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晖临：关注农民工就是关注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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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2亿农民工群体已经产生了心理上的彷徨、迷茫和认同的危机，这让我们非常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

    实习生 陈文才 南都记者 陈以怀 摄

■ 嘉宾介绍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开设《农村社会学》、《中国社会》、《中国社会思想史》等多门核心课程，承担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开放时代》、《社会学研究》、《读书》、RuralStudies、China Journal等国内外一流学术杂志。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见解也发表于《社会学家茶座》、《南风窗》、《北大讲座》、《领导者》等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大众刊物上。

中国2亿农民工群体已经产生了心理上的彷徨、迷茫和认同的危机，这让我们非常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

农民工的存在符合两大需要

首先，我们看一些实际的东西——— 收入。当我们谈到农民工，有一个东西对他们非常有意义，就是最低工资标准。深圳1992年首次实行最低工资标准，1992年关外的最低工资标准是245元，从1992年的245元到1998年的330元，6年的时间里面涨了多少钱？不到90元钱，每年涨15元钱。即使今天的1100元比起1992年的245元，也只是增长了大约3倍多。1992年深圳的G D 是317亿，2009年达到了8301亿，增长了25倍。

为什么企业可以支付如此微薄的收入？我认为首先是农民工的“制度设计”导致的，我们看到，农民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口大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是世界的普遍现象，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在于，其他国家这种转移基本上是以家庭为主，不会像我们这样花费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还有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农民工)。

农民工的存在体现了一种制度性的歧视。在西方历史上，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基本上是一种市场行为，是从市场里启动的。而在中国，一个农民转移到城市成为工人之时，其实前面已经有多种力量起作用，即国家的、行政的、体制的力量。国家的、行政的力量告诉他，他是农民，已经在他进入城市之前给他打上了一个身份烙印。打上一个“烙印”之后，当他进入城市打工的时候，实际上是为资本进一步剥削这些工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农民工的存在符合国家追求经济增长与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内在需要。为什么有农民工这种设计？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企业的利润大量增加，农民工的存在符合这两方的利益。因为只需要付给农民工比城市工人低得多的工资，世界工厂背后的奥秘是我们大量使用了廉价劳动力。

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想让一个年轻人在城市里哪怕是维持自己的生存都非常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工人不得不选择加班。正是这样一种必须通过加班才能挣得在城市基本收入的状况，把农民工推入到一种很难摆脱的生存困境里，工作8小时和工作11个小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工厂里需要工作11个小时，把人的身体、精神都推向一种疲劳的极致，使得你没有任何心情、没有任何精力再去享受所谓的生活、享受所谓的休息，更不要说你还有没有这种财力。

微薄的收入和农民工的制度设计有关，这种制度设计一定造成一种后果，就是———“有工作没有生活”。农民工确实在城市生活，但是他们的宿舍只是工作一天后休息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劳动者、作为一个人的更全面的需求无从满足，所以是“有工作没有生活”。

当然，那一点收入也只有用这种安排才可能把他们维系得住，你只可能以这种空间安排，以工作完全为中心，生活压缩到最简单，压缩到最少，到月末农民工才有盈余寄回家或者存起来。如果一个劳动者正常的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马上就会显示出收入的捉襟见肘，这是最简单的宿舍劳动体制，宿舍劳动体制是最明显的盘剥、剥削。

另外还有一些人不在工厂工作，就住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这种生活的含义比宿舍多一点，有一些住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的人是有家庭的，但是他仍然过的是一种简化、压缩的生活，一家几口人住在一个十平方米的房间里，简而又简，更不要说这种生活还时时可能受到城中村改造、城乡接合部改造的影响，他们的生活不断地被打断、被摧毁，使得农民工在城市就是“有工作没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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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进退两难

如此微薄的收入，完全地投入到工作中，什么人可以忍受？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劳动者可以忍受的劳动状态？有人可能会向我提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这样过来30年了，以前的人不是都忍受了吗？第一代农民工忍受了，没有大的问题，有人反过来会指责新生代农民工，说他们不能吃苦耐劳、心理脆弱。我看到这样一些言论的时候会非常愤怒，第一代的忍受本身是一种非常不公平、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拿这种非常不公平、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反过来要求稍微提出正常诉求、正常合理要求的人，这是不合理的。

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农民工的制度设计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是因为它碰到了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差不多是80后、90后，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是一个物质水平相对丰裕的年代，属于改革开放后成长的年代，这一代又是一个受教育水平相对好的一代，这一代人基本上是电视一代。最重要的一点，这一代农民工属于“无土”一代，没有土地的一代。在他们的名下，大多数人很少分到土地。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差不多是1983年完成的，80后、90后多数人没有分到土地，土地是他的父母、父兄所有。“无土”还有另外一种含义，他们没有农业的生产技能和经验。

作为第二代农民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的根对他来说失去了，回到农村的大门早已经关闭了，从他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他把未来的生活是放在城市。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打工——— 唯一的道路就是通向城市的生活，但是以这样低的收入，没有可能通向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越长，他看到在城市长久生活难以实现梦想，他越是追逐这个梦想，发现与这个梦想越远。在这样的情况下，打工的意义忽然坍塌，打工就成了一种“漂在当下”“活在当下”的一种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生活，这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诉求，也是一种非常合情合理的诉求，一个人要求在自己工作的城市生活下来，这不是一个基本的诉求吗？如果我们正视这个问题，正视制度性的歧视，尽管在今天看起来很痛苦，需要有人负责任，需要调整利益格局，但是将来这样的个体心理问题会大量减少，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提出这样一种合理的诉求，希望在城市生活，可是现在他们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他在城市的生活，而城市政府又没有给他们提供安家落户的一系列制度保障、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回家的门已经关上了。“进退两难”的新生代农民工看不到希望。

我们只能及早地去发现制造社会紧张、社会焦虑、社会矛盾的问题，渐进地、系统地处理它，解决它，让我们每一个人有生活，恢复到一个有尊严的社会中来，这才是根本之道，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希望、进退两难的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走向打工之路以后都面临一个建立新的身份认同的历程，这个历程的第一步是从自我否定开始。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里，成为城市人已经浮现为强烈愿望，甚至明晰为长远的生存目标，但是横亘在他们眼前的却是有着巨大反差的社会现实。

“我是谁”的问题实际上困扰着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行为，今天我们去很多工厂和老板聊天时，他们都会讲，这些人不好管，情绪化，动辄辞工，没有人生规划等等，其实这些所谓指责都和我刚才讲的认同危机联系在一起。当然，在这样一种生存困境和认同危机之下，我们也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间，这种愤怒正在积累，弥散性的情绪是“不爽”，然后再通向愤怒是非常自然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心理问题有没有？我刚才批评说，单纯指责农民工心理脆弱是不公平的，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工的确有心理问题。我们知道是由于这种生存困境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危机，导致心理不健康，而不是相反。

政府企业需要各尽其责

我们呼吁要终结以牺牲劳动者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出口导向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劳动者基本权益，忽视社会公平。我们要解决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也必须放到对发展模式的反思上来。

新生代农民工的反抗背后没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权利意识的指导，而是一种本能，在这种形势下，不管我们觉得应该不应该，当前的发展模式都难以为继，如果你不赶快转变，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地出现。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就一个方向———“消灭农民工”。什么意思？他是农民就是农民，他是工人就是工人，让广大在城市有稳定生计的人在城市长久生活下来。具体而言则涉及两方面的责任，首先是企业的责任，企业的责任就是善待自己的员工，首先你要给工人一份有尊严的工资，当然有尊严的工资大家觉得弹性很大，很难有人做出具体的方案，但是最起码不是最低工资。

第二是政府的责任。所谓在城市安家落户，这里面有一些劳动者很难跨越的障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各种社会保障，这些很难完全由市场来解决，这在各个国家里基本上是政府安排，如果政府不能提供一些政策性保障，单单靠企业涨工资，哪怕涨到2300元钱，在深圳安家也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政府会有财力、资源紧张的问题，我们允许它有一个过程，但是必须拿出一个切实的方案，具体可以讨论，可以有时间表，关键是要给这些群体一个希望。

深圳是30年来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今天应该成为转变发展模式，体现社会公平的垂范者，而不是仍然盯着GDP，寄希望于经济增长把所有矛盾都解决。中国很多地方经济增长很快，可是矛盾积聚，从前几年开始爆发，这说明通过经济增长，然后所有人从中受惠的模式走到尽头。

“我们都是农民工”，我说“我们都是农民工”是什么意思？农民工问题既有它的特殊性，又反映今天劳动者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它的特殊性是指，他们是以农民的身份在城市打工，首先要遭遇一个城乡二元分割、户口制度打上低人一等的烙印，他没有办法享受工作所在地的公共服务。可是又反映劳动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资本肆虐，劳动贬值。

在这个意义上，不调整劳资关系，劳动者整体的生存状况就很难通过经常讲的提升人力资本得以改善，它最多只有丛林法则的胜利者。关注农民工其实是在关注我们自己，劳动者的生存困境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低的，什么叫合理最低工资标准？它是平均工资的40%-60%，很多国家都在60%左右。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超过平均工资30%的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深圳是平均工资的20%左右，这就反映出我们对底层劳动者的保护很不力。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管最低工资标准高低，制定后都是相当一部分企业执行的最高工资，这是普遍现象，但是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劳资关系严重失衡，过于倾向资本。我们仅仅通过调高最低工资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虽然调高最低工资是必要的。

大家会说，工资制定是市场说了算数，这个东西太骗人了，工资关系是什么？工资关系是劳动关系的制约，劳动关系背后是什么？社会关系。这从来不是你买我卖、童叟无欺的游戏，尽管供求有影响，但是背后绝对不仅仅是社会的供求关系，背后是一个社会关系，力量均衡的问题。资方肯定是强势力量，劳方是弱势的。劳动者维护自己的权利一定要通过团结的力量，一定要通过集体的力量。今天这个阶段，企业工会必须要创立一种机制，要企业工会代表工人的声音、代表工人的利益，我们有自己的传统和政治体制，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我们要尊重它。我们的工会受共产党领导，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管理层级，从总工会到各级工会，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工会受资本家的领导，工会听资本家的，听管理方的，这怎么可以？！

怎么做到工会不受资本家的影响？一是在基层工会把民主机制建立起来，工会由工人选举。另一个是独立性，必须要通过立法和行政规定，在财政上保持它的独立性，这样工会才真正能成为工人代表，替工人说话。政府不能命令资方要给工人涨到多少，把工会强化，把工会真正健全起来，让工会作为集体的形式和资方进行这样的谈判，才可能真正改变劳动者的困境。

这是我们从农民工身上看到的更普遍的结构性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关注农民工的原因，我也呼吁整个社会关注农民工背后的问题。我们都是农民工，关注农民工就是关注你自己。 □卢晖临

(农行金钥匙·南都公众论坛每周日上午9时40分在深圳市少儿图书馆一楼多功能会议厅举行活动，公众假期除外，活动免费，欢迎参加。本文为嘉宾6月20日演讲稿，有删节。)

ruihong

偶认为这标题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