织迅速发展，通过立法、工资集体谈判和福利保障制度等，使工人的劳动环境和工资待遇不断改善，人已经不再是所谓的“机器”。
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很多工人在工厂进行类似的重复性劳动，而且当时劳动者的工作压力也很大，“三班倒”、“二班倒”等高强度的工作随处可见，但为什么就没有这种类似的现象发生呢?
所以，富士康的问题不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本身，而应该对现有的体制或机制进行反思。
新京报：需要哪些方面的反思?
林燕玲：我先讲讲在德国参观时看到的情景，福特汽车厂一万多名工人，其中大约五千名是土耳其移民，让我非常有感触的是，土耳其移民工人和德国工人完全同工同酬，平起平坐。我们的企业可以做到吗?
最让我感慨的是，德国企业当中有一个企业委员会，主要是帮助职工改善劳动条件，在福特汽车厂，企业委员会主任居然是一名土耳其移民工人。
还有，在福特汽车厂，企业委员会主席的工资收入，与当主席之前在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的工资收入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但是在我们国家，各级工会的工作人员都是比照国家公务员的待遇。而且我们的一些工会干部，总是希望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更高一点，如党政副职，这样就与工人有了距离。
再跟我国当年的老国企比，首先那个时候当工人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比如纺织工人、炼钢工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比较强烈。不仅如此，虽然工资比较低，但生老病死都有人管，有依靠，和现在的情况大相径庭。而且，以前国企工人虽然也是工厂、家两点一线，但户口在城里，家属也都在身边，有心理问题也能得到纾解。
低工资低保障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新京报：在各种反思的声音中，有一种观点很主流，就是有学者提出的“富士康事件正在敲响产业升级的警钟”，他们建议干脆把这类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劳动密集型企业过时论”再次甚嚣尘上，您怎么看?
林燕玲：这种观点太幼稚。我们必须要问一问，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生产模式到底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贸易和投资壁垒逐步消除，运费减少以及技术飞速进步，全球性生产体系逐步形成，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既然中国决定参与全球生产体系，就只能接受这种产业分工，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何况，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解决了就业问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富士康事件真正应该反思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这种模式的过度依赖，招商引资成了第一要务，劳资双方的地位越来越悬殊，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允许不成立工会，劳动者权利被损害，容忍劳动者因为缺乏谈判能力而长期拿低工资。
新京报：但一提这个，就有经济学家反对，说实行《劳动合同法》，提高工人工资，会导致外资撤走，最后工人失业，受损的还是劳动者自己。我们是不是必须维持低工资、低保障水平?
林燕玲：这个逻辑肯定有问题。
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投资确实会流向低成本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哪成本低就去哪儿，还要考虑生产安全、制度配套等等一系列问题。何况，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会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目前，苹果和戴尔公司介入富士康工厂自杀事件的调查就是一个例证。跨国公司的投资也是要考虑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等一系列问题的。
再举个例子，上个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厂，老福特说一定要让我的工人开得起我生产的汽车，他给工人大幅度提高工资，后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买了汽车，当然，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也买得起汽车了，最后美国成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我想说，其实资本家挺聪明的，提高工资可能导致经济良性循环。我常常就闹不明白，为什么到我们这里就非得是这种恶性循环?
我看，低工资、低保障，问题恰恰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新京报：问题是，有几个资本家能像老福特那样看得那么长远，自觉自愿地提高工人工资?恐怕这边一涨工资，他拔腿跑越南去了。
林燕玲：首先，对于那种完全不顾及员工权益的真正的血汗工厂，走了也就走了，没必要可惜。
其次，这个问题涉及全球劳工团结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工会很希望和中国的工人、工会建立国际联系，双边或多边工人、工会联合起来，去要求跨国公司的资本家让出一部分利润，以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
在职工中放手发展民间组织
新京报：也就是说，让资本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面对一个大致平衡的人权保障状况，如果有企业因为中国的人权保障好而转移到越南，同样要面对那边工会对工人同等水平的人权保障，从而逼着资方做出利润让步，是这个意思吗?
林燕玲：对，逼着资本让步，必须是工会以及更多的社会团体团结协作。没有行动，他们不会自动地把利润让给工人。
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应该有点作为。
新京报：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当前的中国仍然需要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另一方面也应该大胆地对其进行约束，让他们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存状况?
林燕玲：对，解决富士康问题，绝不能靠一时的“维稳”措施，而是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那种靠廉价劳动力、牺牲工人权利、破坏生态环境参与国际竞争的模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新京报：有哪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建议?
林燕玲：首先，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把人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最近十年以来，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体面劳动”，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政策的目标，就是强调一个公平的全球化，为所有人创造体面劳动的机会。
第二，要尊重农民工的人格尊严，要把农民工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在企业还是社会层面，农民工似乎就是干活的，与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相距甚远：一方面，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时间大大超出标准工时，安排加班成了基层管理者对工人控制的一种权力;另一方面，工人都住在宿舍里面，他们的情感生活、娱乐生活太贫乏了，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谁给他关怀和支援?
新京报：这方面，单靠企业也很难解决?
林燕玲：这就涉及三个方面，就是如何发挥工会、民间组织和雇主组织的作用。
首先，工会最基本的职责是维护工人的权益。但是在“富士康”事件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工会的影子，只是郭台铭在回应签订“不自杀协议”时，他说，可能是工会做的，他不知道。按道理，工会应该通过与企业的集体协商谈判，表达工人的正当要求，就劳动条件和劳动标准达成集体协议。我们应该思考如何促使工会体制进行改革。
第二，即便工会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们也很难想象，在一个四五十万人的企业里，工人方方面面的需求都由工会来解决，这超出了工会所能承受的范围，这就需要放手发展民间组织，比如老乡会或者兴趣爱好协会，这些民间组织可以补充工会的作用，解决一些工会无法顾及的问题，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增加员工的归属感。
第三，此次富士康的事件中，雇主和雇主组织最需要反思。因为，如果说劳动者最关注的是社会保障问题，那么，资本家关心的应该是社会安全问题。如果劳动者真的起来抗争了，那么，资本家可能会变得一无所有。
苹果(Apple Inc.)、惠普(Hewlett-Packard Co.)等电子企业说，它们将调查重要供应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针对一连串员工自杀事件采取的应对措施。自杀事件使这家亚洲制造业巨头受到前所未有的拷问，也凸显了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群体发生的变化。这几家科技公司承诺进行调查之时，鸿海作风强硬的董事长郭台铭(Terry Gou)正采取措施，防止员工死亡事件群发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不久，周三夜间，鸿海又一名员工疑因自杀而死亡。
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了周三的事件。到此为止，鸿海在深圳庞大的龙华园区已发生10起员工死亡事件，其中多数发生在4月份以来。另外还有两名员工因自杀未遂而受伤。龙华是一个封闭式园区，大门有人把守，内有数十万工人。周三早些时候，一向保密行事的鸿海开放龙华园区让一群记者参观，并承诺在员工宿舍配备安全网，防止更多员工跳楼自杀。
59岁的郭台铭在拥有数十幢厂房和员工宿舍的龙华园区对媒体记者说，“因为没有办法阻止这些事情一再发生，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很害怕晚上11点后或者凌晨接到电话”。他对这些事件表示“致歉”，但为鸿海的应对措施进行了辩护。他说：“我们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有信心、有很强的意愿、有很强的决心（来处理这个问题）。”
苹果、惠普等公司周三发表的声明是鸿海客户第一次对自杀事件躬置评。鸿海也被人以其商标名称“富士康”(Foxconn)相称，总部位于台湾，由郭台铭于1974年创立，按收入计算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外包商。它为苹果组装iPad和MacBook，也为戴尔(Dell Inc.)和诺基亚(Nokia Corp.)等品牌组装电脑等电子产品。苹果方面说，我们对富士康近期的自杀事件感到悲伤和不安。苹果还说，它已指派一个团队评估鸿海处理自杀事件的措施。这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Cupertino的公司说，它正在同鸿海的高级管理层接触，并相信他们在非常认真地应对这件事情。
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惠普说，它正在调查富士康可能与这些悲剧性事件相关的做法。戴尔的一位发言人说，任何有关戴尔供应链恶劣工作条件的报道都得到调查，并且如果得到证实，都采取恰当的措施。诺基亚说，我们已经同富士康接触，以保证只要有问题，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发现和处理。鸿海精密发生一系列自杀事件的深层原因并不简单。该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大陆雇工约有82万人，其中45万位于龙华基地及附近的多个工厂内。考虑到中国整体的自杀率，鸿海精密的死亡率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并不突出，但短时间内接连发生自杀事件却非同寻常。这种自杀模式类似于心理学家所说的“群体自杀”，即一起自杀引起诸多盲目效仿者，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学校或年轻人聚集的群体中。
公众对鸿海精密员工自杀事件的关注不断上升，中国政府官员已宣布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迄今当局一直未表明公司有过失。劳工权益倡议人士说，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表明鸿海精密对待员工的方式有问题。这里的工人基本工资为每月900元人民币(约132美元)，为法定最低工资，但大多数工人都加班，加班工资以小时计，为标准工资的1.5倍或更多。批评人士说，鸿海精密强迫或允许工人超时工作超过了法定加班时间，而且其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及单调的工作环境对工人产生了过度压力。
不过劳工权益倡议人士也说，鸿海精密的工作环境好于中国大陆的许多工厂，近年来，工厂的工作条件持续改善。鸿海精密说，该公司的薪酬及加班操作均符合当地的劳动法规定，并遵循电子行业公民联盟(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为全球电子产品供应商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司已采取了一系列防自杀措施，包括设立防自杀电话热线，聘请专家及顾问进行咨询，还邀请了僧人来厂做法事等。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的常务董事李强说，另一个问题是鸿海精密的龙华基地真是太大了。这些年轻工人觉得没有人关心他们。他说，鸿海精密的做法未能跟上龙华等沿海工厂雇用的民工的变化。
李强及中国其他学者与劳工专家们说，之前的上几代民工主要来自中国大陆贫穷的内地农村，对艰苦的农活习已为常，更专注于赚钱。而如今的年轻工人们对农村的认同感要差，更多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艰苦生活与中国社会中的其他人拥有财富及舒适生活之间的差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李国瑞说，这一代民工与上几代民工很不一样，当代民工处于的这个时代，很容易通过手机、媒体及互联网获得信息。他们很容易知道其他同龄人的生活。如今的年轻工人不想成为赚钱的机器。19岁的李海周二从一座培训中心的五楼窗户跳楼身亡后，警方找到了一封遗书，信中他向亲人表示了歉意。新华社援引警方的话报导，遗书中称其自杀是因为心理压力大，感到现实与其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兼之家庭因素等原因，失去生活信心。
尽管劳动维权人士称龙华是“血汗工厂”，它看起来却丝毫不像这个词语让人联想起的小说家狄更斯笔下的肮脏悲惨。周三，数千名工人身穿带彩色制服、戴着身份识别卡，走在绿树成荫的路上，其他人则在提供各种地方菜的食堂里用餐。该厂设有一个医院、一间书店，还有数不尽的低矮厂房。一个横幅上宣传的是公司卡拉OK比赛。22岁的员工刘日胜（音）站在餐厅外，吸着烟，他说压力是可以控制的。他说，人们时不时地抱怨，不过对我的影响并不大。鸿海的文化是围绕着郭台铭的个性建立起来的。郭台铭是借母亲的钱生产电视频道转换钮起家，而去年鸿海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收入达600多亿美元的大型企业。郭台铭将强力驱策与军事化领导风格融合在一起。2007年他少有地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他说成吉思汗是他的个人英雄，还说他恨自己成名了。
鸿海的失误令一系列自杀事件引发的不良舆论雪上加霜。郭台铭周三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几周内在建筑物周围设置150万平方米的安全网，此话被讽说明公司预计会有更多的跳楼事件。郭台铭还被迫在前一天晚上躬收回了一封被一些人视为麻木不仁的致员工信。苹果公司过去曾因鸿海的问题而陷入争议。2006年，有媒体报导龙华工人待遇差，苹果随之派出了一个调查组。调查组发现了数起违反《供应商行为守则》的行为，包括工人工作时间超过了建议的每周60小时，不过调查组说整体上讲鸿海在大部分方面符合它的规定。苹果继续定期检查该工厂，对其他供应商也是如此。这样的检查通常包括察看设施，与员工面谈，这些公司说这是为了让员工不受到管理层的胁迫。各公司很难把鸿海从它们的供应链中去除，目前为止，尚没有公司表示正在考虑这样做。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说，鸿海的问题凸显出工厂工人的待遇急需改善。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说，鸿海是中国劳动体制的一个缩影。
富士康《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曝光
要求员工不向公司提出法律之外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困扰；公司有权在本人身体或精神出现异常情况下将本人送医治疗
昨日（5月25日），富士康所发《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在网上曝光。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名富士康员工昨日表示，“11连跳”之后，他收到两封公开信，一封来自郭台铭，慰问员工，并称会改善厂区软硬件。另一封就是《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
这封信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富士康的表态，一是告知员工有心理问题及时咨询，二是言明公司不会支付法律外的赔偿项目，但会积极配合政府依法补偿。
后一部分则是要求员工同意富士康在此方面的安排。员工被要求承诺：若遇困难，及时求助；同意由公司人员与家属联系，绝不以极端方式伤害自己或他人。并且，“同意公司基于保护本人或他人健康的目的，在本人身体或精神出现异常情况下将本人送医治疗。”
此外，员工还被要求不向公司提出法律之外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困扰。
这封信要求每位员工必须签署。
一位员工表示，自己拒绝签署，有部分内容令他非常不满，“这明显是有漏洞的，送去精神病院，要本人或者家属同意，怎么可以由公司来决定？如我和主管吵架，我会不会因此被送去精神病院？”
据悉，连续跳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近日开始对宿舍楼进行重新装修完善，有可能在阳台等平面设立铁丝网、加建软体物体等，以应对坠楼事件。同时，在顶楼加建两米的护栏，并已安排保安把守顶楼门口，每个门口都有保安轮流值班看守。
有员工透露，为稳定员工情绪，富士康可能会将惯常7月的提薪提至6月，提薪幅度在50-100元不等。
今日（5月26日），富士康老板郭台铭一早便搭个人专机前往深圳厂区，邀请媒体一同实地考察，破除“血汗工厂”迷思。称“我这一个多月都是没有睡好觉”的郭台铭，通过这一系列的举动，能否祈得自己和工人们真正的平安呢？
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5月25日下午要求员工签署）
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仁：
热忱欢迎您加入富士康科技集团大家庭！
作为您美满职涯的新里程以及快乐人生的大舞台，富士康将为您提供：可发挥经验与智慧的职业舞台和劳动环境，完备的生活设施，学习与娱乐所需的各类文体场地、设施、活动等，以及解决员工实际困难的关爱服务。
请您务必知悉：
1、一旦您或您周边的同仁在工作、生活、学习、情感、家庭、身体等方面遇上了烦恼、挫折、委屈、困窘，您可以求助于或通报集团公司的“员工关爱中心”热线78585（请帮我帮我），公司将安排专人为您或同仁排忧解难。对于您提供的信息防止了其他同仁之意外事件发生，公司将给予适当奖励：
2、若您由其它非紧急的问题，也可以通过集团投诉中心热线15000、工会维权热线81111及总裁信箱、员工意见箱、工会信箱等管道进行反映，公司也将安排专人进行处理。
同时，请您务必理解：
1、公司诚信守法经营和管理，并尊重和关怀员工
2、基于国家法律、集团制度和人道关怀之原则，集团对员工意外事件的处理均依法依规进行，对员工意外事件(含自杀、自残等)，公司将不支付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赔付项目，但定会积极配合政府部门进行依法补偿，并进行合理抚恤工作。
公司对员工的关爱将以预防为主，不断扩大投入。为了提醒您，集团特致本公开信并由您签署确认本文件。
最后，祝您在富士康大家庭里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富士康科技集团
2010年5月
本人已知悉上述公开信之内容及集团公司在员工关怀上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和帮助，了解各种救助途径和方式，本人承诺如下：
1、在公司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若遇有问题和困难，定会及时向“员工关爱中心”等相关部门进行反映或求助，以得到帮助和解决；
2、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遇到较大困难或挫折会及时联系亲属排解，或向公司主管反映，亦同意由公司同仁或人资人员与亲属取得联络和沟通，但绝不以极端方式伤害自己或他人；同意公司基于保护本人或他人健康的目的，在本人身体或精神出现异常情况下将本人送医治疗；
3若发生非公司责任原因导致的意外伤亡事件（含自杀、自残等），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本人或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法律、法规规定之外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给公司正常生产营业秩序造成困扰。
以上事项本人已知悉并确认
——————（签名）
工号：
身份证号：
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联络方式：
紧急联络亲属及方式：
已经13连跳了，13条鲜活的生命。郭台铭已经被逼三鞠躬了，但是鞠躬能挽回性命吗？能再发防止吗？
实在坐不住了，这几天愈演愈烈的新闻和跳楼事件迫使我不得不回想起那段在富士康的悲惨岁月。我很不情愿，但是总是禁不住回想起来，或许只有写下来才能释放我自己。
促使我动笔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闻媒体在这一系列跳楼事件中表现太差，隔靴搔痒，胡写乱道也罢了，要命的是根本抓不住事情的本质和重点。
开篇之初，先给大家交代一下富士康和郭台铭的大致背景。因为连这样简单的东西，新闻媒体都没搞清。
富士康的得名很简单，英文拼写是FOXCONN. 意思就是“像狐狸一样敏捷的连接器”，CONN就是CONNECTOR连接器的前半部分。富士康只是郭台铭制造帝国的一部分，但在大陆它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已，其他还有鸿准，鸿富锦等，之间的关系忘记了，大约都属于鸿海集团的一部分。郭台铭为何要做连接器，是因为连接器的利润介于CPU生产商和电脑整机生产商之间，CPU做不了，做连接器的利润可比做出名的电脑生产商利润高多了。我当时参与制作的链接器主要是SOCKET 370, 以及SLOT 1, 当时刚出的SLOT 2由我同事做，SOCKET370 就是闻名的“奔腾”CPU的插座。其实公众很多都不懂，正是默默无闻的连接器给FOXCONN提供了超级强大的巨额利润，使得郭台铭有了资本可以对连接器产业链的上下产品线进行全面整合，最后连他的客户都给他吃掉了，因为崛起后的FOXCONN直接延伸到了电脑主板的制造，电脑机箱的生产，整个电脑除了 CPU和牌子不是他的，其它都是他做的，但是你听说过FOXCONN品牌电脑吗？明白了吗？
说到这里，我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让你们有点印象。SOCKET 370 在1996年FOXCONN给客户的价格是10美元一个，但是到了2000年，报价已经降到1美元一个，FOXCONN还在大量制造，这个价格还有利润，那你说他以前的利润究竟有多高？？？只记得年底总结的时候，我当时所在的富顶公司年度成长率因为只有86%而在富士康集团内排名倒数第一，而其他公司有成长率110%的傲人成绩。你们现在明白5%的利润率有多低了吗？？？(富士康人均产值70万/年(2009年度，70万员工，产值4933亿元)
郭台铭和FOXCONN的历史其实也简单，他本人和老员工并不忌讳谈这个，很多故事都是他们自己在内部宣讲的，但偏偏媒体在这方面就像谜一样，只能说明媒体工作者在这方面太不敬业了。比如媒体说富士康是96年进入大陆，这根本就是胡扯。其实第一次进入大陆是1988年在深圳设立的黄田工厂，当时只有1百多号人，这就是郭台铭在大陆事业的全部开端，远不如今天这样闻名。因为郭台铭那时自己也很弱，根本没有今天台湾首富的江湖地位。
郭台铭来大陆设厂的原因是一句很出名的话：“在台湾请一个工程师的钱在大陆可以请80个作业员！”在鸿海内部刊物上也提到，鸿海是将高科技的电脑行业做成传统机械行业！通过大批量的连续制造，生产的成本被大幅降低了，这就是鸿海集团对电脑价格下降的贡献，也是FOXCONN暴利高速成长的秘密。
郭台铭出身的说法确切的说是个海员，这是他自己认同的说法。也是寂寂无闻的穷家小子一个吧，家里有4兄弟，郭台成，郭台柱等，后来他的兄弟和亲戚们就成就了他事业的一部分。像所有台湾男人一样，长大了就要去当兵，服完兵役，大约是做了长时间的海员。转折发生在他后来做海关时，他当时长了个心眼，仔细研读了当时台湾出口报海关的商品目录，发现出口最多是电视机啊收音机部件比如开关旋钮之类的东西。他就觉得这个肯定挣钱，然后自己筹资创业，出资方大约主要是他老婆家里，传闻他夫人娘家的钱要多一些，当然后来他老婆家的亲戚也参于了他的事业。郭夫人也真是罕见的贤内助，直到去世一直被老员工们所称道。
郭台铭脾气比较急，而郭夫人在安抚人心方面颇有成效，加班之后会下厨给工人做点心吃。郭台铭创业的开端豪不起眼，一台机器，2个人，郭什么都干，然后扩大规模。在模具业规模不断扩大时，加工模具的老员工回忆说在不情愿的加班之后郭台铭会拿出电影票戏票之类的犒劳。郭台铭的英语是怎么学的，去美国揽生意雇个司机拉着他到处跑，一路聊天下来，就这么练就了足以应付和葛洛夫打高尔夫球的口语。郭台铭的故事不是神话，在鸿海内部广为流传，其他的故事更多了，郭台铭的其他前雇员自己补充。
至于为何10连跳后勾起我强烈的回忆？主要在于这段富士康工作的经历过于严酷而又伤痛，因为它直接影响了我的生命历程和人生轨迹，同时它留给我的后遗症到今天都无法消除。
说实话，大学毕业12年来，国内国外我一共换过10多家雇主。唯有富士康这段经历最苦！也最累！也最非人道！
那些自称学富五车的心理学家，心理医生们，你们怎么能理解感受到一个25岁小伙被超时强制加班的痛苦？在高强度劳动环境中，每一个月每天站着工作12小时白班，然后在下个月12小时夜班，如此轮换6个月，没有一个礼拜天，没有一个小时的HOUR OFF。我累了，我朋友周日来看我，不加班行吗？不行！主管很坚定！这样的日子包括了国庆节！醒来在黑夜，入睡在黎明，请问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我告诉你，人是可以走路睡觉的，迈着步子，边走边睡，走上几步，挣只眼睛瞟一眼，继续边走边睡。吃饭的时候，口里含着饭，人却睡着了，醒来再扒几口。无论白班夜班，实在困得受不了，去厕所里蹲着睡一会已经很享受了。不是我下班回家不睡觉，是太疲劳了，好不容易睡着，也睡不踏实，七八个小时候自动醒来，很困，还想睡，但是实在睡不着，因为这是白天，我体内的生物钟被颠倒了。即便是懒在床上也没用，到时间还得去上班。也不是我睡眠环境不好，我在外面租房住，FOXCONN给房租补贴，听起来很人性化吧，但我现在更愿意贴钱给FOXCONN还我的健康，DOUBLE PAY 也行，只要它能把带给我的病根医好！！！
你们听说过神经性头痛？但你们听说过过度疲劳引起的神经性头痛吗？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落下的病根。头痛，莫名奇妙的痛，就像里面有锥子在脑子里钉着，不管白天黑夜，不管睡多久，只要醒来，头痛如邪神附体。开始吓了我一跳，自己去西乡医院做了脑电图，但医生说没有任何异常。回去问主管，他也不知道。但是给同事说起，她们就说她们也这样，头痛。之前的老员工已经告诉她们，她们也头痛过，检查的结果就是疲劳过度引起的神经性头痛。如果是暂时的也罢了，可惜我离开FOXCONN十年了。这十年来，每当我稍微有点熬夜，无论我睡多久，醒来后头痛的感觉总是与我相伴，虽然程度已经大为减轻，但脑子不舒服，不清晰的感觉总是存在的。这一切的开端就来自富士康，因为在那之前的岁月里，我根本不知道头痛为何物！想到这里，我不得不再问候一遍郭台铭。
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天傍晚，临上班前我被楼下电视访谈的欢笑声从梦中惊醒，迷迷糊糊中奇怪她们怎么笑得那么高兴？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自己很久都没有笑过了。挣开眼睛望着窗外黑黢黢的天空，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我，我猛然坐起来，然后坐在床上发呆，我的世界没有光明。。。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的生活会这样苦？我的心理变得越来越灰暗。到了工厂，上班前的班会在五楼楼顶，星光下，楼板上横七竖八躺了一大片临上班前补觉的小伙子，这些人都在20左右，正是生龙活虎的年纪。请问心理学家们，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还没上班前就先躺在地上补觉呢？究竟是心理需求还是身体需求？请问心理学家们，是什么原因让我过着两头不见亮的日子？早晨入睡时太阳还没出来，晚上醒来是太阳已落西山。我的世界没有阳光。请问心理学家，你怎样才能去除我心理的阴暗？？？
我鄙视心理学家，因为他们不会有连续12小时夜班的经历，他们怎么能有应对这个心理阴暗的良药呢？
而这不过是FOXCONN的累，真正的苦和痛在后面。你们知道硫酸会腐蚀皮肤，那有没有想过不戴任何手套把手浸到硫酸里的滋味呢？此硫酸的浓度为50%！这种事我干过多次，开始痛，后来皮肤起了应激反应角质层自动加厚，手变得很粗糙，没那么痛了。不是我要虐待自己，是FOXCONN生产线的料带太快了，如果我按部就班搞好劳保再去干活，我根本赶不上它的速度，完不成任务，主管就会过来。只有不采取任何保护干活是最快的。我的职位是电镀工程师，带 4名技术员，开2条电镀生产线，机器由我调，化学药品由我添加，而我要添加的药品不止硫酸，还有烧碱，硫酸镍，锡铅药水，这生产线上还有鈀镍药水，金氰化钾溶液。慢着，金氰化钾，对，金的氰化物，地球上最好的镀金溶液载体，用氰化钾合成。氰化钾剧毒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只有处理这个镀槽时我们是戴手套的。但是因为皮肤接触过鈀镍药水手就发黑，再接触过锡铅药水手就发红，然后这手就是紫一块，红一块，黑一块。我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部门里的陈工程师，早晨在食堂伸手拿馒头时，另一个女孩同时伸手拿了一个，结果女孩一瞥眼看见了这么个黑手，吓得尖叫一声扔下馒头落荒而逃，这陈工程师从此就成了大家的笑料，可这个故事我怎么老觉得心酸。金氰化钾我不想说太多，想想一公斤氰化钾可以毒死5万人就够了。锡铅药水，想要不含铅的焊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的手接触过太多的锡铅药水以致于多年后我不得不对即将出世的女儿提心吊胆，铅中毒可不是闹着玩的，而我接触的铅可是离子状态。感谢上帝，女儿很健康！
算了吧，不想回忆太多过去的陈年往事。天无绝人之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富士康打工的确会很艰难，但别老想着跳楼。换一家，离开它就是了。
我自己就是个和典型的例子。当初刚进FOXCONN的确很轻松，OFFICE 里坐着看文件，坐久了就被送去实验室做分析。小课长不喜欢我，过了一段时间，直接发配我去了生产线，炼狱开始。黑白颠倒的苦日子豪无预防地迎面而来，高强度工作量，天天加班，累，初了累还是累。心理变得阴暗，没有阳光，不知道出路在何方。有一次，热天正午，我午饭后换了工友，调好机器放好料带，趁着空挡到门口的电风扇前的柱子那里吹点风凉快一下，因为我汗透前胸，而电镀车间因为很多溶液是加热的，所以热上加热，只在办公室有冷气。刚站定还没降温，台湾籍的小课长推门进来，冷冷地盯了我一眼后去了办公室，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我想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吹风了，不用作假，仍站那里等他进了办公室才回自己的机台。然后主管被叫进办公室，出来后直接奔我而来，问了问，直接拔掉电源，抗着风扇就去了储藏室。那一刻我的心特别凉，他妈的你是人我也是人，你专科我还电镀本科呢，论年纪你也只比我大一点点。凭什么你吹空调我连电扇都不能吹？你午休我上班又没偷懒，我机器给你调得好好的，料带也放着，凭什么我就没有凉快的权利，你不就是台湾人而我是大陆人吗？正是在FOXCONN的经历，才让我明白其实人天生就不是平等的，歧视是永远存在的。我俩待遇的天渊之别其实就来自我俩的身份不同，因为即使一个大字不识几筐的台湾人过来起码也是个课长(经理)，而一个中干无论努力多少年，干再多的活也很难到课长一级。正是有了这一段经历，就够成了我后来碰到机会就毫不犹豫申请移居海外的原始动力。
我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FOXCONN的管理有它的痼疾所在。这个痼疾就来源于每个台湾男人都要服兵役的传统文化，正是军旅生涯，让台湾人有了 “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坚定信念。什么品质问题先不管，先看看部门课长的资历，资历高的讲的就是对，然后就往资历低的课长那里推。喜欢我的老课长走了后，我的好日子就结束了。那次年底评奖的时候，小课长被扣光了。然后一帮课长们来到我部门，在我已经都交完班回到自己家里的情况下说我的这班的机器哪里没弄好，给我一张处罚单再扣掉年终奖。第二天上班一听到那个理由我立刻就知道了那不过是一个借口，我绝对是被冤枉的，我是部门100多号人中唯一科班出身又有实践经验的3个之一，拿这样的理由来处罚我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我在工友中有“*大师”的称号，有空就会给他们解答技术问题，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被冤枉了，劝我去找老板伸冤或者给总经理办公室写信，我谢了他们到好意然后没动。有用吗？我一同被处罚的工友气不过跑了副理办公室申辩，结果不用猜了，扫地出门。而这位老兄跟我使用同样的机器，生产同样的产品，每个礼拜亏掉100多克黄金，500多克鈀镍，我和夜班工程师通力合作，每个礼拜正好为公司节约 100多克黄金，500多克鈀镍补上他们的亏损。我知道小课长为此让他写过好几次检讨，但从没表扬过我，那时候一克黄金的售价大约是85到100元之间吧，鈀的价格是金价的1/2到1/3。镀金过程中一部分黄金会被还原在镀具上，大的如绿豆粒，我知道部分工程师悄悄地收集起来拿走，但黄金对我而言不过是一种金属而已，我从没拿走一粒黄金，因为它不属于我。挑我刺的那位课长学历不低，不过在自己电脑桌面永远放一副裸女像，人看这就猥琐，让我跟这样的流氓申辩，我没这么下贱！
真正下定决心离开FOXCONN是过年的时候，中学好友来看我。一聊，我才知道我的生活有多悲惨，我俩学的都是化工，可待遇工作环境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朋友也劝我离开。然后新年开工的第一天，坚决辞职。
回到西安，工作环境也不如意，赶快溜进外院学习英语。结果就在那里知道了加拿大技术移民，赶快申请。然后回到深圳边打工边学英语办理移民手续啥的。这次花了点时间之后，进了EPSON，工作环境和待遇都提高很多，OFFICE 工作，轻松又安静，待遇高出很多，加班也不强迫。其实离从FOXCONN辞职才刚半年，人还是那个人，进了不同的公司，待遇立马就不同，这个跳槽的好处是立刻的。工作一段时间后，上司发现我很懂电镀，就把这一块完全交给我做。独挡一面的感觉很爽啊，我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培训了助手，自己制作了各种文件规格，间或出差去供应商那处理问题。这是我工作经历中最舒服的一段。然后平稳过渡到移民签证下来出国。
其实FOXCONN的问题主要有俩个，强制加班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夜班。这俩问题看起来简单，却是郭台铭的利益核心所在。
强制加班没有规定，但是这是不成文的规定。正常情况下应该3班倒，但3班的用工成本会高于2班。所以我的部门就基本没实行过3班倒，2班连轴转。具体经济账你们自己算一下吧，不是郭台铭请不起工人，是选择让工人更累一点的2班倒更符合他的利益，1.5倍加班费他可以付，但是因为工资基数很低，加班费也没多少钱。一旦订单减少的时候，还可以很容易恢复到2班工作的常态。工人少，管理成本就低。至于工人是否忍受12小时一个月而去跳楼，那不是郭台铭的事。以前有个女记者不知道天高地厚报道了富士康的超时强制加班问题，郭台铭立即老羞成怒，对该女记者提出3000万的诉讼，把女记者吓傻了，他生气的原因自明。其实同样的生产厂房设备，郭台铭赚取的利润是最高的，要不然代工厂那么多，只有他做得最大。
还有夜班问题，想想吧，当EPSON得员工都10：00都下班睡觉，而FOXCONN依然生产不息，哪个创造的剩余价值更大？夜班的问题影响主要是生理和心理的，12小时夜班，你的身体却少阳光的滋润，我那时累不说，而且心理真的很阴暗。就是悲观，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而别人似乎都比我快乐。我受不了夜班，但是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就没事，也不会头痛。
我不知道跳楼的是否因为这2个原因的影响。但我还真知道，在FOXCONN生产线上的，还真免不了强制加班和倒夜班，因为他的生产线一定是24 小时全开才利润最大化。没有理由哪个员工永远上白班，而别人就只上夜班，轮班是规定。
至于员工为何会忍受强制加班，我从自身的原因分析发现：那时的我初出茅庐，刚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听话的惯性思维还在，生产任务在那里摆着，主管在加班，我不加班即不被允许，也视乎道义上说不过去，因为大家都加班，我不加班好像给别人造成不便。刚出来的人，个人意识还没崛起，对资本家的雇佣关系并没清醒的认识。再说刚到深圳，人生地不熟，需要有个安身之地来熟悉环境。如此就委屈了自己，直到忍无可忍离开为止。别看富士康每天上千人排队入职，我估计离开富士康的人起码有500万人。我刚去富顶工号已经排到2万五，其实工厂里只不过2千多人，不超过5年历史。同批20个大学生一年后只剩了2人，2年后只剩1人。但是也有些人离开后又回去了。我大学同学在哪里干了12年就没离开过，人家受得了就受，这个我相信或许是基因问题。但是富士康招工其实最多是那些内地刚毕业的中专生职高生，一毕业就拉过来，基于上面的原因，好管理而且耐劳！我这个大学毕业的，反抗意识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培养出来的。
受不了的，别跳楼，干点别的也行。不要听郭台铭忽悠，什么感情问题，在深圳有感情问题的男男女女多去了，都跳楼了？别听那些不要脸的专家忽悠：低于全国的自杀水平！那些专家都是重金聘请的！要不下次这种发钱的事靠边站。郭台铭特迷信风水，据说，富士康总部之所以在龙华油松这个奇怪的地方，就是风水师勘察的结果！！那些记者也是，卧底的时候没有真正到生产线上干一个月夜班，然后看看自己的心理变化，就明白了。要是不明白，干3个月后看看不再年轻的自己会不会疯掉？
缅怀逝者，告慰自己。
在人们对富士康的第12跳惊魂未定之时，5月27日凌晨，又有一名女性从三楼坠下，受伤送往医院，被称为“疑似第13跳”。
一个个年轻生命的倒下，在引发了社会无限哀思和伤痛之下，很自然地把矛头指向了富士康公司。有悲懑之极的人们认为，富士康是造成所有生命离去的罪魁祸首，富士康该死。因为，如果说1个人跳楼是个案，那么，十几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跳楼，肯定不能再说是个案。而且，与富士康类似的企业并非没有，但至少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其他企业存在这样的问题。从这些意义上讲，富士康确定无疑地存在自己的问题，而在各类媒体上发表的调查和评论中，我们差不多也已经知晓了其中的缘由，包括准军事化管理、超时“自愿加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企业对员工的关怀不够、人是机器的附属品，等等。
但是，即使如此，富士康就是罪魁祸首吗?面对汹涌的民意，提出这样的质疑，估计人们都会觉得胆怯，因为稍有不慎，会被认为是富士康的打手。可是，即使富士康是直接的罪魁祸首，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罪魁祸首。根据公开的资料、媒体的调查、政府或学者的调研，富士康有自身的企业管理或企业文化问题，却算不上是“血汗工厂”，比富士康还不人性的企业并非没有。即使退一步讲，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是：每次巨大的矿难，牺牲的人数都比这个多。两者之间虽然在性质上有差异，但可以引人深思的问题是：谁更漠视人命?
况且，每一起自杀，都有相当复杂的因素，将原因简单化，并不能就此解决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种事情发生在富士康身上，固然有其必然性，却也具有某些耦合性。或许，我们不能就此饶恕富士康，但确实需要从其他层面来寻找原因。由于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已经接连发生，在员工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分析文章也不在少数。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李平在5月26日的发布会上的说法，算得上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富士康科技集团发生的员工坠楼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
不过，他还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关注，我觉得从侧面点破了一个重要方面。李平呼吁：“富士康朝气蓬勃的年轻员工，作为深圳新一代建设者，希望所有人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勇敢面对困难，做生活的强者。”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即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员工不过是“深圳新一代建设者”，这里并不是他们能够安身立命的归属之地，他们只是城市的建设者，不是城市的所有者。人的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找不到生存的意义，找不到安放心灵的寄托和奋斗的价值。
80后、90后的农民工，按照社会学的说法，很多是“二代农民工”或“二代半农民工”。他们生存在城市之中，却不是这个城市的市民;他们的根在农村，但他们已经回不到父辈的过去。他们的迷茫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体因素造成的，而是被这个社会强加的。在这意义上来说，我们当然需要寻找每一起跳楼事件的所有直接因素，但确实也不应该回避较为间接却可能同样的社会因素。这样的说法，毫无疑问地落入了看上去较为俗套的思维之中，但我们还是必须直面其中的问题。
富士康难辞其咎。但是，把所有的矛头指向一家企业，固然可以让很多因素好像变得清晰起来，可也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了许多其他因素。而这，将无法更好地化解矛盾所在。因此，无论是否具有媒体放大功能的影响，发生连环跳的富士康都应该受到整个社会的考问，但其中关涉到的很多因素并不是一家企业能够负载的，也是必须应该看到的。否则，假使富士康就此被灭掉了，还会出现新的富士康。要知道，这些年来，发生在高校的跳楼事件也不少，学校却没有被置为罪魁祸首，而是基本上从技术层面上寻找原因。这算不算有点比较意义上的黑色幽默?看来，很多事情深究起来，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在现有状态下，不对新型产业工人的构成、封闭式社区的管理、地方政府应该起的作用等等做进一步的探讨并拿出解决办法，祈祷不再发生跳楼事件或许只能是祈祷。
5月25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是今年以来该集团第11名员工坠楼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
几天前，本人做客一访谈节目，曾与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先生进行过面对面的讨论。他强调：我们首先应该学会对中国制造敬畏。诚然，中国制造在全球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如果这样的业绩是建立在中国员工超负荷且没有尊严的劳动基础上的，那最终只会抹去敬，而留下畏。
现在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是：富士康能避免下一跳吗?
在节目现场，面对来自富士康代表言之凿凿的辩白，本人就预言连跳悲剧会继续发生。结果不幸应验——只是没想到会来得如此迅捷。
目前富士康采取的诸如请高僧安抚亡灵、信息披露及建立发泄室等补救举措，都流于表面，当务之急是真正构建以人为本、关爱职工的管理文化，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健全他们的权利保障体系和心理援助系统。不然，继续上演的自杀悲剧，仅经济赔付成本和处罚成本都是年利润达10%的企业无法承担的，何况整个企业多年积累的品牌价值将贬损殆尽。
当然，如果将员工跳楼的责任都归咎到富士康身上，也有失偏颇，因为其背后还有整个行政管理的滞后和懈怠，以及整个社会救助系统的不甚完善，这些或以尊重企业自主经营的名义，或以经济高速增长的名义，或以积极引进外资的名义，或以中国特定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名义。缺少法治和道德支撑的市场经济，只会引发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和残酷，而无法带给我们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一个荒谬的悖论是：许多举世闻名的跨国公司在本国和本地区都是关爱员工、遵纪守法的典范，怎么来到我们这里就变了一副嘴脸，甚至成了压榨职工的血汗工厂?难道真是橘生江南、逾淮为枳?
现在，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中国制造赋予尊严的时候了。尽管在不少领域，我们面对着产业分工的低端、企业管理的缺陷、社会系统支持的匮乏和执法的缺位，但面对连续发生的悲剧和逝去的生命，任何借口都显得无比苍白。
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代工企业之一，富士康除了炫目的利润指标，就不能率先垂范，树立起以人为本、关爱员工的标杆吗?
深圳富士康“12跳”的消息，坏事传千里就像长了翅膀，昨天5月27日，越南发行量极大的《越南青年报》第19版援引了中国《南方都市报》的文章报道了中国深圳富士康N连跳。令人十分惊奇和不解的是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红色媒体，居然用卓别林1936年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曾夸张地揭示流水线工人被机器异化的荒诞情景来比喻。该报认为但同样的情景正在中国深圳富士康几十万工人聚居的厂区重演。
《越南青年报》真他妈的恨，数典忘祖。他们居然不顾“同志加兄弟”的越中情谊，用卓别林挖苦潮笑资夲主义的电影影射咱们中国深圳的社会主义工厂。
其实，富士康在越南又不是没有工厂。早在2007年富士康就已在越南建成投产两家高技术工厂。但那里的越南工人从来不加班,看见别的公司开的工资高就不干了。越南很维护工人利益，有一家台企的台湾经理曾要体罚一名生产线上的越南作业员,作业员当场就报警了。结果,派出所把台湾经理关了两天禁闭。”
资料显示,2007年富士康已在越南建成投产两家高技术工厂,总投资为1.6亿美元。据《越南投资报》报道,富士康将于今年二季度动工建设总投资为2亿美元的越南永福手机生产项目。“事实上,富士康现在越南也就几千作业员。这和越南工会很强有关系”。
据《越南经济时报》3月24日报道，2009年越南发生工人罢工事件216起。其中，发生在外资企业的有157起，占72.6%。按地区划分，发生在南部地区的有155起，占71.7%。按行业划分，发生在纺织成衣行业的有114起，占52.7%。今年头2个月发生工人罢工事件64起。罢工主要诉求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奖金，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等。据越南《劳动报》2月4日报道，越南总工会称，今年1月份全国发生38起罢工事件，同比减少22起。罢工原因主要是工人对工资、奖金、加班费、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有意见。企业发生罢工后，工会及时介入，积极了解情况，配合相关部门，与工人和雇主展开对话，依法保护工人权益。
《越南经济时报》相当于中国官方的《经济日报》，越南《劳动报》就等于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人日报》。不是本博秦全耀崇洋媚越，什么时候见过咱们的《经济日报》和《工人日报》介绍和宣扬过罢工。你不去做工人权益的维护普及，倒霉的还不是工人兄弟。所以老秦要说：中国的工会如果不是以工人的利益至上，干脆改名吧，别叫工会，爱叫什么叫什么。同样，那张佔着工人茅坑却从来不拉工人屎的《工人日报》也早该换个名了。换个啥名呢?不妨学学那家把“天上人间夜总会”变成“天上人间日总会”的晓久农场，咱也变一个字，就叫《宫人日报》吧。
常在越南研究越南问题的中国专家泰来，这下可又有了个挺神的话题。他说：“越南也有富士康，兄弟姐妹悠着点!”泰来，你个的气谁呢?
要是员工被要求签订不自杀保证书（后来被收回了），宿舍外竖起防止员工跳楼自杀的安全网，那肯定是出了严重的问题。
我们所谈论的并不是二战时期的集中营，而是一家生产二十一世纪最酷名牌电子产品的工厂。
深圳富士康巨大的工业园区里发生一系列自杀事件，从台湾母公司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到向其外包组装业务的戴尔(Dell)、苹果(Apple)和诺基亚(Nokia)等全球品牌，各方都期待着将罪魁祸首找出来。
让人感到羞耻的现象有很多，都与中国一党执政和显而易见的生产力奇迹所排斥的中国经济模式如影随形。经济学家通常喜欢说是中国经济中的不平衡增长或结构性失衡。有没有可能情况比这还要糟的多 “世界工厂”中国是否从骨子里已经腐烂了
十六年前我首次到深圳参观时，它还是一个灰色乏味的城市，街上的车很少。乞儿们抱住我的腿，不让我走。
如今，深圳人口已经激增到1，700万，市中心的道路上满是轿车和SUV，酒店和购物中心毫不逊于香港。
不过，如果你是一个居住在狭小宿舍中的外来务工人员，你很可能错过了这样的进步。外来务工者不能像深圳市民一样享受医疗、教育和住房福利。
富士康作为最大的工厂厂区非常显眼，在这个城中城中工作和居住着30万工人。我怀疑咨询机构美世(Mercer)是否在其全球生活质量指数中给这个地方打了分。
中国更广泛的问题
今年的十多起员工自杀事件不仅对富士康及其客户来说是个公关恶梦，对制定规定的大陆政府来说也是如此。北京方面宁愿看到新闻报导的是上海世博会的壮观场面，而不是国际媒体将目光聚焦到中国经济丑陋的薄弱面。
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将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时候，曾试图以一种新的途径来平衡矛盾，他的名言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致富光荣”。他还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著名的南巡讲话迄今已18年，如果他看到今天的情形，肯定会认为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尽管深圳在30年前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但媒体报导形容富士康在当地的运营就像是一个独立王国，极少受到当地政府的监管。鉴于据报道该公司每年向当地财政纳税愈百亿元人民币（合14.6亿美元），政府不插手其运营也不难理解。
富士康的问题象征着中国的经济存在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经济不平衡，过度重视出口和投资支出，内需不足。
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低工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上周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五年，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工人未曾加薪。富士康工人每月的底薪为950元人民币，与广东省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持平，上周五该公司宣布加薪20%。
中国薪酬水平较低的事实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构成方面也有所体现。公司利润在中国GDP中的份额上升，但工资比重下降。
中华全国总工会称，自1983年以来，工资和薪酬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持续减少，从1983年的65.5%下降到2005年的36.7%。同期，资本回报在GDP中所占比例上涨了20%。
短期内，这对资本投资者或许是个好消息，但它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就在富士康的用工问题引发争论之时，同一周，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Honda)在华零部件生产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加薪，导致该公司在大陆的四家工厂停工，汽车生产陷入瘫痪。
此次的风险在于：富士康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可能进入新的产业动荡时期。中国经济在其它方面的不平衡，如食品和住宅价格的病态上涨等问题，正在激化紧张形势。
我们应当承认并非所有的工厂都是“血汗工厂”。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公司，其总部同样位于深圳，却因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校园式厂区而被树立为模范企业。当然，制造现代化的电信设备比组装手机更复杂。
中国政府、制造公司和国际品牌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挑战：既要平息劳工的不安，又要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
与简单地要求工人不要跳楼相比，从根源处着手解决问题，即改善薪酬和用工环境，看来是一个更好的开始。
面对富士康的“连跳”事件，当下中国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会困惑不解地问道：那些年轻的农民工为什么会如此想不开?假如他们觉得富士康的薪资待遇差、管理缺乏人情味……他们完全可以选择离开它，到别处去另谋高就，没有人强迫他们呆在那里。
从这种基本认识出发，富士康的悲剧主要应当归咎于失败和教育和不良的社会风气，因为它们导致了年轻人的自我中心和脆弱性格。此外，大概还有媒体渲染的放大效应及其潜在的心理引导。这种解释看起来相当有说服力。不是吗?为什么类似的悲剧频繁地发生在“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身上?事实上，上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更低、工作更辛苦、工作条件更恶劣，他们怎么没有动辄就跳楼?
励志作家陆琪还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上班奴”，说的就是现在新一代的打工者。
在我看来，这些自由派人士几乎已经正确地窥见了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迥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遗憾的是，他们的结论即使不是完全错误的，也至少是非常有缺陷的。
我居住的小区大门口有一个旧货摊，在我的记忆里，它至少已经存在了10年。它的主人，很久以前是一对来自安徽的中年夫妇，最近4、5年里则换成了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妇——一对25岁不到的小夫妻。在过去的10年间，这个旧货摊日复一日地将我们小区内产生的可资利用的生活垃圾回收过去，其中包括我这个报人家庭里源源不断的废报纸。而从这么多年来废报纸的平稳价格来推测，这来自安徽农村的父子两代人赖以为生的收入应当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当然，这些年来我们小区及周围的商品房价格已经上涨了5倍都不止。
在这个仿佛永远不变的旧货摊，变化的除了主人的面孔和年龄外，还有他们的装束。去年的某一天，当我看见安徽小伙子牛仔裤膝盖和屁股上的破洞和他老婆裸露着的肚脐眼儿，曾经微微有些吃惊。但当时我很快就在心里作了一番“政治正确“的自我批评：凭什么人家农村青年就不可以追求城市里的时髦?随后便习以为常了。只是近来的富士康“连跳”事件，才促使我又重新思考起这种变化背后蕴涵的深刻意义来。
有句话想必大多数人都同意：人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失去生活的希望。我现在则非常愿意相信，那些富士康的青年员工不是因为忍受不了生活的艰苦和人际的冷漠，而正是因为失去了盼头，才从楼顶上跳下去的。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村涌进城市的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心底里的真正归属依然是家乡的农村。他们的想法是那么的简单：在城市里打份工，吃几年苦攒个五万、十万，回到家乡起一幢房子，娶一房媳妇，后半辈子能过上比左邻右舍更富足的日子……大概我家门口那对收旧货的中年夫妇已经在安徽老家过上了这种日子。这种“有家可回”的念想支撑着他们的整个精神大厦，使他们在面对城市劳动的艰苦环境、尊严扭曲、情感压抑时，能够以惊人的忍耐力顽强地坚持下来。
但时代毕竟一直在变，尤其是处在一日千里的急速转型中的当下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温暖家园”，在他们的儿女们心目中却并没有什么值得神往和留恋的。在内心深处，光怪陆离的城市也许更能够寄托他们模糊懵懂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拿我家门口收旧货的现在这对穿着有破洞的牛仔裤和露脐装的安徽青年男女来说吧，我绝对不相信他们热切地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更不要说把它当成精神支撑了!相反，我相信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们就会选择继续留在城市。
然而，一旦他们扭头瞥一眼自己服务和生计所系的那个小区，看看它那扶摇直上的房价，他们的所有梦想就会在顷刻之间全部破灭。在价值和情感上，他们比他们的父辈对这座城市要亲近得多，但在现实中，他们与它的距离实际上比他们的父辈反而更远了。10多年来，城市在政策上对将青春奉献给了它的农民工的开放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在生活的经济成本方面，却正在快速地抛离他们。单就拿住房这一项来说吧，市场化的商品房就不用说了，再看看政府提供的那些所谓“帮助弱势群体”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哪一个不是在进一步抬高农民工(他们的户籍决定了他们没有资格成为幸运的申请人)进入城市的壁垒?我们的安徽小夫妻可以用穿露脐装来表达对城市价值的认同，但城市却不打算接纳他们。
于是，“农民工二代”注定要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再度成为城市的匆匆过客。所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回归(也可能必须回去)的那个“家乡”，在心灵深处已经不再属于他们这一代;对它的记忆不仅不再甜美，甚至很可能是苦涩和令人窒息的。他们因此变成了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丝毫看不到未来。促发那10几个富士康的年轻人纵身一跃的直接诱因也许各不相同，但根源却正在于此。他们的确可以选择离开富士康那“把人当机器使用”的流水线，找一家餐馆或快递公司去继续打工，但他们融入城市的梦想无论在哪里都一样会被无情地碾碎。很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在别处比在薪水相对高一点的富士康破灭得更早、更彻底。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但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给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至少留有一份希望。这里所说的希望，仅仅是指经过一番努力有机会融入社会、过上与周围人差不多的寻常生活而已。然而，对“农民工二代”来说，连这都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奢望。而这种状况，正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源泉。
我希望，发生在富士康的悲剧能够有助于我们社会发现并正视以往一直被忽略的“农民工二代”内心深处的归属困境，并最终有助于问题的缓解本身。毕竟，社会的点滴进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只要这些代价能够换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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