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汗水与泪水交织的“第一例”
★口岸零记录打破了
5月15日下午6时36分，香港九龙开往广州的T810次列车准点进站，近千名旅客陆续下车进入入境查验大厅，在检疫人员的导引下依次接受体温查验。
广州天河口岸作为内地主要的粤港口岸之一，每天有12对直通列车、近8000名旅客出入境。自甲型H1N1流感暴发、特别是香港出现输入性病例以来，这里也成了防控主战场。
按照广东局李延辉局长提出的确保防控工作发动、组织机构、人员装备、现场查验标准和内容、现场领导带班值班“五个到位”的要求，天河局除平时的旅检人员外，所有行政、后勤人员支援旅检一线。
“36.8，36.5，36.0……”红外测温仪上所显示的温度数字来回变换，在检疫查验9号通道值班的刘亦庸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生怕错漏了一丝一毫的信息。
口岸防控战打响以来，刘亦庸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尽管身心俱疲，甚至有些头晕眼花，但他不敢有丝毫松懈，因为他知道，哪怕是一秒钟的疏忽，都有可能酿成大祸。
他不会忘记，4月25日一大早天河局局长甄宇江紧急动员那严峻的神情和20多天带着痛风疾患坚守岗位的身影；他不会忘记，全局同志从上到下排除万难超负荷日夜运转的高度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深信，在天河车站这个小小的口岸，质检人已经组成的一道阻击疫情的坚固防线。
19时04分，测温仪上突然闪现出“37.4℃”的异常体温数,让刘亦庸不禁打了一个冷颤，下意识地用目光锁定体温偏高的目标旅客，让其在红外测温仪下重测了两次，结果都是37.4℃。同班的康伟、范文等人随即将该旅客引导至医学排查室。
37.5℃,一般被认为是人体正常体温值，而在运用红外测温仪测温的时候，除了距离的关系，还受到空气以及环境的影响，如果机报体温值达到或接近于37.5℃，都会被认为是体温偏高，需要重新检测和排查。
尽管环球风声鹤唳,国门戒备森严,中国境内也已发现3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但截至目前，口岸检疫还没有检获一例确诊患者。刘亦庸梦想创造奇迹，但并不奢望特殊机运的青睐。他忠诚恪守着一个职业检疫官的天职，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挺立在国门第一岗。
在医学排查室，检疫人员的排查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医师李玉娟、王珊使用水银温度计对该旅客进行腋下体温复测，同时对其进行了医学询问和流行病学调查。
水银温度计测温结果显示：该旅客的腋温为37.7℃，体温偏高确定无疑。
经医学询问得知，该名男性旅客为中国籍广州人，此次是从加拿大、美国旅游回国。其自述行程：4月21日乘车从广州至香港，4月22日乘飞机从香港到达加拿大，5月2日从加拿大到达美国，5月2日至9日在美国乘邮轮旅游，5月9日上岸后在美国停留至12日，美国当地时间5月12日下午14时25分由西雅图乘大韩航空K1020班机经韩国首尔转K1607次航班至香港，5月15日在香港乘出租车到九龙车站，于16时35分乘T810次列车返抵广州。
经现场医护人员耐心劝导，杨先生详细说明了在《健康申明卡》上没有申报的健康异常状况：5月14日开始咽痛，以为是因食用煎炸等食物引起，已自行服用药物，没有其他不适；在国外及香港居留途中，未与发热或有急性呼吸道症状人员密切接触。
检疫人员根据其旅行史、有发热和急性呼吸道症状，初步判断该旅客不能排除甲型H1N1流感嫌疑，告知其需要送院作进一步观察确诊。旅检科当班副科长李玉娟请示天河局主管副局长区国瑜，区国瑜当即指示：“按照预案要求，速送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20时20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救护车到达，检疫人员对接诊医生介绍了情况，并办理移交手续。
20时40分，检疫人员将该名旅客情况及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按规定上报广州局，同时将同车厢其他旅客及乘务员的资料录入电脑后交地方卫生部门处置。
20天来，刘亦庸和他的战友们处置的类似案例已经数以千计，每一例都一丝不苟地履行相同的作业程序。与其他疑似个案相比，眼下这名旅客的被发现与送院留观处置过程，并没在刘亦庸和他的战友们脑海中留下特别的印记，引起特别的关注。
5月19日，卫生部正式通报传到广东检验检疫局：“广东省口岸发现的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被确诊，这是我国内地第4例、广东省首例输入性确诊病例。”
质检总局当天发布消息：广州天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现一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打破了我国口岸防控零的纪录。
刘亦庸为中国检疫书写了辉煌。但当面对记者，他却羞涩得头都抬不起来：“只要是一名检疫官，谁当这班岗都会尽这份责任。”
★事已逾三，还能“潜伏”过关吗？
5月21日19时10分，国航CA982航班从纽约飞抵首都国际机场。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齐京安站在T3航站楼的通道入口，仔细观察着红外测温仪。他的队伍已经全部就位，11个检疫台静静地伫立在通道出口。再过一会儿，这里就会排起一队队长龙，来自五洲四海的旅客会迅速把旅检大厅填满。
“我的办公室在机场。”从4月底开始，齐京安天天泡在首都机场：“我已经把所有岗位都走遍了,每一个环节都亲自操控最少一次，为的就是发现问题。”
他一直在思考：这次疫情有什么特点，检验检疫机构怎么应对？与SARS不同，甲型H1N1流感主要流行在国门之外，总局要求“从严、从紧、从细”，口岸必须把好国门第一关。
“我们这次将最主要的力量投放在了检查健康申明卡上。”齐京安说。北京局的健康申明卡的真实有效性达到了90%以上，给追踪密切接触者带来极大便利。
但是，审核严格意味着工作量的倍增。“过去仅仅是收单子，现在还要拿本人的护照核对。”疫区和非疫区的人员分道通过，既要严控，又要照顾到通关速度，否则旅客积压。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齐京安很是费了一番脑筋。
没有先例可循，只能不断摸索调整。北京机场局的防控流程几乎每天都在更改，有时甚至一天调整过两次流程，打印下发执行的就有十几个版本。
旅客缓缓进入旅检大厅。从北京局机关抽调至首都机场口岸支援的苏海龙目不转睛地认真核对旅客健康申明卡。
一张，两张……突然，他发现一张卡上申报的症状赫然勾选了“咳嗽”一项。几乎是条件反射，他将这名60多岁的老人领到了通道旁的负压隔离室，交给复测人员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齐京安胸中“憋着一大口气”。5月14日，国内首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出现后，他顿觉压力倍增。毕竟，这第一例是从北京机场飞到成都的，你北京没抓着，在成都发病了。
尽管齐京安接受记者采访时信誓旦旦：“凡是有症状的，我们肯定能抓到。”然而，“巧就巧在包××（第一例确诊者）那时还在潜伏期，完全没有症状”。
提起从首都机场溜走的第一例，齐京安心有不甘。
普通老百姓起初并不明白“潜伏期”这一概念。包××被确诊后，舆论把首都机场检验检疫部门推向了风口浪尖。
一个小时之后，在通道截留至负压隔离室的美籍华人被作为疑似病例转送地坛医院。与此同时，北京市检验检疫局向卫生部门通报情况，并移交了CA982航班全部入境旅客《健康申明卡》信息资料。
“觉得窝囊！”与齐京安相比，一例又一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从眼皮底下“潜伏”溜走，首都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杨杰更似心口压上了一副沉重的大磨盘，憋闷得喘不过气来。
虽然专家都称“一个也不放过是不可能的”，但是杨杰认为，“老百姓要求你堵得住，连我儿子都说，你就应该抓住”。
客观有风险，主观也不能保证。有些旅客出现发烧症状，先吃了退烧药再乘飞机。过关的时候体温正常，回到家感觉不适才去就医。更有甚者，福建早前确诊的一例患者明知自己发烧，但因不想在北京被隔离，提前吃退烧药控制住了体温，回到福建才主动申报就医。
这是从首都机场“潜伏”过关的第二例。
俗话说：“事不过三。”然而国内第三例、北京市第一例输入性病例，仍然是走出首都机场两天后才发病的。
5月16日，国务院再次召开常务会议，明确口岸检验检疫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我逐字逐句地研究中央防控工作的新指示，”杨杰说：“心里沉甸甸的。”
经常有熟人问：“国外输入的3例都是打你们这儿过的？”杨杰苦涩地笑笑，心里不是滋味：“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仪器也配备得很完善，但就是截不到、抓不住，你一句话也不能说。”
5月22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患者咽拭子标本检测暨复核结果显示，由首都机场局送医留观的美籍华人被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憋了半个月的一口气终于出来了。”齐京安第一时间出现在机场检疫现场，向一线指战员表示祝贺。
齐京安说，这个病例温度并不是很高，通道就给领到流调去了，旅检处长在决定送与不送的时候很坚定。这说明我们每一个岗位的工作都做到位了。他狠狠地表扬了一番这个集体，“心里越来越有底了”。
杨杰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说明，我们的防控措施是有效的。”
★轮也该轮到浦东了
5月23日傍晚时分。浦东机场候机大楼像平时一样，国际出发和国际到达区的公告栏上不停地滚动播放着检验检疫提示语；旅检通道旁，戴着口罩的检疫人员坐在医学咨询台后接听着电话。检验检疫的蛇形通道站满了人，不远处的登机口，旅客们正鱼贯而出，向通道涌来。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徐金记正在现场督战。口岸防控战役打响后，上海局在浦东国际机场设立了防控指挥部，徐金记局长亲自担任总指挥，并始终坚守在机场一线，基本上就没回过家。
从5月初开始，全球疫情重点国家和地区由11个迅速扩增至21个，机场入境检疫实行100%登机查验，不足百名员工的上海机场局顿时陷入前所未有的忙碌状态。
18时刚过，旅检科办公室值班员陈舒筠接获航空公司报告：澳大利亚墨尔本归来的国航CA178航班上发现发热病人。
18时33分，CA178航班抵达上海。指挥部决定除了6人的登机检疫小组之外，增派一组5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小组上机配合检疫。
旅检科的郭晓东刚完成一架国际航班的检疫任务，还没来得及吃口饭，就再次带队登机。上机后，郭晓东分别向乘务长和先期登机的检疫小组询问发热病人情况，确认已发现5名体温异常的发热病人。
郭晓东吃了一惊。他马上安排流调人员对发热病人进行复测，结果显示，4人体温超过了37.5℃，1人体温为37.3℃。
郭晓东当机立断，安排流行病学小组对这5名发热病人展开现场调查；下令检疫小组分两组对旅客和乘务人员逐一进行体温检测；其余检疫人员则核验旅客健康申明卡。
流调结果显示，体温最高的温姓旅客，伴有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而且自述5月22日在墨尔本与一名有流感症状的病人同处一室。
徐金记任总指挥的防控指挥部实时发出指令：将体温超过37.5℃的3名旅客，迅速转送至医院进行隔离；与这3名旅客座位相邻的前三排后三排密切接触者，转送到酒店集中进行医学观察；另一名体温37.3℃的旅客，则转送机场急救中心进行医学观察。
21时50分，消毒检疫人员开始对飞机进行检疫消毒处理。
第二天，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部先后发出通报，由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发现的舒姓旅客已高度疑似甲型H1N1流感病毒感染者。
5月25日，卫生部通报，舒××为我国内地第11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这是自疫情暴发以来，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转送的发热病人中，首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
徐金记很欣慰，整整一个月的努力终于看到了成果。一个月来，上海机场局共完成了4210个入境航班、42万多名入境人员的检验，留验了523名来自或到过重点疫区的入境人员。
他还记得，刚实行登机检疫时，由于各部门衔接不很到位，协调工作量陡增。但是旅客不知情，等待久了就有情绪，现场稳控工作压力巨大。
“不知道处理过多少次这方面的事情了。”徐金记局长说，外籍乘客要求提供特别检疫的法律文件或证明，个别中国乘客动辄破口大骂。非常时期，检疫官们只能息事宁人，默默地忍耐。
一次，一架美国航班降落，登机组上机检疫，测温查到有发热病人。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有60多人，外国人和中国人各占一半。密切接触者就是不下飞机，登机组的6名检疫官控制不住了，地面指挥员下令再上一组。密接者仿佛商量好了，还是不下飞机。地面指挥员一咬牙，再派一组上机！18个人在机上，局面仍然无法控制。地面指挥员只好亲自登机。4个小时过去，60多位密接者总算松口同意下机。但航空公司派出的大巴车却迟迟不见踪影。旅客又哄闹起来，检疫小组只得继续抚慰。
“虽然有这么多压力，检疫将士们都扛过来了。”徐金记局长疲惫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上海局在口岸上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虽然这一天来得晚了点，但令我们备感自豪和欣慰的是，截至6月下旬，上海地区已发现的80多个输入性病例，由检验检疫部门从口岸直接截获的占到了58%以上。”
而更令徐金记骄傲和自豪的是，在国门百日阻击大战中，上海局创造了转送有症状旅客最多、查出输入性确诊病例最多的全国记录。
★罗湖口岸检获兄妹俩
5月29日，卫生部通报，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口岸发现并转送的两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被诊断为确诊病例，这也是广东省的第4和第5例确诊病例。
这两例患者是深圳检验检疫局在罗湖口岸同时发现的。
“罗湖口岸是我国具有百年历史、亚洲客流量最大的旅检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25万多人次，高峰期达到40多万人次。”罗湖局副局长郭仁震告诉记者，“‘百年罗湖’是历史的见证，当年郭沫若、茅盾，还有许多的左翼作家都是从香港通过罗湖桥入境的。”
这一次，百年罗湖桥所关注的不是有多少著名人士从这里入境，而是质检人用忠诚与热血织就的一张防控大网，确保口岸防控万无一失。
“我们构筑了四道防线。”郭仁震向记者介绍罗湖口岸的这张密不透风的防控“大网”：“第一道防线是查验健康申报卡；第二道防线是红外测温仪；第三道防线是专门针对来自重点疫区人员设置的“特别查验区”，第四道防线是负压隔离室（医学排查室）。”
5月27日20时，虽已进入夜间，罗湖口岸一如既往人流如织，入境旅客在罗湖桥上的8个健康申报通道川流不息。
在“特别查验区”，一对青年男女略显异样的神情引起了卫生检疫员李婉蓉的警觉。虽然红外机测体温显示正常，但她仍然毫不犹豫地面带笑容示意二人出示健康申明卡和护照，接受核查。两人均申明无发热、咽痛、咳嗽等不适症状。
没有任何体表症状，依规必须放行。但具备医学专业背景的李婉蓉却笃信自己的直觉：这对青年男女表征异于常人。她的脸上再次展露出诚挚的笑靥，引导两人进行初步检疫查验并作医学询查，发现女性患者面色明显潮红，神情倦怠。再对其进行腋下体温复测，女性患者体温为37.4℃，男性患者为36.5℃，仍属于正常范围。
在检疫人员耐心询问下，两个人讲述了他们此前的旅行经历。原来，男青年22岁，女青年21岁，两人系兄妹关系，均为美籍华人，来华探亲和旅游。两人于5月19日自美国新泽西飞抵香港机场。当天经皇岗口岸首次入境时，红外体温检测未发现体温异常。检疫人员收验二人的入境健康申明卡，均申报过去一周曾去过纽约、台北和香港等地，但并未与流感患者密切接触。尽管如此，谨慎的检疫人员还是发放了《健康告知书》，特别叮嘱他们入境后如有流感症状或其他不适情状，及时就诊并向医生说明旅行史。从5月19日至26日，两人入境后一直居住在东莞亲戚家。27日上午，两人经罗湖口岸前往香港旅游，晚上从罗湖口岸再度入境欲返回东莞。
知晓这段旅行经历后，检疫人员更加不敢大意，随即将两人引导至负压隔离室做进一步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医学排查。在留验调查过程中，再次复测体温。结果女青年的体温升至38.6℃，男青年的体温升至37.6℃，呈现明显的发热症状；进一步仔细观测还发现，两人均有咽部充血症状。
初步判断，两人有甲型H1N1流感嫌疑，决定将其双双转交地方卫生部门进行隔离诊治。
“在行色匆匆的茫茫人海中，要想发现流感患者，无异于大海捞针。”郭仁震领着记者穿行在人海中，来到罗湖桥头的8条检疫通道前：“在这里别说执行特殊旅检任务，就是站上一个小时都会胸闷气短。”
眼中布满血丝、嗓音嘶哑的郭仁震手指身旁忙碌着的20多位检疫官，满含爱怜与深情：“我们的同志每天都要在这种异常恶劣的环境中超负荷检疫8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无论是审验收集整理健康申明卡，还是观察记录红外测温仪数据，一天下来就要检疫数十万人次。”
人是需要精神的。5月初，罗湖局曾紧急面向社会高薪招募100名临时卫生检疫员。“还没培训完就跑了一半，上岗不到一天又跑掉一半，真正留下来的所剩无几。”郭仁震无奈苦笑。
“曾有记者采访时问我：这样下去你们能硬撑多久？我的回答是，只要疫情警报一天不解除，需要我们撑多久我们就撑多久！”扎根深圳口岸检疫18载的郭仁震，尽显山东汉子特有的豪气：“你知道防控战役打响以来我们口岸最时髦的三个流行词吗？‘熊猫眼、复读机、晾衣杆’——这就是新一代检疫官的风采：既有忠诚报国的高智商，又不失开朗达观的高情商！”
5月29日，卫生部发布通报：经深圳市疾控中心的样本检测和广东省专家组会诊，经罗湖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口岸发现转送的美籍华裔兄妹被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记者第一时间致电郭仁震表示祝贺，这位刚毅爽朗的山东大汉再也抑制不住难以轻弹的男儿泪，几度哽咽失声……
首都机场Ｔ3航站楼入境旅客通道，11个疫检查验台一字排开，旅客通关快捷有序。李长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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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2 19: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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