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劳资纠纷事件，从表面上看效果都是为了提高工资，提高工人的地位和待遇，但是两者在争取和斗争的过程中，其方法，代价和效果，却有根本的区别。
广本的工人人数虽然只有1800人，但他们的行为和做法却具有大国工人阶级的风范。就像工人代表所说的，“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
富士康的工人就不同，他们用一种被动的形式，而且是通过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来表示对资本家的失望，对生活的绝望。他们的牺牲虽然也唤醒了社会，争得国家和各界对劳苦工人的同情和支持。但是，父母只能给他们一次生命，不能再给第二次。他们本来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争得同样的效果，但是为什么不能向广本的工友学习呢?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极端的做法来表示对生活和前途的绝望呢?
应该疾呼：80和90后的农工们，不要随便跳楼了。世界上没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不能因为生活的困难，感情的困难，收入的低下，就选择了轻生。就像浙江大学四年级学生冯履冰所说的，‘人家叫我跳我都不跳，更不要说自己跳了。’
但是，更应该疾呼：政府和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都来注意目前存在的各种不公平，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和腐败问题。国家应该下大决心，彻底改变工业发展模式，不能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顾消耗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破坏生存环境，不顾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物价和房价的疯狂飞涨。不是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享受超过最富国家的生活水平，而让大多数老百姓长期生活在没有希望之中。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全国的人民富有起来，让每个人通过努力就能看到美好和幸福的未来。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超日赶美的世界大国。但是，经济总量的超过，不等于普通百姓生活水平的赶上和超越。广本和富士康工人工资之低，如果不是媒体曝光，恐怕没有多少学者和政府官员真的知道。广本和富士康都是中国非常‘成功’，发展迅速，利润超强的著名企业。广本的高层和富士康的台湾土老板收入少者几十万，多的几百万，还有各种特权和‘荣誉’。他们的工资水平，生活水平，早就超过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收入阶层，而工人的平均工资只相当美国普通工人工资的二十五分之一，同时，还必须加班加点，没有住房，医疗，教育，失业等社会保障。
关于农民工移民和城市化，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无限制的移民是解决两极分化，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最好办法。因为，农民工进城可以得到比呆在农村更高的收入，他们可以把从城市里赚到的钱寄回家，从而减少工农和城乡差别。穷地区的民工转移到富有地区，从哪里赚到钱寄回家，从而缩小地区差距。
有人还认为，因为沿海地区交通方便，大城市集中，生产效率高，所以中西部地区的人必须向东部彻底转移，农村和小城市人口必须向大城市彻底转移，这样才能极大发挥大城市的聚从效益，整体提高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
持以上观点的人不是少数，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下面两个不争的事实。
首先，人口过多集中在大城市所造成的各种城市病，包括交通和住房拥挤，环境污染，公共服务和水资源的奇缺等等。
其次，高度扭曲的城市化和移民，实际上是推升了而不是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
过去30多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格局，虽然大家的工资提高了，但是实际生活质量却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不能完全用货币的多寡或人均GDP来衡量。
就算香港人，收入比大陆，甚至比许多发达国家都高，但是生存空间特别小，很多家庭只能住50平米的房子，而且是楼高几十层。当然，由于香港的社区服务配套和公共管理非常完善，公共交通发达和高效属世界一流，任何低收入家庭(每月低于2万港币的家庭)都能住上廉租房，政府工作人员高度清廉和公正，因而，即使居住面积小，人们还是比较幸福和满足的。
在大陆就不同了。有权，有钱，有势的人，充分利用和挖掘各种政治和社会资源，创造和利用各种政策漏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富有阶级用上百年才能积累到的天量财富。同时，拼命购买或抢占土地，房子和车子，大量占用公共服务设施和资源，拼命往上挤，成为高不可攀的‘天上人间’一族(racing to the top)。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工薪阶层，尤其是没有户籍的外来群众，包括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本来是所有城市和各大工程最大的贡献者和建设者。由于体制的缺陷，使他们只有贡献的机会，而没有享受城市发展的权利。这些人大多从事劳动强度高，工作时间长，安全性低的各种工作，而工资收入却远远低于公务员和城市的户籍工人。这些人在城里收入超低，没有土地和房产，没有汽车，没有安全的家，缺乏爱情和亲情，孩子没能上好学校，有病不能享受好的医疗服务。他们一无所有，成了城市里最不幸的‘地下人间’一族(racing to the bottom)。
因此，内地向东部地区，农村向大城市大规模的移民，不仅不能改变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而且，还更进一步扩大了差别。因为，年富力强和教育程度高的人向外转移，他们本身在沿海城市就过着艰苦的生活，而把老人，小孩和妇女留在家乡，荒芜了当地的资源和发展，更加拉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和工农城乡差别。
本人不是真的反对移民，而是反对盲目的大规模的移民，反对没有政策措施配套的移民，更是反对把内地移民当成房奴，劳奴和性奴的移民。
本人也不是不主张发展大城市，而是反对大城市无限制的发展和人口的高度集中，而不顾大城市的基本生存空间和环境。不顾内陆地区的发展，不顾中小城市的发展，不顾农村本身的城市化发展，等等。
13多亿，本来人口就太多，如果不考虑地区和城乡的均衡发展，不考虑最大限度的利用各地区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盲目让所有的人口和投资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特大城市和各省的省会，中国人的生活空间将越来越小，生活质量将越来越低。
目前，政府迫切需要做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大力提高或帮助提高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工人的收入水平，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基本条件，如住房，教育和医疗等。
第二， 大力发展沿海地区中小城市和农村，尽快缩小大中小城市的生活差距，包括教育，医疗，交通，文化和居住条件。大力发展农村建设，使广大农村劳动力能就地非农化，缩小并最终消灭城乡差别。
第三， 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避免重蹈京，沪，深，杭，广的高房价覆辙。通过中西部大城市的发展来带动该地区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促进全国地区间的发展平衡。
第四， 以资源利用，生存和生活空间充分利用为原则，合理疏导城乡移民和地区间移民。为移民提供必要的城市居民权益。
第五， 以节约资源和能源，就业最大化，技术进步最大化为原则，大力改善和调整工业结构和投资结构。防止资产泡沫并由此带来的经济危机，保证国家长期和可持续的发展。
此次广本和富士康事件，地方政府和工会并没有及时起到积极的作用。等到问题被极端化了才出面，说明国家的政策过多偏向资本，有利于富人，而不能有效的顾及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普通百姓的利益。在几大利益集团中，有钱的企业主，政府官员，国企高管;垄断企业的工人，有工作和高福利保障的机关，学校和医院的中高层人员，是经济发展中不同程度的得利者。这些人加起来占人口比例是少数。而广大的蓝领和农民工都是改革过程的弱势群体，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只有让大多数的人幸福了，中国的发展目的才真正的达到了。
巴西，是近代世界发展史上两极分化的典范。巴西人均GDP是中国的两倍多，最有钱的人住着上亿美元的房子，他们开着直升飞机上班，不是真的有钱花不完，而是怕开汽车被人杀害。所以，在巴西有钱不等于幸福。而穷人的小孩，不到12岁，而且还有男孩，就跟着妈妈上街拉客。就在今天(6月4日)，BBC世界电视还采访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在街上拉客，她正在拉今天的第十三位客人，目的是为了生病的妈妈和两个弟弟，太残忍了。
再高声疾呼，中国千万不要走巴西之路。这是政府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责任。
北京能清理‘天上人间’，薄熙来能将文强正法，广本能及时提高工人的工资，说明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支持，我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
特别是最后一句：北京能清理‘天上人间’，薄熙来能将文强正法，广本能及时提高工人的工资，说明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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