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 见证中国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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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句出自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话，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即指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80后、90后青年农民，是第一次出现在高层政治文件的新鲜词语。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这部分青年农民必然要大量进入城市，转变为城市居民。国家政策好，这个趋势会更快、更健康;不管将来遇到什么问题，都不可能改变这个趋势。

　　城镇化：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文明史几千年，人均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这几百年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规律有两条，—是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二是工商业迅速成长，使农业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这两个趋势之所以发生，与劳动者追求高收入、向往更好的生活有关。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保持比较高的平均报酬，才能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在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年轻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年轻人敢于冒风险，较之年长者，他们预期改变自己以适应城市生活的可能性更大。年轻人因此敢于摆脱传统生活方式，去领略城市相对自由的生活。

　　总体看，几百年的人类城市发展，增加了经济效率，提升了生活品质，还为民主政治创造了更坚固的基础。人口集中起来以后，社会分工得以深化，市场容量得以扩大，一批仅仅和城市经济相关联的产业得以发展，使城市社会经济生活远比乡村丰富多彩。

　　城市经济还为农业生产提供现代装备，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有了现代生产手段和相对多的土地，成为现代专业农民，也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人类食物获得的成本大大降低，食品变得相对廉价，人类不再为吃饱肚子发愁。

　　城市生活改变了人际关系，人们依靠专业技能相互依存，不再依靠宗法关系相互约束，一整套旧的人身依附观念被抛弃，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城市经济依靠现代金融体系运行，货币对人的衡量放大了人和人技能上的差异，智力的创造力更显得无限广大，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活力。

　　所有这一切对年轻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即使是现代发达国家，农村的年轻人仍然向往城市。年轻人奔向城市，就是拥抱自由，实践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大量人口，特别是大量年轻人流入城市，会不会影响农业发展?短期看好像是这样，但从_中长期看，农村人口减少以后，农业更容易实现规模经营，农业效率会提高，农民收入会增加，这就有可能使一部分有文化的劳动者留在农村务农，已经出走的劳动者也可能返回农村务农。我国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这种情况。

　　正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理解，我们应对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居城市、放弃农业和农村生活持欢迎态度。这—批人，是中国社会经济大转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政府应帮助和鼓励他们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他们的梦想实现之时，也是中国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

　　新生代农民进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因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工，据此判断，我国的农民工的主体也是新生代农民工。

　　从我国国情看，大量农民陆续进八城市，有诸多积极意义。

　　国家每年花巨资建设新农村，农村的基础设施总要好转，农民还需要进城吗?的确，国家近些年的确为农村建设花了不少钱。单农村交通一项，交通部就有一个“五年千亿工程”，还有其他配套设施的投入。从更大的方面说，国家几十个部委级单位有100多个“工程”、“计划”，用来支持农村发展，近几年每年都在几千亿元之上，说起来力度的确很大。农村面貌的确有了变化。但是，即使如此，农，民还是往城里跑;甚至农村道路修得越好，农民跑得越快。为什么这样?原因也很简单。我国农村五六十万个村庄，要把每一个村庄改造得像城市一样，至少要投入30万亿元左右，这个钱国家投不起，农民更投不起，而且即使投得下去，也极不经济。近5年之内，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仍然大大超过农村，其中公共投入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农村经济发展还是跑不过城市。所以，让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民待在农村享受现代化的成果，是一句空话。只有靠农村大量人口转移，剩下少许村庄和少数专业农户，农民富裕水平达到城市平均水平之上，才能谈得上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现代化成果。

　　目前，我国已经有一亿五千多万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到城市经济领域，在当地实现转移的约一亿八千多万劳动力，即使如此，我国农村的隐性失业率仍然接近50%，考虑到中国农业技术提升的潜力，这个数字还要更大一些。隐性失业意味着农民的劳动时间短。粗略估计，中国种粮农民总的工作日和城市职工的加班时间一样。调查可以发现，农民内部收入的高低与农民的劳动时间成正比。在华北平原，如果一户农民种植10亩大田作物，一年两季，每年的劳动时间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到两个月。他们的收入总量不多，但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和城市体力劳动的报酬差不多，甚至还要略高一些。劳动时间长的主要是养殖农户以及从事蔬菜、水果生产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农户，他们的收入自然会高出种粮农民许多。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和养殖户的收入高，也是因为他们每年的有效工作日比一般农户要长许多。按这个分析，要让农民致富，就必须让农民增加劳动时间，接近充分就业，而城市化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

　　不要担心中国城市的容纳能力

　　关于城市化问题，有人除了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必要性认识模糊以外，还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怀疑，以为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应不足，都不允许城市化速度太快。我以为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

　　我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比较快，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量，只是这种城市化不是很扎实，还有一部分农民工没有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这个速度的确不算低，超过了美国城市化最快时期的速度。按我的测算，如果继续保持既有的趋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2年达到70%，城市人口在大部分年份每年增加1600万左右，农村人口每年减少约1200万左右，峰值是1357万。如果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则城市人口每年增加约2000万，农村人口每年减少1500万直至1600万。这个速度我们的城市能承受吗?

　　按前面的假设，到2052年，我国城市就业增长率从2，7%会下降到1，6%，平均年递增率为1，7%。这个时期我国的GDP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每年按9%算，那么，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弹性平均为0，190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只增长0，19个百分点。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1919年—1957年就业增长率平均为1，89%，扣除物价因素后，GDP实际增长率3，94%，弹性值为0，48。这就是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中国的2，53倍!我们很

　　难用中国比美国科技进步更快来解释这个巨大的差异。我倾向于按中国人的劳动时间过长来解释这个差异。由我领衔的课题组的农户调查(10个省的约1000个农户)表明，80%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周在50小时以上，超出标准工作时间20%以上。粗略计算，如果城市职工普遍这样超时工作，意味着全国减少6000万以上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按照美国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的速度还可以更高，城市化率每年可提升到2，5%以上!这难道还能说我们的城市缺乏就业机会吗?

　　说中国城市缺乏土地，因此不能快速城市化，更缺乏依据。我们知道，1平方公里1万人的人口密度，是花园式城市的标准。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在2000人/平方公里左右，常说没有土地的东部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西部还低。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也只是1平方公里1万人。我的测算表明，我国城市人口的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6。这些事实表明，我国城市利用现有土地还可容纳1倍以上的人口!此外，我国现在农村村落面积是耕地面积的13，3%，而日本的同一数据在1954年是6，8%。我国村落占地17万平方公里(包括村庄内企业占地)通过有计划的村庄整理，至少可节约1亿亩土地，城市扩张怎么也用不了这些土地。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体制和规划方面的问题导致土地的巨大浪费。以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做比较，我国GDP每增加1%，所占用的耕地是日本同一数据的10倍左右。我国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实在太差。

　　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市民都买不起房子，难道农民进城能解决居住问题吗?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按前面的测算，我国今后城市新增人口需要500万套住房，按每套房子50万元价格计算，需要资金2，5万亿元，而2009年我国住房市场的总规模是6万亿元!其中包括了住宅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事实上，在中小城市，一套住房的价格在20万元左右。我在山东省的调查发现，若不考虑地价，农民按照政府的规划在小城镇建造一套独栋房子的费用仅仅15万元，其中还包括了住宅区的基础设施配套费用。因目前城市的过高房价，别说农民不能进城，连城里人也要跑到农村去。我相信，政府有所作为，房价一定会降下来。

　　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城市化率每年递增1个百分点的速度，不算冒进。

　　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给了我们一个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明确信息。推进城镇化，不仅要积极，还要稳妥，二者必须兼顾。由文件提出的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将采取措施克服城镇化的难点问题，确保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国家将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财政制度改革，为城镇化推进创造良好条件。特别是国家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可以预见，这些工作的逐步展开将为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开辟一个全新局面。

　　今后几年里，除了中央已经决定要出台的政策以外，要让新生代农民工转变为城市的新市民，我认为还必须有几项关键措施。

　　第一，一定要把城市房价降下束。

　　第二，要下大力气解决劳资关系问题。

　　第三，进一步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作者：党国英

来源：《党政干部参考》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