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劳动者的权益谁来保障

CSRA

晨报特约评论员 张 鸣

全国总工会的官员表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5月12日《新京报》）

这个数据虽然截止到2005年，不过最近5年，情况也并没有好转。可以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态势。与此相关的状况，是许多地方职工工资多年不动，或者即使动，升幅也有限。即使像北京、上海高校里讲师层次的大学老师，实际所得，不过每月三四千元，扣去房租，所剩无几。近年新就业的大学生，相当多的人工资水平低得可怜，蚁族就是例子。全国只有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农民工工资，在劳工荒的前提下有所增加，但由于基数不高，增加幅度也不大。

劳动报酬在资本报酬增加的同时下降，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劳动者权益的保障问题。即使在比较合理的市场条件下，如果没有劳动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存在，劳动者也必然是处于弱势的状态。发达国家百多年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工人自己的组织，形成了劳资双方谈判博弈的法律制度。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劳工组织的维权也许会走偏，但总的来说，由于有了劳工组织的参与和保护，工人的权益大体上是能够得到一定保障的。

当然，中国也有着庞大的工会组织，但是，由于工会组织属于公务员系列，而且长期难以适应新时期下劳工（包括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课题，所以，无论国营的企事业单位，还是市场化的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其劳工的保障问题，工会都做得相当不够。事实上，现有的工会组织，除了个别地区，比如义乌之外，其首要事务，不是替劳动者维权，而是组织文体活动，发放福利。苛刻地说，他们在做官。一方面，现有的工会组织管不了农民工；另一方面，对于原本就该管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尽管每个单位都有专职的工会组织，但是每当这些单位的领导侵犯职工权益的时候，工会组织一点作用都不起，别说管，绝对是避之唯恐不及。很简单，这些单位的工会负责人，都是单位领导任命的，单位领导就是自己的上司，有哪个敢冒犯自己上司呢？即使跟上司无关的职工工资问题，这些工会组织也无权干预，要论反映情况，也轮不到他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职工权益的保障，几乎看不到任何制度的因素。虽然此番全总表了态，但具体操作，估计还是有很大的难题。能够反映情况解决问题，唯有靠媒体的曝光或者行政机关的恩赐。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会出现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连续22年下降（其实不止）的状况，实际上等于连续22年没有人过问。严酷的数据背后，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采取哪些制度性措施。比如，对《劳动合同法》的落实是不是能否进一步加大力度？如果不能切实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更严峻的状况也许还在后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CSRA

李建华：劳动报酬与劳动话语权

2010年05月13日 07:33长江日报

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提高工人待遇。张建国称，当前劳动关系矛盾增多，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经刻不容缓。

根据他列举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两厢对照，劳动者报酬低下，明显属于社会不公，必然会影响社会和谐。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而据总工会前两年的不完全统计，因收入分配和保险福利问题引发的劳动纠纷占劳动纠纷的65%以上。

因此，确实如张建国所言，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经刻不容缓。其实，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呼声近年来一直不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是写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五一”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提出 ，不断增加劳动报酬，实现体面劳动，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问题是如何做到“切实”，这决非容易的事情。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连续下降，而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一旦形成强大的惯性力量就难以撼动。况且，国家不可能硬生生下命令让企业给职工涨工资，一方面，企业要持续发展，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劳动者应当在享受企业利润分配和国家经济发展成果时多分得一些，这里有个平衡问题。

与劳动报酬、资本报酬不同走势相对应的是，资本所有者的社会话语权越来越大，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强，我们看到，企业家是各个地方政府争相欢迎甚至取悦的人，众多企业家进入人大、政协等政治机关，他们自然倾向于为资本的利益说话。相对而言，普通劳动者的社会话语权却越来越小，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弱。可以说，现在几乎是资本为王的时代，这正是造就资本报酬走强、劳动报酬走弱的力量。

多年来，舆论一直强调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其背后一个潜台词是，如果劳动报酬提高了，就招不了商，引不来资，经济就会下滑。这无疑是向着资本利益说话，使低劳动报酬合理化，成为压倒性的意见，而关于社会公平、劳动者的体面和尊严的舆论则比较微弱，不足以有力地影响相关公共政策。

由此可见，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关键在于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影响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协调企业与劳动者利益分配的机制，主要是劳动者与企业直接展开工资集体协商。通过双方协商，更有可能达到公平状态。这需要真正能代表职工利益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以便工资谈判中，能与资方力量大体均衡，而非强弱悬殊。目前，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处于弱势地位的职工要么默默忍受不公待遇，要么选择走人，从而形成用工荒，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通过工会组织，扩大普通劳动者的话语权，还有助于增强他们在公共政策制订中的博弈能力，使公共政策更加公平合理。

CSRA

李妍：该如何弥补劳动报酬比重过低的断痕

2010年05月13日 07:34重庆时报

本报评论员 李妍

面对多年未变的工资与不断飞涨的GDP、CPI之间的差距，民间曾有一句戏言：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一点，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曾有过精彩论述《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这恐怕也是大多国人共同的困惑：为什么国人工作时间排名靠前，收入水平却未见高企？为什么普通工薪族起早贪黑上班，农民辛苦耕作或离家打工，生活却依然捉襟见肘？到底是什么消解了国人辛苦劳作创造的财富？

近日针对居民劳动报酬与GDP的一组数据，或能对上述疑问有所解答。中华全国总工会官员张建国日前表示，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5月12日《新京报》）

与之对应的一组数据则是，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一边是GDP的强劲飙升、资本报酬比重的持续上扬，一边却是居民劳动报酬比重的不断下降，在一个不断做大的经济蛋糕里，一方拿得多，另一方就必然拿得少，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数学题。也因此，当面对这样的财富分配游戏，占据天平较轻一端的普通公众便很容易生出一种相对剥夺感。

话题便很自然又回到开篇提出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为什么普通民众作为财富的重要创造者，在财富分配上却只能成为“最受伤的人”？不得不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主要依靠的还是丰富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这种靠低工资维系起来的企业成本优势，近乎成为中国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而这一财富增长模式也自然导致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中，员工收入与企业利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由此从根子上形成了大多普通民众“干得多挣得少”的现状。

可是，社会经济享受了人口红利，自然也必须负担人口债务。特别当人力资源已经逐渐从充分供给走向一定程度短缺的时候，这种刘易斯拐点带来的也必然是人口红利的减损，随之改变的则是普通民众在劳动报酬上用脚投票的话语权的提升。这一点上，此前弥漫沿海的民工荒便是例证。

这实际也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一味透支人口红利，而更应该为人口债务去兜底。这种对债务的兜底，除了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中，企业能够改变目前依靠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程度让渡企业利润给普通员工外，国家更应该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中，真正体现税收杠杆的作用。而不是让企业主之类的高收入者经常处于税收盲点，徒让那些本已十分脆弱的中产阶层，沦为税收大棒四处“击打”的对象。在此基础上，财政税收也理应发挥社会保障的功用，在教育、医疗、住房上为普通民众的生活兜底，力践“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这种从财富分配上的利益让渡和保障兜底，也才能一定程度弥补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过低造成的断裂。

在今年“两会”上，有关提高居民劳动报酬的收入分配改革就一度成为焦点话题，其中提到的“调高、扩中、保低”的宗旨，无疑正体现着提高普通居民劳动报酬、为民众基本生活兜底的诉求。一个正常的社会，理应有厚实的中产阶层、较少的底层人群，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这也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

这样的社会结构实际也决定着，在我们的收入分配格局中，不止是企业、国家需要让渡利益给普通民众，在行业与行业之间，垄断企业与普通民企之间，企业内部的普通员工与高管之间，也都需要进行重新的利益调整。但这种利益调整的过程，也必然是复杂博弈的过程，其中利益盘根错节，最重要的还是缺乏普通民众的声音。

也因此，提高普通民众劳动报酬比例，也必然呼吁提高普通民众在收入博弈中的话语权，这其中除了需要企业工会为之助力外，恐怕也只能如陈志武教授所说，让社会经济全面走向市场化，打破垄断制度藩篱，收入分配的公平实现，恐才能在各方话语充分博弈后见真章。

CSRA

马红漫：有体面报酬 才有体面劳动

2010年05月13日 07:42华商报

■ 马红漫

劳动者报酬偏低问题已经不容小觑。据报道，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05年已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与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在短视逐利行为影响下，一些企

业将劳动者薪酬与资本报酬之间的关系视为“零和游戏”。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低工资束缚了劳动者的学习能力、而低素质劳动力又掣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破解这一“双输”局面的关键，是全面推广集体薪酬协商机制，让劳动者能够在初次分配中享受到公平待遇，并带动企业走出低效率竞争的窠臼。

相比劳动者收入，经济增长的财富更多地向企业聚集，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受到拷问，由此引发的劳资纠纷不断。近期一项调查显示，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广大务工者劳动环境不佳、长时间加班现象普遍、工资待遇偏低的问题亟待改观。为此，各地方纷纷从指导工资着手，今年一季度已有7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以期对务工者待遇“纠偏”。遗憾的是，每年各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成了很多企业员工的现实工资标准。

其实，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也曾因薪酬问题频频引发劳资纠纷，最终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应运而生。其运作路径是，以工会为劳方利益代表，统一与资方就薪酬问题进行谈判。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为劳方争取利益。经历上百年的运行和完善，这一模式已成为各国解决劳资关系的重要机制，被誉为“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形之下，我国虽然于2000年11月颁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但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总结起来，我国集体协商制的推行面临“四不”情况的羁绊，即企业不愿谈、职工不敢谈、代表不会谈、工会组织不健全不能谈。追根溯源，工会组织发展滞后是工资集体协商失效的根源所在。由于我国工会组织在建立、干部任免以及经费划拨等方面均依赖于企业，因此难以在谈判中表现出应有的独立性。而且，能代表劳方谈判的高素质人才大量缺失，因而降低了工会的谈判实力。

可见，让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我国充分发挥绩效，关键还在于扭转工会职权弱化的现状。从国内较为成功的温岭市行业工资协商制度经验看，该地区政府部门就是通过大力组建高效行业协会取得了一定成功。根据相关规定，对于职工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的行业，温岭市政府均要求建立行业协会和工会，从而有效维护了广大务工者的经济利益。推而广之，在解决国内广大务工者待遇偏低问题中，有关部门也应在培育劳动力市场、搭建劳资谈判平台、促进相关法律机制完善等方面主动介入，切实提升劳方的薪酬谈判技能和维权意识。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应该不断增加一线劳动者的报酬，让群众体面劳动。中央的态度很明确，民间的呼声也很响亮，但解决问题的实质步子还需加快。近来多个省份陆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统计部门也表示要调整统计范畴更全面反映居民收入状况……这些只是第一步，在不断增长的物价与居高不下的房价面前，在老百姓现实生活压力面前，需要中央政府拿出更大决心，做出更细统筹，从根本上通过制度改革，增加劳动者的话语权。有体面报酬，才有体面劳动，这也是让社会更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相关报道见A2版）

zhuhu07

很深奥的论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