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益”与“学雷锋做好事”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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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基础秩序建设，首先是实现司法公正，惩恶罚罪，让弱肉强食、恃权恃财横行霸道的“丛林法则”行不通，让“男盗女娼”、坑蒙拐骗者有所畏惧，让“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信条而不是社会道德底线“溃败”;其次是有真正的而不是敷衍的“行政问责制”、政务公开制度以及诸如王振耀同志说的慈善捐赠免税制度等，赏罚分明才能引导社会向善。食品药品监督官尸位素餐，制假售毒者有恃无恐，人心惴惴不安，还侈谈什么“全民公益”?

　　“全民公益”从哪里开始?

　　“2010全民公益启动大会暨全民公益(广东)论坛”本月5日召开，我很认真地看了相关报道。我是很赞成“全民公益”这个口号的。但是，我在想，何谓“公益”?实现全民公益的社会条件有哪些，从哪里抓起?

　　也是5日这天，我与妻子逛修整过的沙面，来到了基督教沙面堂，我拿了一份“圣餐早堂主日崇拜”仪式节目单，看到其中“奉献”(捐款)一节写的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众唱《献礼文》)”前两句相当于佛教的讲“福报”、“功德”，自然是希望信徒多捐;后面的话才打动我，强调自愿，强调发自内心，你“捐得乐意”才是神所喜爱的。这与“比逼”、“逼捐”和动辄要人“裸捐”合情合理得多，是劝人行真的善，因而是美好的、可持久的。

　　阳光文化基金会的主席杨澜有个很好的比喻，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要像一个热带雨林来发展，一是公益慈善事业应该非常茂盛，二是慈善公益事业的层次要丰富。“有着雄厚政府资源的大型慈善基金会独木难成林，不可能承担过多创新的风险，在回应社会问题的速度方面也不如草根社区的公益机构来得快，所以我们的慈善体系应该是既有灌木、乔木，又有藤蔓、花草，不同的慈善机构找到各自位置，而非简单重复”。各种官办机构和民间组织，多金和少金之人都来参与，各尽所能地作奉献，这才叫“全民”，才是合理的健康的社会生态群落。

　　但是从公益论坛的报道看，这些“领军”人物基本上还是把公益慈善的概念等同于、局限于捐赠了。杨澜说的主要是：“捐多少不重要，重要是捐的结果”;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长、民政部原司长王振耀，讲的主要是各级领导要带头(要求)落实捐款免税;而一直做慈善的徐永光同志，虽然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愿和快乐，是检验慈善真伪的标准”，但他说的“官办”公益的第一要务是“去行政化”仍然主要是反对募捐搞摊派，搞“运动式”，以政府包办的“被慈善”挫伤公众参与慈善(捐赠)的热情。

　　“慈善”的概念是大于、是包含“捐赠”的，比如，我们帮助孤寡老人和空巢老人，照料残疾人和失怙孩子的生活，这时没有捐款却是在做慈善，“捐”的是时间、精力和爱心。而“公益”的概念又是大于、是包含“慈善”的，比如，亚运会期间无条件参与的志愿者;那些为废止垄断行业的霸王条款而打“一元钱官司”的公民，敦促各级政府机关依法公开财政预决算信息的律师吴君亮，他们都是为了公众利益和社会进步而行动，但不能说在搞慈善。

　　“全民公益”就是说，全民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是可以做的“公益”，全社会有一种“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氛围。这种社会氛围应该让人觉得很友善，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愉悦感，至少不是冷漠和敌意的。以我的感受，这一点在中国的香港、台湾，在日本，基本上实现了——服务人员及与你照面的陌生人，都是笑脸相迎;在巴黎，只会认几个英语单词的我和旅伴，多次有热心人主动上前来给显得迷惑的我们指路和带路。

　　我很赞同黄华华省长说的“全民公益兼善天下”是全民公益时代的主旋律。但“兼善天下”与“兼济天下”一样，前提是起码要“独善其身”吧，即古人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说到“扫”，我看上海大街小巷的人行走道一般都是干净的，虽然比日本的一尘不染还有较大差距;几次住香港大学，都看到每天傍晚有用水龙头冲洗“自家”院门前人行道的;而在广州，比如我住的这东兴南街，临街各家各店的人行道虽然铺了瓷砖，没有成堆的垃圾就算好的，一律脏兮兮的;其实每户保洁、每晚冲洗一下只是举手之劳，市容整洁和自己养眼，公私两利都不能推行，还谈什么“全民公益”?

　　说“公益”包括捐款济困，包括帮助老弱病残孕，包括做义工，这不就是“学雷锋，做好事”吗?的确，雷锋虽然是搞阶级斗争和领袖崇拜的上世纪60年代树的典型，总结的雷锋精神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暧;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但他广为人知的事迹里并没有“冬天”的故事，只有“春天”的温情。所以，不搞阶级斗争、不要天天读“毛选”的今天，雷锋并未过时。

　　然而，综观雷锋“做好事”，那是一个道德自我完善的典范，并不涉及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现在，我们讲“公民公益”当然要切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我认为，要推行、要实现“全民公益”，要分三个层面来抓，一是基础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二是公序良俗的建设和养成，三是公民的“行善积德”、助人为乐。

　　所谓基础秩序建设，首先是实现司法公正，惩恶罚罪，让弱肉强食、恃权恃财横行霸道的“丛林法则”行不通，让“男盗女娼”、坑蒙拐骗者有所畏惧，让“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信条而不是社会道德底线“溃败”;其次是有真正的而不是敷衍的“行政问责制”、政务公开制度以及诸如王振耀同志说的慈善捐赠免税制度等，赏罚分明才能引导社会向善。食品药品监督官尸位素餐，制假售毒者有恃无恐，人心惴惴不安，还侈谈什么“全民公益”?

　　所谓公序良俗的建设，我理解为首先是职业道德、专业精神和良风美俗的规范、培养。比如，我很不满很多单位包括行政机关、文博场馆、银行甚至餐馆，下班前10多分钟就不办事甚至开始撵人了;如果你有必要这么做，那你干脆就把关门打烊的预告时间提前呀，给人家一个明确的预期信息嘛!又如，我们有些机场和海关的警员一副冷脸，甚至动辄教训人，与境外如香港的同职人员态度相差那么明显，这种“风俗”该不该改?又如，颁行了公共场所禁烟令，一些餐馆怕失去部分食客而不敢劝阻吸烟者，移风易俗的法定责任呢?不过，更重要的是公民社会建设。在民间组织实现的公民自治，相当于一个“熟人社会”，其间非常有利于建立公序良俗，因为个人信誉攸关。

　　有这两者打基础，叫“全民公益”也好，叫“学雷锋，做好事”也罢，又各尽所能去作善事，才不会是作秀，才不会流于唱高调喊口号，而真正形成互利互助友善和谐的社会环境。

作者：鄢烈山

来源：作者博客

谭顺元

不管打啥子旗号，只要是一心“为人民服务”，那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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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窃以为,当全民公益尚在微光中时，为人民服务终究只是一句口号，一种理想。

不如先从做到这些开始：为民者，当谨守本份，为官者，不为害民众。如此，对于现阶段的社会来说，已算是善莫大焉。

造福民众，慈善公益，只有在一个真正相对和谐的社会里才会不那么显得假惺惺，才会不那么显得勉强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