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7月20日透露，明年1月1日起，安全生产事故中一次性死亡补偿金标准，按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新标准实行后，在生产事故中死亡的职工家属平均能获得50万至60万元补偿金，提高近两倍。(7月21日人民网)
生命无价，这是常识伦理。但有时候，对于逝去生命的赔偿标准，又会无奈地成为解读对生命尊重程度的标杆。从这个意义上讲，将现在普遍实行的“煤矿事故死亡赔偿20万标准”提高到五六十万，尽管直接目的是“加大事故企业的违法成本”，特殊背景是中国煤矿事故频发，但积极意义还是有的。60万很多吗？显然也不多，曾任安监总局局长的李毅中4年前就批评“20万标准肯定是低了”，甚至认为“应该定到100万”。现在虽没有一步涨到100万，但补偿增长的方向是对的。
“涨价”一个很现实的目的，是加大违法成本，让你不敢出事故，出不起事故。逻辑很正确，问题是，这种违法成本真的能够大大增加吗？前段时间国务院重申“领导干部下井”，但之后多起矿难中仍没看到大小领导下井的身影——— 严肃纪律到基层常会被消解。矿难补偿也一样，所谓“60万”包括按2009年城镇居民收入20倍计算出的34.6万，另外是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多个部分，如果说前者还是“硬指标”的话，那么后面这些项目则要通过协商等手段才能实现。在目前企业与家属极不对等的博弈地位来看，所谓“涨价”很可能要在现实中不断“打折”。
尤其对于存有暴利的矿业企业，即便赔偿60万，可能也只是“九牛一毛”，不见得能算“违法成本大大增加”。这是有前车之鉴的，现在20万最低补偿标准是2004年制定的，以前只有四五万，当时20万也算“高价”，但事实证明，煤矿企业仍然“死得起人”，安全意识仍然淡漠，事故仍然频发，代价仍然巨大。如此逻辑面前，生命补偿“涨一涨”，能收到多大效果，不敢盲目乐观。尤其要警惕的是：死亡补偿标准提高了，一定会刺激无良企业铤而走险，遮掩瞒报甚至毁尸灭迹，如果不能有效监督，反倒会激起副作用。
或许，对生产事故的一次性死亡补偿，就不该有大概的区间价格，而应该确定最低补偿（比如现在的60万）之后，实行上不封顶，结合企业的事故责任与赔付能力，赔得你倾家荡产——— 这也是美国数十年前矿难多发时采取的“死不起”策略。另外，“加大违法成本”也不应简单地用货币来衡量，这种带电的高压线应该是强力的、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重压——— 只有将劳动者的生死跟一个企业的存亡、跟企业干部的人身自由、跟地方领导的乌纱帽都绑到一起，出了事故不仅让你“赔”得倾家荡产，有责任者要么进牢房，要么卷铺盖回家，这种强势监管才能倒逼着大家把安全生产视为天条，对劳动者的生命充满敬畏，而不是冷血地甩出一句“大不了拍下20万”！
定价再高，“有价”的生命也会沦为贱命——— 如果事故问责轻飘飘，撤职官员转身就在别的岗位“二次登基”，当事矿主只要掏钱就能把事情摆平 “二次开业”，就是把死亡补偿价格涨到100万、200万，人家会怕吗？我们乐于见到“涨价”对于弱势群体遭受意外的安慰与补偿意义，却不能盲目依赖它对于企业“死不起”的约束价值。捍卫劳动者生命尊严这档子事儿，真就不是光靠价格杠杆就能调控到位的。
华商报原题：人命“涨价”能否捍卫生命尊严 毕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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