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地方政府的这些做法也能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比如拉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等。但随着时间的积累，负面效应越来越大，原本的一些正面效应也可能变负面。打个比喻，一个班主任管60个小孩，小孩总归有自己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感性上的诉求，如果不让他们表达，纯粹通过纪律和打压，总有一天会到达临界点——60个孩子中可能有几个实在忍不住了。因此，对于劳工的抗议、不满和诉求等，各级政府尤其是直接与工厂打交道的地方(市、县、区、镇)政府，应该把它看作劳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就应设立一些常规的渠道，避免这些诉求以伤害自己和伤害双方的方式爆发出来。
维稳的两点重要认识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应有两点重要认识。
第一，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应从一个明智的角度来看。一个工厂、公司里工人的不满，一般与工资、劳保福利、生产生活条件等有关，都是作为工人基本尊严和基本经济利益的要求。这些要求本身并不是政治性的，矛头指向资方，并不指向政府。但如果一直阻挡他们通过理性、间接、和平的办法解决，累积时间长了，就可能爆发成为针对政府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因此，应该在工人的诉求还没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时候，采取积极的办法去处理。
第二，对于劳工的抗议、不满和诉求，应尽可能地在萌芽状态积极处理，而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架构就是工会。中国的工厂大多有工会组织，关键在于这些工会在工人中间具有多大程度的公信力。比如富士康的深圳龙华厂区，工会负责人甚至就是老板的秘书。这种情况应该不只存在于富士康。很多工会的主要成员不是工人自己选出来的，所以在工人中间并不具有公信力，工人也不认为工会能够代表他们的基本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如果工会的主要成员不是来自工人，而是老板指定的，那么工人的真正问题在萌芽状态时工会又怎能知道呢。
劳资关系的两个深层趋势
另外，还应注意到两个深层的社会趋势，这是意识上要高度关注的前瞻性问题。
第一，中国现在的青年工人，无论质和量都与前一代不一样了。中国社会过去30年来，虽然不能说在所有方面都改进了，但在有些方面还是有明显改进的，这体现在新的一代对自己作为工人的尊严、对生产生活条件等有所改善的期待。第二代农民工一定会超过上一代，这恰恰是中国进步的产物。因此，现在各方面，包括地方的法规、管理措施，企业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等等，都要正视这个现实，不能再把他们当螺丝钉、打工机器，更不能把他们当牛马和牲口——牛马和牲口在重压之下也会反咬你一口，何况是人?
除了质，劳工在量上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过去30年来，源源不断的青年劳动力从较为贫困的农村来到城市，但由于社会的种种变化，加之多年实行一胎化政策，我国的“人口红利”正慢慢失去，劳动力来源越来越少。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了，但相对于过去那种一点都不用担心劳工的量的状况，现在每往下走一年，供求关系就越紧张。很多国家，包括亚洲，当人均GDP进入中等发达程度，比如达到人均5000美元左右，都出现过劳工短缺现象。当然，中国有一点是很好的——中国规模巨大，地区之间差别较大，所以还有一些阶梯支持沿海的经济发展，缓解的空间大一点。但这个缓解不可能无限期地拉下去，最近连接出现的工人罢工透露出一个趋势，就是靠各个地区发展程度不一这个阶梯的缓解效应，今后会越来越弱，劳工质和量的变化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第二，中国沿海地区刚刚开放，成为国际生产链条、加工基地的时候，其他很多国家还没开放，或尚缺乏基础建设条件，比如交通、通信等，中国比它们先走了半步，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恰恰因为有了示范效应，过去10多年来，一些起步更晚的国家也慢慢学会做这些事了，比如印度、越南、印尼、老挝、柬埔寨、缅甸等，还有中亚、西亚都在试图进入世界生产的大链条，改变本国的贫困状况，而这些国家没有计划生育，年轻人的比例很大。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在过去30年的头20~25年，可以称为几个法宝之一的低成本劳工这个老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低成本劳工的法宝不可能永远用下去，这是一个很深层的趋势。
产业升级：广东已走在前头
面对这两个社会趋势，要找到一个正面的、上升的、进步的政策和重新发展调整的方式来解决，就只能从产业升级上找下一步的发展思路。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广东在产业升级方面是走在前头的。汪洋书记到了广东后，就提出这个问题。广东省委省政府也多次邀请我们专家去开会，介绍国外的经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产业升级就是在国际生产链条上往上游升，使劳工的报酬、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提升，所增加的成本以更高的利润来支付，以取得新的平衡。
产业升级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过去50年，亚洲的产业升级已升了好几波了。亚洲最早实现工业化的是日本，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做的事，到60年代中期以后做不下去了，比如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给劳工低工资了，不能只为生产不顾环境污染了……与中国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是类似的。可以讲亚洲的第一次产业升级就是日本带动的，日本把国际生产链上最低级的东西转出去，才有了“亚洲四小龙”。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大概15年的时间，“四小龙”做的就是以前日本做的事;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对外开放时，“四小龙”也抵挡不住了，就有了向中国沿海地区的转移，同时接“四小龙”的棒的还有泰国、马来西亚。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上世纪80年代实际上是“四小龙”把那些包袱推下去，自己往生产链条的上一环攀升。那么现在很清楚了，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再也不能老在这个链条上呆下去了，必须朝上面的那几个环攀升。
现在要朝着产业升级的远程目标，以这个目标反过来看哪些环节必须要提升、要改进，而不能再回头看还能把劳工压到什么程度，这样代价是很大的。在这方面，“四小龙”的经验值得借鉴，就是创造产业升级的硬条件和软条件——当地投资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和法律以及地方政府管理劳工的体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如果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质和量都不够的话，哪怕硬条件都在那儿放着——路造得再好，厂房再漂亮，电力供应再充沛，作用都发挥不出来。而人力资本有两条腿，一条腿是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在概念上强调public(公共)，指的是以公款来维持的医疗保健系统，一些基本的、常见病的治疗都应包含在这个系统之内，这个公款支撑的部分要足够大，能够覆盖当地所有人口;另一条腿就是公共教育系统，这个教育系统是广义的，包括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和大学等。只有这两条腿都好，才有更好的弹跳力，这个地方的产业升级才有比别的地区更优越的条件，这是基本的架构。
但产业升级不是一两年可完成的，比如台湾、韩国进行了十几年，近几年才看到效果。当然这也是一个长期的效果，因为它的软件投资基本搭好了，硬件上来了，发展的项目也做得差不多了，逐渐可以商业化了。现在很多地方在学香港和新加坡，但香港和新加坡以前是做贸易为主的，与中国内地的情况很不一样。真正对中国内地有借鉴意义，而且在产业链升级上做得比较好的，是韩国和台湾，而韩国和台湾在产业升级方面也有类似之处，广东应该派人到这两个地方看看，能够相当快地看出门道来。
(本文系丁学良口述，本刊记者曾东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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