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在想些什么

红尘琴心

“他们更希望坐在办公室当白领”

　　3月末的广州，虽然已过了节后的企业用人高峰期，但火车站内外，依然随处可见行色匆匆的打工者。离开往湖南郴州的列车发车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小薇已和同伴在广场上等候许久。她的全部行李仅是一个旅行包和背囊，“之前我把没用的都扔掉了，出门在外还是简单一些好，东西少了就买呗，只要不缺钱。”和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远处一对扛着大包小包的中年打工夫妇——“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拖着拉杆箱来的和当年扛着蛇皮袋来的还是一种人”，的确如此。

　　小薇今年19岁，来自湖南郴州农村，初中刚毕业就到珠三角，开始在东莞石龙一个制衣厂打工，后辗转到广州，在一个电源适配器厂工作。厂子的老板来自台湾，言谈中小薇流露出对工作的不满，她抱怨一些长假里也要加班，而且上面总是故意避开按规定要支付三倍薪酬的法定假日，将加班时间调到其他时段，“不就是想少给点加班费嘛”。谈到薪酬待遇，小薇三缄其口，只说每个月都不够花销。记者猜测：“两千？”“有这个数，我早就不走了。”问她以后还想不想再回来，小薇不确定地回答：“……想……也不想吧……不知道。反正这个地方不好玩了。”

　　“好不好玩是现在90后衡量工作的一个标准，‘好玩’包含的信息是多方面的，比如待遇高不高，工作环境、工作时间怎样，加班时间和假期的多少，甚至工厂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和发展前景，都是他们所关心的。”面对记者，祝强侃侃而谈。作为深圳某信息咨询机构的负责人，1982年生的他看起来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成得多。2000年，18岁的祝强高中毕业，从老家四川南充农村来到深圳打工。一次工伤事故后，他痛失右臂，自身的维权经历让他萌生了创办农民工维权组织的想法。机构成立后，他与大量的一线工人接触，其中有相当多的80后和90后，这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群体。

　　对于年初的“民工荒”，祝强谈了自己的看法：春节后他到重庆、安康、汉中、陕西、武昌、长沙、郴州等大型劳务工输出地的火车站走了一趟，发现打工的人依然还是往外走，其中开往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车次最频密，人也最挤。其实，民工荒年年都有，准确说应该是“普工荒”，技工从来不荒。普工在工厂里地位低，干活最累，如今的90后都不愿意干。“你若让现在的打工者去干农活，就算给3000元一个月，他也不干，他们更希望坐在办公室当白领”。记者在广州白云区随机走访了几家农民工招聘市场，发现最受年轻人欢迎的职位通常是工作内容相对轻松、技术含量较低的保安、文员和司机，而一些招聘生产工和普工的摊位，通常无人问津。花都一个小型企业的负责人高小姐告诉记者，她已是连续第5次进驻会场了，依然一无所获，“3年前根本不是这个样子，那时我只开出三四百的工资，还是当学徒工，就有几十个人来应聘。现在即使把工资提到八九百，也没人愿意过来”。

　　联系这种现象和媒体上的讨论，祝强感叹：多年来农民工待遇一直偏低，如今已牵扯出一系列问题，甚至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人们才想到采取补救措施，提高工资水平；当问题牵涉面越来越大，不得不去解决时，才会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关注他们最好的方式是站在他们的视角，而不仅仅作一个旁观者，最好能成为他们的伙伴，把看到的、听到的记下来——不过真正了解这个群体有些难度。”80后的祝强又补充道：“其实我更多是以一个70后的眼光关注他们，我也更像是一个70后。”

　　从“为别人打工”到“自己出来干”

　　像小薇一样踏上返乡之旅的新生代农民工毕竟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怀揣梦想，来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胡梅便是其中一个，初到广州的她在这个城市落脚才十几天。下午两点多的广州人力资源市场早已空空如也，她依然在埋头抄录一些招聘信息。胡梅今年18岁，家住云南昭通，父母曾在昆明有过短暂的打工经历，后来为了照顾子女读书，回到老家务农。胡梅打小就没干过农活，父母一门心思只想儿女考个好大学，可去年高考的失利，却让胡梅久久不能释怀：“辜负家人的期望了”，“不过现在就算读了大学也不好找工作，我也不想整天在家里耗着，就出来了”。来时胡梅兜里只揣了五六百块钱，光路费就花掉了三百，如今已所剩无几，“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找份工作，其他都好说”。看着花花绿绿的招聘信息，胡梅显得有点茫然。虽然进厂可以学门技术，可胡梅觉得那里信息闭塞，和机器打交道久了，会变得不爱跟人交流，“还是想去一些服务性行业，虽然工资不高，普遍不包吃包住，但可以开阔眼界，我比较看重岗位的发展前景怎样。虽然再也没有回学校的机会了，但我以后还是会去念个函授的本科，考个会计证什么的。”

　　不会做农活，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渴望通过打工融入城市生活，胡梅的经历和想法在千万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具代表性。如今，第二代农民工已开始全面登上舞台，日后将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年轻，有朝气，思想活跃，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强，富有挑战与冒险精神，这些当代青年人的共同特质，在他们身上普遍存在；但另一方面，与同龄的城市孩子相比，他们又因为“社会人”的身份，不得不较早地品尝到生存的艰辛和生活的压力。他们更多的是在寻找人生的立足点和社会价值的认同，寻求更好的发展；如果有可能，希望自己做老板而不是为别人打工。在记者的调查中，有这样想法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1989年出生的刘汉章，来自广东新会，从广州市公用事业高级技校毕业还不到1年，现在是广州一家生产地铁闸机工厂的技术工人。他告诉记者，他和一些同事打算工作满几年后，用积攒下来的本钱回老家开挖鱼塘养鱼，自己做点小买卖，“我可不想做一辈子打工的”。

　　和他有着相似经历的，是来自韶关南雄的肖勇。肖勇今年23岁，已是有5年工作经验的熟练技工了。前三年，肖勇几乎是半工读度过的，每周一、三、五去学校上课，其余两天时间正常上班。拿到大专文凭后，工资一下子涨到每月3200元，因为厂里包吃住，这笔钱等于是“净收入”。可是天长日久，肖勇却觉得这份工作太无聊，“职位提升不容易，只有工资按工龄在涨，你永远别想进入高一级的管理层”。因为发展空间有限，肖勇毅然辞职，来到广州寻觅新的机会。

　　“我更远的理想是自己出来干”，肖勇笑道。他在深圳打工时就已注意积累同客户的联系，“小生意，投入不必很大，我可以接一些半成品加工的活儿，利用和市场的差价赚一些利润”。

　　90后：“问题最多的一个群体”？

　　在新生代农民工那里，“跳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愿意在平淡无奇的工作中日复一日，向往从事一份有着理想报酬的工作，是像肖勇一样的年轻打工者换工作的初衷。但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看，却不一定能对这样的行为表示理解。正如外界给他们贴上的各种标签：不能吃苦、缺乏耐心、注重享受、自我张扬等等，新生代农民工也存在着如何在社会和工作中磨练自己，走向成熟的问题。

　　广州花都区某五金厂的李经理在招聘时，碰到过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一个小女孩十七八岁，一坐在他面前，就开价三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李经理问道：“付你这样的工资可以，但关键我要知道你能做些什么？”小女孩回答：“不知道，反正进了厂再说。”李经理说，厂子里模具制造的工艺要求精准度很高，以前的老工人靠锉刀等传统工具来完成，误差不超过2毫米，现在的工人即便用电脑操控也达不到这个水平。至于年轻工人进来没多久就提出加工资的要求，李经理认为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中国的企业不能再走以前血汗工厂的老路了，这是逼着它们转型的一个契机”。在这一点上，李经理倒是很欣赏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权益的捍卫。

　　然而，在祝强看来，“90后是问题最多的一个群体”。“尤其是父母在外打工的那些留守儿童。今年回家时，我看到小孩子们天天打架，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某些人的人格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当然要做大量的调查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我有这样的感觉：你如果问90后一个问题，他们会告诉你一些很好的想法，具体到这些想法怎么去落实的时候，他们却会很茫然。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碰到过一些工人，他说打工的目的，是挣上两万块钱，再回老家进贡村长，行贿，以后的生活就有盼头了。他们看到社会上很多的阴暗面，最后却成了他们想去追求的，这让人感觉很悲哀。”

　　“我们打工的年轻人，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异乡漂泊，没有人指点，我们也不知道路该怎么走”，采访快结束时，胡梅向记者谈及：“从老家出来前，我就知道珠三角不是打工者的天堂，但这又何妨？我会把这里看成是锻炼人的地方，只要凭着良心努力挣钱，相信以后会好的。”是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未来的路究竟是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道，需要他们坦然面对。不管怎样，他们已带着青春的智慧和力量，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启程。祝愿他们一路走好。

作者：梁思慧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