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傅剑锋 南方周末实习生 范承刚 2011-07-07 10: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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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一直想找份8小时的工作，但没找到。没想到在监狱里，却实现了我的‘理想’。每天只要改造8小时，余下的时间就可以看书、打球，并且还可以持续十几年。”
梦碎的乡村
阿星的家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乡村？
温江村所在的上映乡位于天等县西部，南通大新县，西通靖西县，北通德保县，全乡有10个行政村，122个自然屯，总人口约3.7万人。现在，从上映乡到温江村开车20分钟可到，五年前则山路崎岖，从乡到村需花一小时左右坐“三轮蹦蹦车”。温江村是个远离县城中心的偏远山村，它离县城40公里，离中越边境却只有30公里。在历史上治安就差，在县志上就记录过大规模的群架。
走进温江村，它和中国大多数内地农村并无太大差别，16岁－40岁之间的壮劳力差不多都在外面打工。至2010年，温江村有678户3299人，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外打工或在邻县挖矿。村庄寥落冷清，不少新造的砖房无人居住。在温江村，大约有一半左右的人家盖了砖房，主要是靠打工与挖矿赚来的钱。在村口，可以看到老太太孤独地坐在角落，乏人料的儿童在巷子里滚得一身是土。向田间望去，除了几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在缓缓干活，再也找不到动人的生机了。
像阿星家的三层楼房，长年只有年逾八十的老奶奶居住。
温江村坐落于狭长的山谷中，这些山都是广西特有的石灰岩质石山，树木稀少矮小，但拔地而起的石山雄奇险峻，是天等县“大石山区”的一部分。在岩石间勉强挖出来的土地，地薄肥贫。村里也缺乏引水渠等水利，靠天吃饭，稻谷亩产一般只有四五百斤。村里的老人常说：“一年从年头忙到年尾，做到累死也没有多少收入。”
温江村支书赵佩荣介绍，村里的人均年收入约1600元左右，人均月入也就是60元左右。
在村委旁的温江小学，也是后来在深圳抢劫的诸多悍匪的母校。与五年前相比，学校有了新楼，但仍有学前班的儿童在破烂的水泥砖屋里上课。在南方周末记者掌握的50名温江村抢劫者名单中，80％以上是小学学历，像赵民显、许国定、黄海清的学历都在小学四年级以下。原因是读不起书。剩下的基本是初中学历，也有少数不会写自已的名字。整个村出去打工的人也相仿。在2000年春节时，这所小学的老师们曾为外出广东的温江青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应这些打工青年的主动要求，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和“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个地名。这些识字有限的青年，也常常只能在深圳最差的工厂打工，或者失业。现在虽然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但学校仍然要向每名学生收三百多元，一些家长仍然称供孩子读书有困难。
村民们普遍相信“读书无用论”。他们这几个屯连少数几名大学毕业的青年，都没有找到好工作。如末屯的许国胜，在龙州师范读了四年本科，家里欠了一屁股债，最后找不到工作去深圳打工。
这样的示范效应，甚至也影响到了许多农村儿童的观念。一名小学生的童言无忌甚至还把上映小学的校长甘绍新噎住了：“校长，你读了那么多年书，也就两千块左右的工资。我爸小学都没读完，在汕头做了个技工，一个月可以赚三四千元。我觉得读书真没用啊。”辍学，甚至常常是不少孩子自愿的选择。
在温江村气屯，温江村抢劫犯罪最多的屯之一，不少曾经的留守儿童又像走上了前一辈的打工与漂泊之路。
1994年出生的马文清，瘦小，长得像个儿童。他12岁小学还没毕业，就到深圳的一家五金厂去打工，至今已打工四年了，每天工作12小时。1995年出生的许建章，也是个黄毛少年，他读到初二就辍学，现在深圳的一家工厂打工，每天也工作12小时。1996年出生的黄克赞，初一没读完，就去汕头的电子厂打工，每天工作常超过12小时。因为他年纪太小了，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电子元件，只得自己加班补做。
他们都曾经像打工父辈们那样有过简单的梦想。许建章的梦想是挣钱买摩托车，黄克赞的梦想是为了挣钱给家里盖房子。黄克赞还对汕头产生了依恋：“我都把那里当做家了，就算那里的人不把我当家人。”
但这只是玻璃般容易破碎的梦想。
首先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地域歧视。由于天等人有了“砍手党”的恶名，深圳许多工厂在招聘时规定“不招天等人”、“天等人免谈”。不要说是童工，就是许多成年的温江村人也因为这一招工歧视，而找不到工作，结果，温江村人黄海清，就是受到这样的招工歧视，而去做了“砍手党”。
并且，由于他们是童工，正规工厂都不可能接收。他们就只能借一张身份证，去那些最烂、最黑的工厂谋生，承受他们的年龄本不应承受的超时超强劳动。在我调查的七名气屯童工中，他们都曾被开除、曾挨饿、曾在街头流浪。他们差不多每个人每年都会有五个月时间没有工作。马文清没有工作时，就睡网吧、睡公园，有时一天只吃一个馒头。他们中另有一个孩子还在失去工作的那几个月去抢夺过项链。我问他：“你那么瘦小，你跑得快吗，你有胆吗，你没有道德负疚感吗？”他答：“等你肚子像我一样饿时，就不会这样想这么多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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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村的青壮年要么仍在外地打工，要么已因抢劫犯罪被捕。乏人照顾的留守儿童会重蹈他们的进城之路么？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在这样的乡村，自身贫困但又被城市的富裕所诱惑，钱就成了他们的宗教，抢劫不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与一名在深圳的上映乡籍打工者就此展开了一番对话。
问：你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答：钱。
问：为什么？
答：如果没有钱，回到村里就会被鄙视。而如果有了钱，所有的人都看得起你。
问：那如果你告诉村里人，这钱不是靠打工而靠抢劫得来的，他们还会尊重你吗？
答：当然尊重。因为我们那里的人会说，这是他用命去换来的钱！
每天都是末日
流行在上映乡的这套抢劫“理论”，听起来理直气壮。但也只有当奉行者身受其罚时，才会明白这其实是条不归路。狱中的杨成康感叹：“抢劫像吸毒一样让人上瘾，回不了头。”
杨成康在车站争夺中被砍残后，并没有离开“黑社会”，反而在2004年后加入由温江村人与天等县老乡组成的抢劫团伙。这个团伙中有温江村人农学波、农学善兄弟，有新的“大哥”上映乡连加村的“大傻”许树锦、宁干乡的“福运”陆明业等十几人。
杨成康由于腿已残疾，就不抡枪上前，主要是为他们开车、望风、出谋划策。他们在深圳、东莞等马路、商店、餐馆、茶馆、珠宝行、车行等处持枪抢劫。后来仅判决书上能查到的2005年1月－6月间，就抢了近二十单，涉及数百万元财物。
那时，他们一般喜欢戴着鸭舌帽抢劫。
这是一次被司法文书完整记录的抢劫。在一辆墨绿色的丰田佳美小轿车里，农学波戴上了鸭舌帽，从黑色的旅行袋里掏出了左轮单管雷鸣登长枪，把子弹推上膛。
坐在旁边的黎学兴也从旅行袋里掏出了一把黑色左轮手枪，农学善和陆明业分别掏出了一把红柄白刃的砍刀。他们都统一戴上了鸭舌帽。
车窗外，是广东东莞市常平镇振华十街的夜市。这是2005年4月30日的凌晨三点，在南方人的习惯里，这还正是宵夜的好时候，街上的夜店仍然霓虹闪烁。“肥婆烧鹅”店人声喧哗，坐在店门口圆桌边的三男三女，衣着时尚、戴着金链、谈笑风生。“嘎！”一辆墨绿色丰田佳美在店门口一个急刹，四名拿着刀和枪的年轻人从车里闪了出来。汽车的引擎并没熄火，驾驶室还坐着一人。
坐在门口的三男三女还未及反应，这几个人已冲入店内。拿长枪的站在门口，端着枪叫所有人别动。拿手枪的对着这张圆桌旁的男女，叫着：“打劫，拿钱出来！”其他两个拿刀的人上去搜身，扯下了两名男子的金项链和金戒指，搜走了他们六个人的手机、人民币、港元。店里安静极了，刚才喧哗的人声好像一下子被按了暂停键。
暂停，只有两分钟。
这四名男子抢毕那六人，又快速冲进那辆丰田佳美，然后以180公里的时速，朝深圳市公明镇方向绝尘而去。
农学波这几人，在这单劫案中共抢得人民币、港币共7000元，手机4部，另有金项链、金戒指等。当天下午，销赃完毕，他们在公明镇合水口村的一个赌档分赃，各得4000元。这是后来的判决书里确认的。
他们这十几个人，抢劫并没有严密的计划，常常是临时起兴。晚上一般就在公明镇的合水口村或者马田村赌档玩筒子，“有时候你今天还有钱，你就不去了，有时候你钱用完了，你就去了”。“开工”，只要在赌档里相互递个眼色就行。
他们喜欢抢有车一族。在他们看来，有车的一般都算富人：“抢富人，原因之一是痛恨富人，抢后心里好受一些。更重要的是，抢穷人一块钱都会和你拼命，抢富人一万块钱都会乖乖给你。”在狱中的温江村抢劫者黄海清坦言。在抢劫者中，很少会有惧怕与负罪感。黄海清在狱中忆起他抢到钱的那刻，都会抬起头看着天空笑。
到了2005年1月，同伙许树锦在枪战中被警方击毙。杨成康回到温江村躲风头。恰在那时，杨成康碰上了从东莞打工回来过年的阿星。
阿星曾和他促膝夜谈，羡慕杨成康他们的“风光”，有加入之意。也是在那时，我在温江村调查砍手党时碰上了阿星，他在我面前为“砍手党”作了一番直率的辩解。阿星在辩解中认为他很了解这些抢劫者，他们没文化，在城市里找不到好工作，又受歧视，所以就仇恨城里人，就会去抢劫。他甚至说：“如果有一天老板拖欠我的工资，并且我连回家的车费也没有，我也会去抢。”我劝他，抢劫是条不归路，有困难可以联系我帮助，但千万别走那条不归路。而狱中受访的杨成康回忆，其实那时他在温江村暗处看着我，一举一动尽在眼底。
一向谨慎的杨成康最后还是马失前蹄。2004年12月30日，他与同伙居然“一不小心”，就把东莞市公安局大岭山分局一名身着便服的刑警全家给抢了，还持枪逼那名刑警交出了凌志车。他终因此案在2005年2月被捕，后获刑12年半。
温江村的又一名“教父”落网，阿星感到了惧怕。他离开深圳去汕头，想老老实实打工，“逃离老乡这张网”。
杨成康的落网，使农学波等人更加有不祥之感。他们抢劫与挥霍更趋于疯狂。农学波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抢劫了8次，所获财物逾20万元。并全部挥霍在赌档与夜总会上。
农学波他们最喜欢去“嗨”的夜总会是东莞的东泰娱乐城，在那里喝酒、吸毒、玩女人，一晚上花几万元是常事。狱中的农学波回忆，每次抢后，心里其实都有种说不清的空虚感和“末日感”，所以每次都会“嗨”得很疯狂，“我们干的活，等于说生命一分钱都不值。大家根本都不管明天”。
农学波记忆中玩得最“嗨”的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2005年6月2日凌晨三时，他们叫了四十多男女在东泰娱乐城“嗨”毒，被警察一锅端。
老乡犯罪网
这又一次让在汕头打工的阿星震惊，他曾在2005年6月，数次惶恐不安地给我打电话，说“我表弟也因为抢劫被抓了。前些天村里来了不少广东警察，又抓了三四十个在广东抢劫的。半年以来，已经抓走了一百来人”，他觉得“村里的年轻人都要被抓光了”。其时，在老支书冯成金家里，已经有厚厚一叠缉查通知书。“都是跟风，我不想在通知单上留下我的名字。”阿星在狱中描述当时的心情。
阿星已经难以忍受在汕头的工作，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且没有休息天。他希望找一份一天只要工作8小时的工作。热心的法官卫彦虎曾经承诺帮他找。但这位法官恰在那时工作变动，与阿星联系少了。阿星很焦急，给卫彦虎的QQ发送信息：“卫叔叔，你不要我了吗？”杀人事件后，卫法官想起阿星的这句话就很伤心：“那段时间比较忙，就没有很在意，没想到阿星会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
那时，阿星想辞工，独自去找“8小时的工作”。但他身上几无现金，他962元的工资，被汕头的织带厂扣押着。在当地，这被认为是行规。
2005年7月5日，阿星在堂叔赵民贞家喝满月酒时，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他醉醺醺地问同村的邻居冯春毫，他试探性地问冯：“我们去开工（抢劫）。”冯春毫说，“开就开吧。”此后阿星醉倒，被抬了回去。
冯春毫那时很缺钱。冯春毫是温江村老支书冯成金的侄子，冯成金恰在那时中风病倒。冯成金的儿子冯森壮致电冯春毫，“你无论如何要搞几千块钱回来给我爸治病”。但冯春毫没有钱，他一开始想的办法是卖自已的手机。2005年7月6日，阿星陪着他一起去二手市场卖手机。“那一天我们在街上转了好几个钟头，到处都卖不掉。”后来这部手机卖了200元。“但两百块钱，怎么好意思寄回去呢？”阿星在回忆中苦笑。阿星一家和冯成金老支书也关系不错。他们两家，是隔壁邻居，“以前在村里，谁家杀鸡喝酒，都会叫上另一家”，阿星决定要帮冯春毫“筹钱”。
2005年7月8日傍晚，冯春毫下班，阿星和他一起去买刀。阿星后来在狱中认为，如果那天晚上顺利辞职，又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他和冯春毫也许就会带上刀去别处抢劫。他一直不承认劫杀管工郑炳荣是有预谋的，“就是一瞬间的事，一转念就搞成这样”。
但在判决书中，阿星承认是有预谋的，他们想去抢工厂的老板。事实上，阿星在辞职后去拿行李时，他和冯春毫都带了刀。当天晚上工厂老板不在，在拿行李时，阿星因为拿不到被扣押的身份与工资，和管工郑炳荣发生争吵。阿星和冯春毫随即拿刀捅杀管工。冯春毫至今在逃，阿星在逃到了深圳公明镇后，打电话问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劝服了他去自首。自首之前，阿星深感受老乡们的影响太深，他感叹：“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下辈子不要生活在我们那里。我们那里都是刀光。”
在抽样的温江村45名抢劫罪犯中，可看到他们一张牵一发动全身的血亲网络。以赵民显作为一个点，就可以牵起整张网络。在这张网中，差不多任意三个人都可以组成三角的亲缘关系，所以，这是一张非常稳定与严密的人际网络。
并且，这张犯罪者的亲缘网络，并非是在城市里孤立存在的，而是依托老乡聚居区这张更大的人际网络中。老乡聚居区，在城中村仿若“山村飞地”。但这是被本地人歧视与排斥的“故乡”。作为本地人的新兴橡根厂长麦沛明说，本地80％以上的人不愿和外地人发生直接关系，而在马田村住了十几年的闭伟宝也说，他从来没有一个本地人朋友。外地人觉得本地人看不起他们，本地人觉得外地人素质太差。
在这样的一道墙前，老乡之间就非得以抱团自保。这种抱团常常不论是非，只论是非有利于同族。同乡间的犯罪网络，和日常社区网络，并没有严格界线。这就像阿星，是在潜移默化中被表哥带着走入了黑色社会。“例如，你虽然是个打工仔，但在外面玩的几个老乡叫你去喝酒，你能不去吗？”
于是，这类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一籍贯的群体流行抢劫，那一籍贯的群体也许就流行销赃。这类具有地域与血缘特征的犯罪，被北京市公安局研究人员任九光称为“地域性犯罪”。据他的统计，这类犯罪已占所有刑事犯罪的30%－40％。
所以，“温江村砍手党现象”已非孤例。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刘开明博士认为，要化解这类犯罪，根本上需靠城市拆除对农民工的户籍、就业指导、失业养老社保、子女教育等一整套“社会排斥系统”，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否则，这类聚居区里，随着积怨的郁积，可能会在城市内部发生城市与乡村的剧激冲突。刑事犯罪，常常只是最初级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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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成金是温江村的老支书和对越战争的英雄，“砍手党”的悲剧在他身上有最沉重的体现。他的儿子和几个侄子都因为在广东抢劫被抓或被通缉，现在只有他一个孤苦老人照顾几个孙儿。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被离弃的人
新生代农民的刑事犯罪，对于城市，还是农村，都是悲剧。
走在温江村，随便问一个村民，都可能发现他的某个近亲因为抢劫被关在狱中服刑。最不堪的是温江村的老支书冯成金，五年多前，他还带着我一家一户走访过那些抢劫犯的家庭。2010年，他的儿子冯森壮也在深圳抢劫时被抓了。他的侄子冯春明也因抢劫被捕。而和阿星一起在汕头抢劫杀人的侄子冯春毫，至今在逃，其作案的理由居然是为了给当时中风瘫痪的伯父冯成金筹钱治病。
家族悲剧就这样落在了老人冯成金身上，这位曾经在对越战争中立下过三等功的英雄，现在只剩下一副残疾的身躯长吁短叹。
但温江村人的犯罪似又有回升之虞。2010年，在深圳的温江村人经过血腥的帮派战斗，又夺回了已失手多时的“广西长途车站”。而控制这个车站的头目，就是当年赵民显的跟班、阿星的表哥言明显。他在几年前刑满释放后，又走回了老路。
没有人清楚，这个车站，会不会再像当年赵民显和杨成康控制的那样，培养出又一轮“砍手党”。
到底怎样才能中断犯罪的轮回？
监狱里的杨成康作了一番沉思默想，发现他和赵民显，以及大多数的温江抢劫者，在城市里胡作非为，却对家乡人很好。事实上，抢劫者对家乡的感情令人惊奇，有次杨成康把老家的赌场给砸了，理由是不能把家乡的年轻人带坏。更有一次，杨成康在老家看到有人在半路抢劫，他上去阻止说：“你们不要在家里搞，想搞你到外面去搞。”他认为他身上的这种两面性，是城市对他的态度造成的：“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也不对他好。”
而监狱里的赵民显，觉得他和家乡人的犯罪，就是教育落后和找不到工作、遭受歧视造成的，“请你们不要离弃他们。”他把这句文绉绉的话生念了好几次，直念到眼里含了泪水。
他们的说法暗合了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上的阐述：城市对农民入城的心理歧视和排斥、就业与受教育的困境、经济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的欠缺、文化冲突等原因才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高发。报告认为，只有加强城乡统筹发展，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性措施。
去享有一个城里人那样的尊严，包括最基本的8小时工作制，曾是阿星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渴望多年，而始终没有实现的梦想。在我与他在狱中告别时，还要服刑十几年的阿星自嘲：“以前我一直想找份8小时的工作，没找到，最后杀了人。没想到在监狱里，却实现了我的‘理想’。每天只要改造8小时，余下的时间就可以看书、打球，并且还可以持续十几年。想想真是好笑。”
（特别致谢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广东省司法厅、广东省高级法院、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天等县公安局对采访的协助）
想起最近在公明那阵子，得空时跑去外地见朋友们，随身带着我的家当，不止一次，一照面便听见他们对我大呼：你胆子好大，一个人拎一个这么大的包就这样子跑来了！小心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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