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欠薪，良心发现背后应有制度发力 - 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年终工作会议上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发出上述感慨。这则被媒体冠之以“发飙”的会场花絮，摘出来后居然成为一时热闻，足见“农民工讨薪”已然成了一大顽疾，多年来挥之不去。

　　尹蔚民在发出如上感慨之后，仍然表示“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来自部长的义愤之词当然寄托着美好心愿，但每到岁末年终，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其实是人所共知的。日前有媒体报道，2010年12月29日，为了讨回自己的26万元血汗钱，20多名农民工在河南郑州佛岗新居小区门口摆出了一个“心”形，希望“以这种文明的方式，唤起拖欠我们工钱那些人的良知”。上至身系国家职责的部委领导，下到亲历讨薪艰难的底层农民工，竟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道德感召的方式来呼吁解决欠薪问题，委实令人唏嘘。

　　这不算什么突发奇想，因为比这更荒诞的方式一直都在上演：不再奢望谁能够出手相助的农民工拜过河神，生计窘迫让农民工兄弟选择以死相逼，讨薪水可以讨出人命，讨薪水需要绞尽脑汁地在方式上花样翻新……为了这么一点本来就不算多的辛苦钱，却需要饱尝艰辛、几近绝望。拖欠农民工工资，良心何在？这是部长的诘问，更凸显了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制度失灵的尴尬。

　　2010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曾就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门下发通知，而且直接在文件名称上冠以“紧急”字样。通知所涵盖的诸多措施，几乎是对这些年来解决这一问题所有常规思路的一次集中列举。政府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从运动式的“行政专项检查”，到寄望于长远的长效机制建设，留足应急垫付资金，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几乎无所不包。效果究竟如何，尚无从进行具象的考核与判断，但起码长效机制似乎尚未建立起来。因为一年之后，问题依旧，舆论依旧，试图解决这一顽疾的措施也依旧。

　　对上述几类讨薪对策进行简单梳理便不难发现，几乎目前条件下能用的办法都已用尽。领导人高度重视，再高恐怕也无法超越一国总理亲自为农妇讨薪的程度，而凭借领导人重视得以解决的成功个案显然很难成为普遍的制度。至于行政干预的诸多举措，则普遍偏重于阶段性突击施压，年终岁末的运动式执法。这样的做法，往往需要农民工兄弟付出异乎寻常的代价。日常的劳动监察执法力有不逮，强力实施的企业准入、一票否决，又往往被迫给招商引资政绩与经济发展速度让路。拖欠农民工工资，俨然成为一个年终岁尾的保留节目，沦为“领导高度重视”的程式化表达，久拖不决。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这原本是最简单的法律合同关系，拖欠工资便是不履行劳动合同的违约行为，只需要通过诉讼程序就应该得到终极解决。遗憾的是，农民工寻求法律救助的尝试难以得到认可，不少地方甚至明令此类案件一律不予立案。缺乏法律知识的主体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不少地方的司法部门出台规章直接干涉律师介入此类所谓“敏感案件”，无组织的农民工也就失去了代理人。即使是侥幸进入司法程序的劳动纠纷案件，胜诉后又往往会陷入“执行难”死结，甚至不得不当街去拍卖判决书。法律所体现的，本应是对每一个人的终极关怀，但在当下司法救济似乎也无力回天。

　　问题频现其实并不可怕，因为发现从来都是解决的第一步。给农民工讨薪，不排斥带有道德感召情怀的痛斥，但决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拖欠企业的良心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已经不单单是一己的困境，所有的困境都开始变得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需要时间，更需要智慧，需要整体性的制度反思与激活，需要具象纠纷解决机制的良性运转，也需要对法律途径、法治精神的集体信仰。当然最迫切的，还是要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魄力和行动力。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在出现这个问题。”这是年末岁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年终工作会议上的“发飙”，这也是尹蔚民面对全国几十名厅局长的发问。据了解，我国有农民工大约有1.5亿左右，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高发期。（1月3日《中国广播网》）

被欠薪的农民工也会“发飙”，可他们除了拉拉横幅、拦拦路，就是玩玩“跳桥秀”、“跳塔秀”，之所以常被冠以“秀”字，是很少真的从桥上或塔上跳下来，他们所要求的仍然是借此引起相关部门或领导的关注和重视，以期顺利地拿到工资——真的跳下来，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倒霉的还是自己。

农民工干了活，老板就应该付钱，这当然是天经地义。可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违反了，老天爷会打雷把欠薪的人霹死吗？古人也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稍具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除非机缘巧合，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良心，拖欠工资就是不给，再跟他讲什么“天经地义”、“良心”，毫无意义。

部长冲冠一怒，让我们从中读出了部长对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关注，和其解决欠薪问题的急迫心情。但是，“发飙”只是情绪的宣泄，那些听完了部长“发飙”的厅局长们，或许也会在自己的下属面前就欠薪问题“发飙”，可是，这样的“飙”最终会有多少“发”在欠薪者的身上，就不得而知了。

即使“发飙”能够使欠薪者胆战，乖乖地奉上拖欠的工资，当主管部门“发飙”的怒火过去之后，欠薪问题是否就以彻底解决呢？近几年，每到过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就会被主管部门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迅速解决。但是，拖欠问题存在了不是一天两天，否则也不会被冠之以“拖”，在平时，欠薪问题就一直存在，很多被欠薪者也在做着各种努力，但都不如年底时解决得快，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现象。平时不重视，年底超重视，只会让问题逐渐向年底累积，集中暴发。而欠薪企业也乐得欠薪，因为，工资多拖欠一天，那些钱就可以通过投资等方式给他们带来额外的收入，即使存在银行也还有利息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运动式、阶段式、发飙式的讨薪，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甚至会变相鼓励平时的欠薪行为，这对维护农民工权益是非常不利的——近些年，“年年讨薪年年欠，年年重视年年有”的现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领导重视当然是好事，但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打工挣钱的“天经地义”，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途径。从这一点上看，“恶意欠薪”入罪，确实值得期待。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这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年终工作会议上的“发飙”，也是尹蔚民面对全国几十名厅局长的发问。官员的痛斥，再一次将这个老大难问题提上了舆论议程。（1月3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这样的痛斥，听起来有力，一句“良心何在”，让被欠薪的农民工感觉很温暖，让整天目睹着欠薪悲剧的公众感觉很温暖。可除了这种精神上按摩所产生的温暖外，怒斥还能带来什么呢？面对每年年底如期上演的工资拖欠，这样的空口怒斥、空谈良心，真的很无力。一两句听起来很“给力”的痛斥被舆论消费完后，除了留下一堆伪问题、伪批判、伪怜悯的话语泡沫外，实质问题都没有解决。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这样的痛斥是说给谁听的？从话语指向来说，很像是说给欠薪企业听的。可是，欠薪企业会听这种怒斥吗，他们的“良心”会受触动吗？不会的。像“良心”这样的道德语言，只有对心存良心、敬畏道德、信仰正义的人才会产生训诫作用。而对那些唯利是图的人来说，不会有丝毫作用。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良心的说辞，对他们而言是鸡同鸭讲。

而且，良心和道德，主要是诉之于个人自省，依靠个人自律去体悟遵守，而不是外人的强制。一个自身对道德缺乏敬畏的人，外在的道德谴责对其是不起作用的。这就是“良心”的谴责面对“无良老板”时的无助与无力。

那么，“打工挣钱，天经地义”这样的话是说给农民工听的吗？农民工当然喜欢听这样的话，这本就是属于他们的正义，属于常识。这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懂。他们遭遇欠薪时，所需要的不是站在他们这边重复这个简单的道理，而是寄望于政府部门帮他们讨回属于他们的正义。他们需要的不是这种空洞的精神抚慰，而是实实在在的工钱。

平民的怒斥，可以把良心挂在嘴上，而掌握着执法权的权力部门和官员，应通过不折不扣地执行“良法”去传递“良心”。“打工挣钱，天经地义”这样的常识早就融入了法律之中，无良老板不讲良心，你应该用良法去严惩他迫使其讲良心，而不是只有空洞无力的道德训诫。被欠薪民工需要的不是话语抚慰，而是实在的、帮其讨薪的执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