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工厂“踌躇观望”转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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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春梅,卢远香,陈言

来源：中国经营报

 

北方新兴工业省份永福省的一个普通工业园里，中国商人杨斐浩每星期至少要接待两个以上的参访团，这些络绎不绝的访客，几乎都是在珠三角投资开厂的企业主。

　　杨斐浩经营的禾群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在越南已取得两个工业园区的承租执照，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为这些工业园区招商引资。近期，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一度陷入低谷的越南投资潮再度回暖，富士康在永福省兴建的一家手机装配工厂，停工一年多后又开始动工了。

　　“用工荒”逼迁

　　杨斐浩接待的访客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一是越南本地工人数量多不多，二是其薪资水平如何?杨向他们介绍说，如今越南胡志明市、海防市等大城市的最低工资一般是60美元/月，永福省、平阳省等新兴工业省份的最低工资是50美元/月，其他地区通常只有45美元/月，大概相当于深圳现有水平的1/3左右。

　　落户东莞石碣镇20年的台资企业岳丰电子，刚选定了临近粤北的湖南郴州市桂阳县设立新厂。该公司总经理宋泰维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去年底他曾到江西、广西、湖南选址，最终选定桂阳，考虑最多的是招工问题。

　　宋说，尽管这里房租和工资水平比东莞低，但运输成本较高，对他们这样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价值低的加工企业来说，综合成本跟东莞设厂基本持平，问题是这里能招到足够数量的工人，而珠三角的“用工荒”问题不是涨薪就可以解决的。

　　同样位于石碣镇的港资企业东莞润田服装公司，早在两年前就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公司总经理洪启辉近来又不约而同地计划到郴州建厂，以招到更多工人。

　　洪启辉说，公司的服装加工订单数量已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但其东莞工厂招不到足够的工人，缺口多达两成，这迫使工作原定60天交货的订单，不得不推迟到75～90天交货。他们在怀集县的工厂实际用工要600～700人，但今年春节过后只招到了200多人。

　　港资企业乐城(东莞)塑料电子制品公司的一位财务主管坦言，现在他们最缺少机械装配工等一线员工，周边其他工厂几乎也面临同样难题，因为原先很多中西部出来打工的人逐渐回流到家乡新建的工厂去了，即使那边的工资相对低一些，但毕竟离家更近。

　　还有一个原因是，近年来由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涨，产品价格有水涨船高的压力，部分海外买家调整采购策略，“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开始在劳工成本较低廉的亚洲国家采购更多价格不高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相关联的内地厂家也主动调整，把一些大众化平价产品的生产线迁往中国内陆地区及其他亚洲国家。

　　一位玩具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过去一段时间，广东、福建等玩具制造业集中地的产品出口量下降了三成左右，而河南等新兴玩具制造地区虽然出口总量不大，但增幅迅猛，说明玩具企业也在向那边转移。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今年4月份对会员企业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受访的160家企业中有超过1/3考虑重组合并和搬迁生产线，主要选点是广东省内经济相对落后县市及内地中西部省市，去年同类调查结果显示，打算搬迁的企业比例不到1/4。

　　前景不明

　　中国中西部省市或者东南亚，是东南沿海企业主下一个投资天堂吗?答案并不十分肯定。

　　杨斐浩坦言，迄今为止前来探路的珠三角工厂老板们，大多仍在踌躇观望中，并没有形成现实的大规模转移投资潮。

　　东莞岳丰电子的宋泰维也曾去越南考察过四五次，但他最终仍决定留在中国内地。他发现，虽然越南工人工资水平只有珠三角的1/3左右，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等差异，企业内部管理困难，工人罢工频繁，而且越南总人口不到9000万，不及广东一省的实际居住人口多，可用的劳动力也有限。还有越南的基础设施配套很差，很多地方企业投资建厂后要自己修路。

　　产业链配套不完善，是企业到越南投资的又一个大障碍。东莞市一家五金制品公司的老板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不会再考虑去越南投资。2007年底，这位老板卖掉了在越南投资新建不到两年的一家五金制品厂，因为工厂很多配套环节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主要原材料锌合金不得不从东莞采购再用货柜运过去，技术工人也要从东莞工厂调去，当地招聘工人只能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活，有时周边甚至连一家合格的电镀厂都找不到，导致整个成本无法控制。

　　“综合算一笔账，把国内制造的成品运过去比在越南本地生产更便宜，所以我们只好把工厂出让，只在当地设立销售办事处了。”这位老板说。

　　至于融资、汇率、通胀以及当地政局是否稳定等，也都是珠三角企业权衡是否转往越南、柬埔寨、印度等东南亚国家时要考虑的因素。

　　将工厂转到中西部省市的珠三角企业，也非一帆风顺。为国际知名玩具品牌美泰代工的深圳观澜宝德玩具厂的厂长薛小伟说，最近几年他曾到内地多个省市考察，感觉都不太合适。

　　薛说，今天看这些省市各方面成本暂时便宜一些，但过不了多久也许就变了，因为随着当地大量建厂，工人紧缺，薪资水平早晚会上升，而内地省市基层政府，办事效率与深圳及整个珠三角还是有明显差距，比如工厂往往星期天都要出货，但有时候会因为内地政府主管部门周末不办公而耽搁了。

　　产业链配套跟不上的现象，在内地省市同样存在。广东省河源市特灵通通讯有限公司董事长程继伟表示，早在2007年，他们就将工厂从深圳宝安区转到深圳以北不到200公里的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但直到现在，当地相关产业链上配套基本上是空白，公司的电子元器件、塑胶件、五金件等都必须回到东莞、深圳采购，平白增加了一笔可观的运输费。

　　实际上，加工制造业业内人士都清楚，只有富士康这样财大气粗的大工厂能主动搬迁，因为大批配套供应商会跟着它一起走，但如今珠三角大部分制造业厂商规模和实力都有限，不具备带动产业链转移的能力。

　　深圳市台商协会会长黄明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期四处考察投资环境的企业很多，但真正转出去的很少，一方面是考虑搬迁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企业没钱转出去，因为搬迁费用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元，利润本来就微薄的企业难以承受。他透露说，深圳很多台资企业都在悄悄缩小规模，估计有一到两成台资企业会因为无法实现转移或者升级，未来一段时间内只好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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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东南亚的涨薪风险

　　陈言

　　中国工人涨薪的浪潮正在东南亚被复制，一些与中国竞争、供应低成本商品的工厂，正面临着罢工风潮，工人也要求更好的薪酬福利。迁徒东南亚，涨薪的压力依然如影随行。

　　在广东生产家庭及工业用缝纫机的企业老板安井，眼睛一直盯着手头日本政府的信息调查机关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给的一张表格。

　　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在日本是3098美元，北京287美元，上海249美元，广州248美元。如果往别的国家看一下的话，缅甸仰光18美元，孟加拉达卡57美元，越南河内95美元。“和日本工人的工资做一个比较，广州是日本的1/12，河内则是1/32，到了仰光更是1/172。当然从中国搬迁到越南，或者是仰光，从劳动力成本上看要合算很多。”安井自言自语地说。

　　企业并非没有做这个尝试。该公司在中国缝纫机销售量走红以前就来到了广东，在这里建下了缝纫机生产基地。“那时来的日本企业还非常少，深圳周边的公路还大都又窄又破，地方官员领我们看了一片稻田，说工厂就可以建在那里。那时我想，什么时候能平整好土地让我们建厂呢。没有想到，三个月后土地就平整好了，工厂顺利落户在了这里。”回想往事，十几年前恍如昨日。

　　开始时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企业想要的零部件，所有零件需要从日本进口，在中国组装后在中国销售，一部分出口到美国、欧洲、中东国家。但是很快日本的零部件厂、中国的零部件厂在该企业周边卡车运输一个小时的范围内纷纷建立了起来。“我们开始像在日本一样，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数量，让零部件厂把零部件送过来。产品价格开始更加有竞争力，企业蒸蒸日上了。”安井说。

　　也是在这时总公司开始考虑到越南去投资建另一个工厂。就像当时企业还能在日本继续生产，有稳定收入的时候，领导突发异想，在中国建了这家组装厂。那时如果没有在广东建厂，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上就没有进入中国的机会了。

　　安井的同事去越南建了新的组装厂。听同事们说，那里的环境比中国艰苦得多。初期是电力不足、工人技术能力差、官员异常腐败，后来是在越南难以找到合适的零部件厂，零部件基本上全部从中国出口，工人工资是低了很多，但架不住关税太高，运输成本居高不下，而且越南的基础设施有限，国内市场根本没有开发，未来可能会很有前途，但要用在中国开拓出的模式，在越南重新缔造出近20年高速增长的神话，安井觉得有不少困难。

　　从越南工厂回来的同事告诉安井，2007年工厂刚刚进入稳定的组装阶段，生产线停了。“工人要求涨工资，但又不派代表和企业谈。到底要涨多少，东一句西一句的工人各有主意，非常的难谈。”安井在中国没有见识过这样的阵势。

　　到2010年年初，看看JETRO的表格，比较一下就知道，广州的工人工资是河内的2.6倍左右。而随着6月广东工人工资的提升，广州的工人工资会涨到河内的3倍左右。是不是让中国工厂歇业，把设备都搬迁到越南去呢?至少在越南已经有了桥头堡，对于那里的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企业也有了一定的交涉经验。但安井的企业犹豫不决。

　　那么，将企业搬到缅甸呢?看看日本的报纸，谈到缅甸时，曾经说到今年2月，4000名纺织及制鞋工人罢工，要求将每月10美元的工资提升为20到40美元。即便是40美元，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并不是绝对不能应诺的条件，但工人随即与军方对峙起来，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这让安井觉得去那里比去越南投资要更加让人举棋不定。

　　安井的企业在“走出去”时，第一个去的是美国。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听上一代公司职员讲，那时美国工人的工资要大大地超过了日本工人，但美国有市场，到有市场的地方去建厂，这是我们企业的传统。”安井说。如今最大的市场在中国，企业也在中国磨合了将近20年，因为涨薪企业就离开中国去越南、缅甸吗?那里有市场吗?安井心里不十分的清楚。

　　(应采访对象要求，安井使用的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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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越南、缅甸 涨薪风险依旧

　　陈言

　　马连鹏 在广东生产家庭及工业用缝纫机的企业老板安井，眼睛一直盯着手头日本政府的信息调查机关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给的一张表格。

　　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在日本是3098美元，北京287美元，上海249美元，广州248美元。如果往别的国家看一下的话，缅甸仰光18美元，孟加拉达卡57美元，越南河内95美元。“和日本工人的工资做一个比较，广州是日本的1/12，河内则是1/32，到了仰光更是1/172。当然从中国搬迁到越南，或者是仰光，从劳动成本是行看要合算很多。”安井自言自语地说。

　　企业并非没有做这个尝试。该公司在中国缝纫机销售量走红以前就来到了广东，在这里建下了缝纫机生产基地。“那时来的日本企业还非常的少，深圳周边的公路还大都又窄又破，地方官员领我们看了一片稻田，说工厂就可以建在那里。那时我想，什么时候能平整好土地让我们建厂呢。没有想到，三个月后土地就平整好了，工厂顺利落户在了这里。”回想往事，十几年前恍如昨日。

　　开始时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企业想要的零部件，所有零件需要从日本进口，在中国组装后在中国销售，一部分出口到美国、欧洲、中东国家。但是很快日本的零部件厂、中国的零部件厂在该企业周边卡车运输一个小时的范围内纷纷建立了起来。“我们开始像在日本一样，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数量，让零部件厂把零部件调送过来。产品价格开始更加有竞争力，企业蒸蒸日上了。”安井说。

　　也是在这时总公司开始考虑到越南去投资建另一个工厂。就像当时企业还能在日本继续生产，有稳定收入的时候，领导突发异想，在中国建了这家组装厂。那时如果没有在广东建厂，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上就没有进入中国的机会了。

　　安井的同事去越南建了新的组装厂。听同事们说，那里的环境情比中国艰苦的多。初期是电力不足、工人技术能力差、官员异常腐败，后来是在越南难以找到合适的零部件厂，零部件基本上全部从中国出口，工人工资是低了很多，但架不住关税太高，运输成本居高不下，而且越南的基础设施有限，国内市场根本没有开发，未来可能会很有前途，但要用在中国开拓出的模式，在越南重新缔造出近20年高速增长的神话，安井觉得有不少困难。

　　从越南工厂回来的同事告诉安井，2007年工厂刚刚进入稳定的组装阶段，生产线停了。“工人要求涨工资，但又不派代表和企业谈。到底要涨多少，东一句西一句的工人各有主意，非常的难谈。”安井在中国没有见识过这样的阵势。

　　到2010年年初，看看JETRO的表格，比较一下就知道，广州的工人工资是河内的2.6倍左右。而随着6月广东工人工资的提升，广州的工人工资会涨到河内的3倍左右。是不是让中国工厂歇业，把设备都搬迁到越南去呢?至少在越南已经有了桥头堡，对于那里的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企业也有了一定的交涉经验。但安井的企业犹豫不决。

　　那么，将企业搬到缅甸呢?看看日本的报纸，谈到缅甸时，曾经说到今年2月，4000名纺织及制鞋工人罢工，要求将每月10美元的工资提升为20到40美元。即便是40美元，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并不是绝对不能应诺的条件，但工人随即与军方对峙起来，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这让安井觉得去那里比去越南投资要更加让人举棋不定。

　　安井的企业在“走出去”时，第一个去的是美国。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听上一代公司职员讲，那时美国工人的工资要大大地超过了日本工人，但美国有市场，到有市场的地方去建厂，这是我们企业的传统。”安井说。如今最大的市场在中国，企业也在中国磨合了将近20年，因为涨薪企业就离开中国去越南、缅甸吗?那里有市场吗?安井心里不十分的清楚。

　　随着外企开始进入越南等国，劳动力开始抢手后，涨薪风潮、罢工事件，今后也许会在那些地方风起云涌。安井有这样的感觉。 (应采访对象要求，安井使用的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