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与弥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关怀体系

xiaowang · 发表于 2010-11-8 07: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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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挣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缺失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典型的二元双重结构下制度障碍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的制约、企业人文关怀的缺失及社会大众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忽视。因此必须从思想层面、制度层面、改进服务形式方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诸方面出发，弥补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缺失和不足，进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关怀体系的探索。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关怀体系

　　人的精神生活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特定方式，它反映了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精神成果的占有和内化状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应更加注意人们的精神生活、享受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体现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所在。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2010年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注。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权益越来越得到重视的同时，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及精神抚慰和人文关怀缺失问题也日益凸显。2010年轰动一时的富士康“N连跳”员工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高度关注。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关怀体系。

　　一、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缺失的原因分析

　　1.二元双重结构下的制度障碍的影响

　　制度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规范人们经济活动的基本框架。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则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反，则制约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典型的二元双重结构下的制度障碍，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手铐”、“铁镣”，使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的“死湖”。

　　从户籍制度障碍方面看。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户籍制度的限制城乡人口迁徙的功能日益削弱，然而农民工到城市后仍然受到“名存实亡”的户籍制度等的制约。长期以来，我国户籍管理依据的一直是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将公民户口严格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其核心恰恰是对公民迁徙自由权的限制。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缺失的现状表现在，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他们虽然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长期以来却无情地被社会保障制度拒之于门外。

　　从社会组织障碍看。目前，我国城市社会组织结构是封闭的，农民工被各种组织排斥在外，成为一个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由于农民工不是城市居民身份，他们就没有资格在城市组建组织;而城市居民之所以能参加组织，是因为他们大多以单位作为基础。我国整个组织体系是通过单位实现的，没有单位的人基本上不能组建民间组织，国家规定民间组织是要挂靠在正式单位那里，否则是得不到批准的。目前代表农民工利益的组织角色缺位，在农业人口流入的城市缺乏培育代表农民工利益的群众组织，面向农民工的各类组织(包括民间组织)发展迟缓，因此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遇到诸多障碍，表现为就业机会、职业培训、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享受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不平等，致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而其业余生活也基本上处于真空地带，没有纳入各种组织的规划之中，其精神生活相当贫乏。

　　2.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障碍的制约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曾指出：“我们若肯仔细分析自己烦恼的原因，时常会发现我们心中有着两个自我在纠缠：一个是理想的自我，一个是现实的自我”[1]。“当一个人内心充满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时，他会感觉到懊丧，甚至严重些，对自己失去信心，终于把理想一步一步排挤出去”[2]。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务农经历，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感在减弱，甚至持批评态度，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同时他们具有更多地融入城市的冲动，正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部分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但他们的根仍在农村，因此矛盾心理异常突出。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体制和自身素质的约束，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挑战并存，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在心理上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极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强烈、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蔓延、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从社会地位上讲，他们属于农民工而非城市市民，仍然被隔离于城市制度之外，生活在不平等和受歧视的环境里;从生活方式和环境来看，他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里，拥有“城市梦”却苦于没机会实现，扩张的欲望和干瘪的钱袋形成了严重矛盾。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父辈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仍然局限于普通中等教育，接受劳动技能的教育较少，劳动素养偏低，不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问题十分突出，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随着城市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新型产业需要具有相对高知识的产业工人，新生代农民工若不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培训，将很难从事专业性强的工作，也无法适应新的劳动岗位提出的要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民工的转移就业领域将越来越窄，转移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农民工的技术素质和人文素质亟待提高。

　　3.企业人文关怀的缺失

　　2010年5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九名社会学者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九位学者在联名信中希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社区公民。他们在倡议书中提到：“我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3]。过去30年，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在富士康厂区，“魔鬼藏在细节里”的标语随处可见。时间管理精确到秒、产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人工成本压缩到极限，在这个管理理念下，员工变成一架庞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个“零件”，时刻保证与庞大的机器高效运转。从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看，我们的企业在人文关怀和企业文化方面存在诸多误区。

　　4.社会大众对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忽视

　　目前，政府、非政府民间组织、企业雇主以及各种社会主流媒体，对于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的关注都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以媒体为例，晚报、早报等都市生活类报纸近二十年来发展迅猛，却从未听说哪个城市创办过一份专门面向城市农民工的报纸，有关农民工的栏目也比较少见。“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千家，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这类栏目的开办率也只有4%”[4]。显而易见，当代的各种都市媒体传播的信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绝大部分是针对城市主流人群的需要进行制作的，而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急需的、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知识信息以及法律政策方面的信息少而又少。根据统计，深圳外来劳动者约占深圳总人口的6成，外来人口中8成是农民工。他们普遍收入低、工作时间长、心理压力大。来自医务人员的调研表明，农民工存在心理问题的现象比较普遍，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不太乐观，主要表现在焦虑感明显、容易恐惧、身体容易疲倦、精神不振等，而在人际关系、抑郁、偏执等方面也容易出现问题。长期以来，深圳外来务工群体对心理健康知识需求较大，然而却一直未得到满足。“根据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调研结果，其中认为自己需要心理咨询的比例为41.9%，然而以前接受过心理咨询的仅占2.4%，这表明他们有很大的需求，但是心理健康问题并未得到解决”[5]。

　　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关怀体系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急剧凸显，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

　　1.倡导人文关怀，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奠定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人=思维着的精神”[6]。人的精神性存在是人的一种根本性存在，关注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就是从根本上关注人，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人首先要物质生活，但是这不是现代社会人的要求，农民工远离家乡外出打工，主要是为了挣钱，但同时他们还要享受现代都市的精神文明。可是我们一般只关注农民工的工钱和物质待遇，而忽视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忽视了他们在紧张和劳累的工作后的心灵孤独，精神空虚，甚至忽视了他们作为一个完整存在的人，以为社会这么重视他们的工钱，就是关心他们权益的全部，而忘记他们的另一半———精神生活，而这正是支撑他们顽强地劳累下去的精神支柱。人应该有精神生活，并且应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人是社会的人，人与人之间真诚沟通，进行情感交流，遵循道德准则，是人性的内在需求。如果人与人的关系总是以物与物的关系来体现，人的精神利益、精神需求长期被物质利益掩盖或替代，毫无疑问这样的人的生活是极端痛苦的，是根本无幸福可言的。一个社会的文明不仅是物质和经济财富的积累，同时也是精神财富的积累，没有物质财富，人们可以生产出来，但若没有精神财富的积累，人类的生产能力就将大打折扣。因此，必须大力倡导人文关怀，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关注农民工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2.消除制度阻隔，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提供制度保障

　　邓小平认为，“制度是决定因素”[7]。应逐步使农民工享受到与在城市就业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从制度上、立法上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保障。

　　一是改革户籍制度，还农民工国民待遇。差别户籍制度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公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大阻碍，打破城乡分割，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也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第一要务，要纠正原有一切错误的认识，以公平为原则，充分相信农民的理性，相信市场的力量，断然取消差别户籍制度，建立平等的身份制度。

　　二是改革就业制度，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将农村就业纳入国家统一的就业政策范畴，取消各种就业准入制度，拆除对本地劳动力就业采取保护的“壁垒”，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力凭学历、技能竞争就业，农民和市民享有平等就业的机会，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

　　三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分类分层保障农民工权益。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待遇，这要取决于社会各方面的认知、经济发展的程度、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体制转换的进程等等，是一个受多因素影响的过程。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量力而行，积极稳妥地采取相应的推进策略。

　　四是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使农民工安心地转变为市民，在城市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休闲文化娱乐设施的机会。

　　3.改进服务形式，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创造基本条件

　　开展救助和维权服务，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工会、团委等组织，应建立农民工维权服务救助机构，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在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时，提供免费的法律诉讼服务。使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能及时得到解决，权益能得到维护。笔者建议，应采取相应措施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如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农民工文化团体，由社区群艺馆组织成立“打工青年艺术团”，从打工者中招聘艺术人才，自编、自演，不仅丰富打工者业余生活，还培养人才;由文体局和科技局联合开设“打工者图书馆”，由社区负责在各大工地建立“农民工夜校”，农民工在夜校里接受法律普及、技术培训、文化补习、定期进行电脑知识讲座等;各级文化馆成立“民工影院”，培训民工电影放映小分队，不定期地为工地上的农民工放映电影，在民工生活区设置电视等等。这些不仅让农民工得了实惠，也提高了企业劳动及工程的质量。另外，企业文化中除了刚性的要求外，还必须体现积极向上、乐观生活的特点。而且需要管理者做出表率，引导这种企业文化从理念到实践。军事化管理不一定是错误，最大的问题是使员工丧失希望。在积极乐观、充满希望的企业文化氛围里，一个人很难选择绝望的自杀行为。企业绩效导向上也需要综合考虑员工的发展，引导员工积极工作和乐观生活。

　　4.提升主体素质，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增添素质动力

　　目前企业85%以上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着显著不同于父辈的精神诉求，特别是刚进城务工的青年人，由农村到城市会产生一个“心理隔断期”，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对于2010年富士康“N连跳”的员工自杀现象的分析，脆弱的“心理隔断期”乃是“N连跳”的一个诱因。《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对富士康的暗访后写道：“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号，发工资的日子。这一天，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8]。

　　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特点，他们的问题比老一代农民工更突出。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是求生存，经济利益是主要问题，那么，新一代农民工还要求发展，有很多社会和精神问题。提升农民工的主体素质，因为农民工是否真正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不仅仅只是他们的职业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转移，更需要他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文化发生转换，农民工只有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才能真正融入工人阶级队伍，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彻底转变。“所谓教育农民，主要是解决农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用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增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克服落后的、保守的小农意识”[9]。因此，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农民工逐步形成适应城市生活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水准。

　　城市政府及相关组织要通过多种形式，对进城农民工进行现代观念、文明准则、法制观念和城市意识教育，逐步引导新市民破除封闭保守、急功近利、小富即安、随心所欲、自由散漫的小农思想和意识，逐步形成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树立和不断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规则意识、卫生意识、生态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合作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学会和善于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等关系。同时，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倡导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和集体主义精神，把中华传统美德、世界先进道德不断注入广大新市民的头脑中去，使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水准不断跟上现代城市发展的步伐。

　　要加大力量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增强他们的就业技能和生活技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而不是对生活随波逐流，对疾苦麻木不仁。农民工自身也要充分利用社会各界提供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自尊、自爱、自强，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提高自主解决自身精神生活困境的能力。

　　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物质生活丰富，而且要使人民精神生活充实”[10]。“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全民族的精神世界”，“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11]。农民工作为当今社会最应关注的社会群体之一。80后、90后已经占到我国农民工总数的60%，而且每年还在增加，他们是一支庞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队伍，是中国城乡建设的主力军，也是城乡文明传播的桥梁，这是关系到整个中国兴衰成败的队伍。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关怀体系，不但是用工单位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参考文献：

　　[1][2]费孝通.世代间的隔膜，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56、357.

　　[3]金丹.“让农二代”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N].中国青年报，2010-05-21.

　　[4]孙覆海.用爱心为农民工构筑美好未来———兼论新闻媒体的作用和责任[J].新闻三味，2007(9)：28.

　　[5]高靖，龙锟，王纳.富士康管理也“钓鱼”?[N].广州日报，2010-05-13.

　　[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6.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8.

　　[8]刘志毅.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N].南方周末，2010-05-12.[9]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37.

　　[10]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91.[11]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3.

作者：何晓红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