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V于1864年成立于挪威,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最早授权的具有全行业范围内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审定与核查资格的指定经营实体(DOE)。
“我非常希望也可以预见,中国将成为成功实施NAMAs和MRV的主要驱动力”
谈及将于年底召开的德班气候变化会议,DNV气候变化与环境服务董事总经理斯坦恩·詹森先生(Dr.Stein B Jensen)表示,尽管气候谈判进程十分复杂,进展极其缓慢,但他对气候谈判持乐观态度,他希望在德班气候变化会议上能通过多方探讨取得实际进展。
在坎昆会议上,国家自愿减排行动(NAMAs)成为发展中国家在UNFCCC 体系下支持减排的重要行动。“目前,行动倡议的范围正在扩大,以前是世界银行层面的市场合作(PMR),关注点是基于全球范围减排的市场工具,现在已经发展到地区性的创新模式,例如挪威国会和挪威环境金融公司(NEFCO)合作开发试验项目,以获得更高层面和更广泛的支持来更有效地促进本国减排。”
对于计划发展NAMAs的国家,斯坦恩建议要建立正确的MRV(可监测、可汇报和可核查)框架,确保在早期就将私有部门纳入其中,以保证他们的技术可与NAMAs设计结合。“我认为中国市场也正对MRV进行集中研究,我非常希望也可以预见,中国将成为成功实施NAMAs和MRV的主要驱动力。”
针对有的西方国家提出征收“碳关税”的倡议,斯坦恩表示,他更希望设定一个上限或者建立一个和CDM类似的交易系统。“以我个人为例,我每次给车加满油的时候就已经向政府支付了碳税。我不知道我交的税有没有用到支持环保上——对此我表示怀疑。而另一方面,假如通过购买排放额的方式来抵消我的碳排放,我就知道我的参与实实在在地为减排做了贡献。”
“在其他机制出现之前,CDM将继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
一个项目在获得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注册批准前,必须通过经联合国DOE资质认证的第三方独立机构的评定,DNV气候变化与环境服务部就是这样一个认证机构。
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到2011年8月,DNV已为全球50多个国家、超过1900个项目提供了审定服务,占全球公布项目的29%。这其中已被联合国批准注册的超过900个,占所有注册项目的40%。其中,注册项目中有近50%在中国。“到今年6月底,约有6.5亿吨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被签发,相当于挪威每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3倍,其中近一半来自中国。”斯坦恩补充说。
大量项目已经公布或者在等待注册,数量达6439个,这其中有多少能最终成功注册为CDM项目还是个未知数,可能取决于与碳交易有关的国际协议的发展动态。那么CDM的前景如何呢?斯坦恩先生认为,经济衰退可能导致各种活动的减少,从而碳排放量也会减少,对气候环境来说可能是件好事。但是,CDM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欧盟,他们需要购买份额,经济衰退将导致购买份额需求的降低。
目前,大家还处于对世界经济衰退的担忧中。斯坦恩说:“我认为这也是项目开发者目前所纠结的,他们不得不自问:我的碳份额是否有市场?我开发这个项目值不值得?的确,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相信,在其他机制出现之前,CDM将继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我们有必要记住,CDM用了10年的时间才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所以成功引入其他机制也可能需要同样长的时间。”
DNV在出行、办公等方面践行碳减排行动
“航空旅行是公司运营中产生二氧化碳的最大来源。”DNV气候变化与环境服务东亚区总经理赖志强先生说,“DNV于2009年在全球范围内推出了商务旅行碳足迹计算器。我们的CEO麦恒力博士要求每一名员工都必须忠实地记录他们每一次的商务旅行。”
除了对飞行的关注,DNV在诸多方面都在践行碳减排行动。
DNV每年要求只要是超过了40人的办公室或实验室,都需要出具环境报告,报告公司的能量消耗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氧化碳、氧化氮、氧化硫等)。在2010年,有近70%的职员出具了报告。
斯坦恩介绍了机构内部一项用以奖励改变日常行为的“我们在行动”(WEdo)项目。在2010年,DNV设立了4000万克朗专项资金用于对个人环保行为的奖励。在职员购买更加环保的、低能耗的电气设备、热力泵或太阳能等设备时,此项资金可以为他们报销最高2/3的费用。
此外,DNV还鼓励职员骑自行车上下班,骑车上下班达到800公里将会得到定额奖金。2010年有近900名职员参加到此项目中,他们累计骑行达12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3周。
此外,DNV减少了35%的服务器(360多个服务器被虚拟服务器所替代),这就减少了运行这些服务器时的能源消耗。此外,DNV在IT工具和视频会议上也掷了重金,以减少出差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