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90年代，耐克公司就因在海外开设血汗工厂和使用童工而恶名昭著，为此耐克曾被迫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学术界一些人也撰文称赞耐克在“品牌声誉管理”上的进步。但多年来耐克到底有多大的进步，美联社2011年7月曾披露说，印尼生产匡威运动鞋（耐克公司拥有这一品牌）的工人说监工向他们扔鞋、扇耳光，辱骂他们是狗、猪和猴子，把未按时完成工作者叫到烈日下罚站，并且通常情况下向媒体透露这类情况的工人都会被开除。
跨国公司对抗工人加薪要求的常用方法，一是联合政府对工人进行“管理和教育”，二是将工厂迁往更穷的地区和更穷的国家，包括迁往位置偏僻、交通颠簸、不存在工会的山区，这些骄傲的国际知名公司的加工厂为躲避监督和减少劳工工资，已经不惜将自己“山寨”化了。
在相当程度上，全球化就是指跨国公司们在全世界跑来跑去寻找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它们在贫穷地区次第落户，在当地制造一个与当地社会隔绝的标准化产品车间。贫穷地区的人们无疑是欢迎外来投资和外来的工作机会的，甚至也能在初期忍受类似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盘剥奴役。但全球化不仅意味着资本家牟利场所的全球化，也意味着信息和观念的全球化，血汗工厂的工人们的权利意识、抗争经验在不断增长，通胀的普遍发生和对更好生活品质的向往，使得资本与政府结盟的发展模式（例如印尼苏哈托时期的发展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不过，当西方国家的民众在街头反对“1%”对“99%”的盘剥和统治时，贫穷国家的工人们对亿万富翁及其政府同盟者之间的反抗不太像狂欢节活动，而是血淋淋的和高风险的。在印尼苏哈托执政时期，有多名工人领袖被发现漂尸河中，更多的工人领袖被逮捕入狱。
作为印尼的“建设之父”，苏哈托是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坚定盟友，他的专制统治成为了“市场规律”中和“企业管理”中不可多得的“良好环境因素”。即便是在后苏哈托时期，沉迷于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目标的印尼政府很愿意为外国资本提供低劳工成本、低环保标准的投资环境。资本家把劳工当作是制造利润的工具，“发展型政府”把劳工当作是制造强国的工具。劳工们受残害的身体和人生，则是这些宏大目标的铺路石。
迈克尔·摩尔在1997年推出了揭露耐克公司侵犯劳工权利的电影《大家伙（The Big One）》，把耐克公司总裁菲尔·奈特塑造成为吸血资本家的形象代言人，后者解释说耐克在印尼使用低工资劳工的是因为美国人不想缝制鞋子。人们会发现，在发达国家繁华商街的高档品牌店中，往往充斥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血汗产品。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商品销售越来越注重广告，要成为高档名牌，就不能不增加在广告上的成本，由此，越是高档名牌产品，就越是要在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中生产。Naomi Klein在其No Logo一书中，对以品牌为导向的消费文化和大公司的营销运作提出了锐利的批评，耐克就是书中的一个不道德公司的范例。耐克的那道旋风标志和篮球、足球、田径领域的超级巨星们在耐克广告片中的潇洒出演，使耐克品牌和炫酷生活划上了等号。但发达国家的年轻潮人不太知道发展中国家血汗山寨工厂里的故事，即便知道，也毕竟是远方他者的遭遇，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
自从耐克在海外开办血汗工厂以来，美国就不断有抵制耐克产品的消费者行动，但2011年12月发生的大批美国人为争购耐克的Air Jordan复古版鞋子而导致警察来抓人的事件表明，耐克在美国拥有稳定的消费群体，这些消费者甚至包括了在贫民区爱打篮球的青少年。尽管耐克公司拒绝透露公司向广告明星们支付了多少报酬，但有多种源流的调查报告显示迈克尔·乔丹一人一年能从耐克公司拿到数千万美元的代言收入，这比印尼一家耐克工厂所有工人的年收入都要多得多。
1845年，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现在全球化把恩格斯笔下类似的场景扩散到了全世界，那么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情况所做出的阶级斗争推论，将仍然有其现实价值。接下来我们或许会听到，耐克公司又在某国某地关闭并搬迁了一家工厂，在相当程度上，应当肯定这种坏蛋资本的逃跑现象，这是工人们自觉斗争的结果。工人们暂时的牺牲，可以换来整个权益大环境的改善，当这种观念产生时，作为一个整体阶级的工人阶级才能算是真正诞生，正如E.P.汤普森所说，何谓阶级？不能仅仅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看，更应该从“关系和过程”来看，有了抗争的集体行动过程，才会产生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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