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打工子弟学校被强拆的命运让人同情和感伤。同时，作为一种“行进中”的历史和现实存在，我更愿意看到“打工子弟”的标签作为一种身份印记，而不再继续贴在学校上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被强拆的新闻至今还在发酵，一方面是家长倒地抗议，校长含泪受苦，北京媒体追问政府之责；另一方面又出现不同声音，南方周末《打工子弟学校的另一面：穷孩子遭遇问题学校》的报道，谈到了打工子弟学校的诸多问题。
无论是同情、追问，还是被追问，只要新闻不被烂尾，报道能够继续向前掘进，就可逐渐展示并还原事件面目，让读者、公众对打工子弟学校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思考。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最初看到“打工子弟学校被拆、3万学生无学可上”的报道时，也经历了一个从震惊、怀疑到痛心甚至愤怒的过程。人们都清楚这件事的背后政府应该尽到哪些责任，也都知道多建一所学校就会少建一所监狱的道理。假如没有相应的安置措施配套，假如这些孩子无学可上，这样的唐突行动就不仅是在作孽，而且是在犯罪。后来，看到了北京市教委“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的表态，疑惑却仍没消除，主要是担心这个表态是因应舆论压力，而不是事前就有妥善安置的预案。而从后续报道来看，虽然在安置、分流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细节上的瑕疵，总体而言还算平稳。
此后，舆论的焦点很快转移到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废之争上。南方周末的那篇报道有一定代表性，但有必要指出，该篇报道对打工子弟学校“逐利”部分的概定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办学也是一门生意，只应强调“逐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应否定“逐利”本身，进而再对打工子弟学校作出否定。
就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废而论，其存，有现实基础，当政府职能缺位时，这样的学校就有其市场需求，这种需求越旺盛，越反证政府责任旁落；其废，也有现实基础，作为一种替代选择，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及存在安全隐患，也是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当政府意识到责任本身，有能力提供比打工子弟学校更完善的公共产品，也就意味着打工子弟学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自身就面临转型与提升，在合理的规则内与政府提供的产品进行市场竞争。
作为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打工子弟学校被强拆的命运让人同情和感伤。同时，作为一种“行进中”的历史和现实存在，我更愿意看到“打工子弟”的标签作为一种身份印记，而不再继续贴在学校上。
类似的情形在我生活的城市，曾经因为宣传的需要，有一个作家群体被称为打工作家，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打工文学，但是，这样的标签局限了作家自身的发展，也矮化了作品的价值。事实上，我的这些朋友最后大多实现了身份的转化，有的成了编辑、记者、公务员或者公司白领，有的成为职业写作者，他们的作品也不再只关怀某个单一群体，而是体现更深更广泛的关切，如此，才会从人性与人格上实现与其他群体的完全平等。
青年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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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楠:【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要浴血奋战推翻它？】这是一幅军阀统治下的寒酸的县政府大院。上个世纪30年代，军阀四川省主席刘文辉说：“如果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太爷就地正法！”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拼杀到最后能得善终的又有几个？
[upload=jpg]forum/2011-08/1314793987731306.jpg[/upload]我现在会自我调侃，说我是来深圳的打工仔。 说多了，我好像也不怎介意这个原本 有些低层次 意味的称呼了。
或则，我本来就是低层次的打工者。
唉一句话，这称呼还是有一点点 看低我们的意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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