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农民工权益其实包括就业、薪酬、教育、培训、医疗、福利等多个方面。随着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者不能跟不上产业升级的步伐;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大多数蜗居于城中村、市郊、地下室的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怎么解决?笔者认为，除政策的制定和体制的改革外，从根本上让农民工进行一次现代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所谓农民工的现代转型，包括农民工技能、农民工身份、农民工观念的彻底转型。
一、农民工技能转型：从“苦力”到“技工”
保护农民工权益首当其冲的是保护农民工的就业权。没有就业权，其他一切的权利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农民工有就业了，他才能赚钱养家糊口、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各方面关系;没有就业权，也就没有后续的拖欠工资、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因为没有就业权，农民工在城市里就没有立足之地，也就称不上农民工了。
那么，农民工的就业权应当如何维护?传统的农民工就相当于“苦工”，做的是苦力。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脏、累、险的活由农民工做。特别是在建筑行业这个集脏、累、险于一体的行业，聚集了大量的农民工。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报告《关于建筑业农民工现状调查的简要情况》显示，建筑业农民工数量多达4000万人，占全国农民工的30%以上，占建筑业一线人员的99%以上，建筑业已经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行业。
随着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加快，这种“苦工”式的农民工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从而导致了系列的“民工荒”。最终使得农民工“民工荒”的表象下农民工就业难。农民工就业难可以引发系列的问题。农民工难就业，于是在就业时普遍没有签合同，因为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下，一个农民工要是“不签合同就不干”，那么有另一个农民工来干，这就造成了民工工资被拖欠后缺少讨要工资的基本依据，从而使农民工维权难及随之而生的各种非理性维权方式。
建筑业工资拖欠问题一直都是农民工权益受侵犯的重灾区。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为一位重庆籍农民工讨工资，为农民工的苦难而掉下热泪。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一场全国的“讨薪风暴”。从2004年起，政府承诺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整治转包和非法分包等行为，并将其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6年5月，媒体关于“民工荒”的报道开始大量出现。是年
复旦大学陆铭教授认为，中国今天的民工荒，不是传统经济学里所讲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并轨过程中，劳动力逐渐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农民工遭受歧视性待遇，不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积极性受到影响，加之中西部崛起的劳动力需求所致。这只是造成“民工荒”假象的部分原因，农民工技能不符合转型后的经济结构也是重要原因，而且随着经济结构的急需转型，这方面因素比例将逐渐增大。
建设现代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不管是快事慢、是现在还是推迟到将来，都将是一个趋势。面对转型的经济结构，农民工如何从传统的“苦力”向经济结构转型后的技能型产业工人转变是面临的难题。
要让农民工摆脱“苦力”的命运，就需要提高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水平、技能水平。值得欣慰的是，随着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壮大，这个转型将变得相对容易。占有农民工比例61.6%的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的教育和技能都已不是老一代农民工可比。他们越来越多开始从事电子、机械、计算机等需要技能的工作。对没有技能、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工，后续的培训和相关教育一定要跟上。
正在转型和转型后的经济需要农民工的转型，从“苦力”到“技工”的转型成为一种必然。
二、农民工身份转型：从“农民”到“市民”
2010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一时引起专家学者和媒体的关注。
农民工不同于农民，因为他们已经脱离土地，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城市里生活、工作;农民工也不同于市民，因为他们还是农村户口。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工处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户籍制度造成的不仅是“农民工”和“市民”这一称谓上的不同，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福利等也和农民工无缘。这样，就造成了农民工在城市里许多新的问题，也是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的原因。
要想农民工在根本上有一个突破，还必须要解决“农民”还是“市民”的问题。让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首先就需要对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进行改革。
2001年8月份开始，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实施了“大胆”户籍制度改革。1年后，有10万多人入户石家庄，改革之初所担心的是否会引起城市规模过度膨胀、是否会产生新的城市贫民、是否将给城市教育增加负担被证明影响不大。2008年，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表示，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切，大中小城市肯定会有区别。他称，户籍制度改革牵扯到住房、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今年11月16日，四川省成都市宣布，该市将彻底破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异，推进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到2012年实现全域城乡统一户籍。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尝试一直在继续着。
成都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2003年至今，先后取消了迁入指标限制，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户籍改革措施。对此次成都的改革实验，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认为，“成都市为改革准备充分，又具备较强的经济基础，这次提出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是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最完善的一个。如果这块‘石头’踩实了，对全国而言就更容易‘过河’了。”。
这种破除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努力为“农民工”向“市民”转型提供了体制和政策上的支持。不过，“农民工”向“市民”转型并没有这么简单，把希望都寄托在户籍制度改革也不现实。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表示，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要解决五大问题：一是农民工融入城市一定要以增加就业为前提;二是要解决好整个农民工家庭融入城市的基础，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三是居住问题;四是要解决好覆盖农民工的普惠的城镇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第五是要探索出一条农民进城定居以后承包地和宅基地有偿流转和有偿退出的合理机制。
不管是制度上的改革，还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预先准备工作，目标只有一个：促进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型。
三、农民工观念转型：从“传统”到“现代”
“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型单靠外界的改革和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五千的农业文化在农民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户籍可以没有区别，待遇可以没有区别，但是如果农民工的观念没有及时的转型，户籍制度放松后，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对城市来说会带来意料之外的额外负担。
农民工观念的转型包括就业观念、价值观念以及思想观念。
这种就业观念的转变结果之一就是农民工价值观念的转变。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工作不仅看中工资，还看中福利、环境、发展前景等，开始出现频繁的“跳槽”现象;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诉诸更多的诉求，老一代农民工被欠薪“自认倒霉”的心态越来越少见，更多的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转变对农民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农民工意识的自己的权利，意识到自己的追求，在外界给予政策保障之后，才能更加切实地保护农民工市民化后的各项利益。
作为城市化发展的一部分，如何让农民工变成市民，进而为城市化和城市和谐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是农民工“市民化”后会面临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培育农民工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只有农民工具备开放、文明的思想观念，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成功。受自然、政策环境和资源、禀赋条件的影响，农民工仍旧没能摆脱农民的思想，民主、法制、自由等现在社会的理念对他们来说仍然淡薄。相反，农民工的身上仍旧保持中国农民素有的乡土观念、宗族观念、同乡观念。这些旧式观念有利有弊，如何让他们吸收先进的观念，发挥传统观念的积极作用也值得思考。
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快慢，与先进思想观念的传播、公民现代意识强弱有密切关系。据此，有人认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率差距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人口素质差距大。在东部农村，农民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市场意识、现代观念都胜过中西部地区。由此可见，教育和培训在促进农民工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培育农民工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加强农村农民、城市农民工以及农民工子女教育就成为重要课题。
中国历史发展潮流中已经由农民工写下了浓浓的一笔，美国《时代》杂志更是把他们搬上了封面。在未来的岁月，随着国家体制的改革、政策的完善和农民工自身能力与素养的提高，农民工市民化必然会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些美好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前提是：中国农民工的现代转型。
总而言之，可以简单地说来，农民工的民工身份是定了的，仅仅限于“民工”这一层，再严重一点，就是连“公民”都算不上，因为应有的权利都得不到有力的很好的保护。我们讲一个人在社会中之所以可以称为“公民”，是因为他最基本的权利可以得到保护。而农民工呢？不！因为农民在法理意义上的“公民”地位仅仅是个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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