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劳工尘肺病现状

若我安可

关注劳工尘肺病现状（上篇） 作者：张玥晗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2011-10-28

导言：2009年，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湖南耒阳风钻工人在深圳集体维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两年后，一群大学生重返耒阳看望患病工人，震惊地发现他们身后的一个个负债累累的家庭，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又将被迫辍学，远离家乡，南下打工。一群来自北大、清华的高校老师由此发动了一场捐助尘肺家庭的孩子继续读书的活动。 原题：父亲的眼泪，是时代的忧伤 刘洪云女儿的课本。 刘洪云对着女儿哭了起来。 生活对我这个家庭来说，带来的只是沉重的负担和不幸， 刘洪云女儿的课本。 刘洪云对着女儿哭了起来。 生活对我这个家庭来说，带来的只是沉重的负担和不幸， 刘洪云女儿的课本。 刘洪云对着女儿哭了起来。 生活对我这个家庭来说，带来的只是沉重的负担和不幸， 刘洪云女儿的课本。 刘洪云对着女儿哭了起来。 ———————————————————————————————— 生活对我这个家庭来说，带来的只是沉重的负担和不幸， 哭泣没有作用， 悲伤没有作用， 这世界没有救世主， 人世的苦难， 由人类一个个身躯来承受、来承担。 我的身体被吞噬掉， 惨淡日月， 我感觉劳累了。 —— 一位病重工人写的诗 —————————————————————————————————————————— 2009年，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湖南耒阳风钻工人在深圳集体维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两年后，一群大学生重返耒阳看望患病工人，震惊地发现他们身后的一个个负债累累的家庭，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又将被迫辍学，远离家乡，南下打工。一群来自北大、清华的高校老师由此发动了一场捐助尘肺家庭的孩子继续读书的活动。 9月8日，下午4点半，刘洪云坐在自家房子一楼的柜子上，不顾眼前十几号人，开始抹眼泪。 刘洪云的家离湖南耒阳导子乡小学有几十米远，当天下午放学后，一些尘肺病人家庭的小孩，被家人叫来，在刘洪云家参加“尘肺无情，社会有爱——北大清华师生公益助学”举行的一个简单仪式：发钱，小学每年1000元，初中每年2000元，资助尘肺工人的孩子读书，17个孩子构成了首批捐助对象，他们的爸爸均为尘肺三期（尘肺病晚期）或去世。 当天从北京赶来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老师，在现场简单解释了这项助学计划的起源——2009年，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耒阳风钻工人，在深圳集体维权，获得深圳市政府以“人文关怀”的名义的资金补偿，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与保障”调查小组参与了调研。两年后，当年参与调研的大学生们，重返耒阳看望患病工人，现实却令他们震惊，已有十多个工人，在两年间先后去世，剩下的也大都开始发病，当初的“人文关怀”补偿多已经花费殆尽，而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工人，却至今都还没有拿到赔偿。他们身后往往是一个个负债累累的家庭，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又将被迫辍学，远离家乡，南下打工。 学生们记下了这些家庭的状况以及孩子的读书情况，他们的老师成为首批的捐助者，按沈原的话来说，这不是一个策划已久的救助计划，他们本来是做学术的，突然看到了这样的状况，他们不能假装当做没看到，“要做点什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老师、郭于华老师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老师共同发起这项活动，9月8日中午，最早去深圳打工的徐志辉，在耒阳等着沈原、卢晖临，带他们来到导子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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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安可

不要再重复我们的命运

和卢晖临老师聊天时，37岁的刘洪云一直咧着嘴笑。身高175厘米左右的他不到90斤，看起来极为消瘦，胳膊、腿呈现出不合比例的细，站一会，他的身体就在发抖，虽然人还是笑着。

刘洪云的尘肺病已经是三期+.有两个小孩，女儿10岁，儿子6岁。这两年发病后，他的妻子就在家里照顾他，然后生活处处都需要钱，烧煤、买米、药费、孩子的学杂费，发病后住一次医院，就要一万多，以前打风钻攒的钱、获得的“人文关怀”的补偿都几乎已经花费殆尽。

屋子里其他人看起来都差不多。男人们很瘦，不时发出尽量抑制的咳嗽声。女人们很沉默，紧紧抿着嘴，手里拽着孩子，将他们拉在自己的身前，眼睛红红的。每天面对着绝境，但有人关心时，她们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委屈。

面对眼前这些压抑的人，讲着来龙去脉的沈原，突然哽咽了，“无论家里怎么困难，孩子也不能失学，不能让孩子没有未来”。

这时，坐在他背后的刘洪云哭了起来。

他一直哭，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又想到儿女将来的命运。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10岁时，刘洪云的妈妈离开了他。爸爸要外出打工，他常常两三个月一个人在家，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我知道没有父母是什么感受。”初中毕业，15岁的刘洪云南下打工，31岁回来时，已经成为尘肺病人。前几年，身体干不了重活，他仍外出打工，做木工。这一年，他基本上什么都做不了，走路都随时会突然摔倒，状况很不好，一边的肺钙化部分非常大。

“我现在就是慢慢等死，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以后没有爸爸。被人欺负了，谁来帮他们，”刘洪云看着十岁的女儿，哭着说。女儿茫然无措地看着爸爸和满屋子的人，她知道大人世界发生着什么，知道家庭的困境，但也许不知道刘洪云的恐惧——他恐惧自己的孩子又将重复他的命运，他想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

若我安可

生活很难

和刘洪云类似的故事这里比比皆是。一个绝望的尘肺病人的背后，是一个绝望的家庭。尘肺病人到最后都骨瘦如柴，动辄气喘不已，满身虚汗，闻不了煤烟味，连饭都做不了，他们需要照顾，妻子一般也无法外出工作。家里没有劳动力，只有东借西借。一个本来因外出务工而渐有起色的家庭，又因职业病陷入贫困，继而进入新的恶性循环。

尘肺病人已经去世的家庭，孩子常常会被托付给亲友，妈妈出去打工赚钱，支付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很多家庭的孩子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也为了能让弟弟妹妹可以上学，十几岁便外出打工。

2009年10月，46岁的刘功清去世，留下了三个孩子。他在深圳打了七八年工，打了4年风钻。（风钻爆破，是深圳建筑行业必不可少的工序，作业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粉尘，工作辛苦，但工资相对较高。）2006年，他开始发病，不得不回家养病。那时大家还都不知道“职业病”这个名词，有些人去世了还以为得了癌症。刘功清去了长沙、衡阳、耒阳的医院检查，直到2009年才确诊了尘肺病三期。

刘功清的病情发展得很快，后来连话都说不出来，去世的时候只剩下一把骨头。“死前的那个晚上，他总是盯着看儿子。儿子在笑，他就跟着笑，儿子大吵大闹，他还是笑。”刘功清让妻子把儿子送人，担心她无法给儿子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我女儿死都不肯，说无论做什么，都会把弟弟带大”。

现在家里还有两亩地，刘功清的妻子种了稻谷、花生、茄子，用以糊口，大女儿21岁，在深圳一家酒店当服务员，一个月赚一千多元，省吃俭用，每月多则给家里寄回来1000元，少则寄回来七八百元，这就是家里全部的收入。

生活依然很难。刘功清的妻子算了一笔账：家里三个人的吃穿用度再节省，一个月也要花七八百元。家里一天烧煤要两块多钱，炒菜用的油也是要花钱的，电费一个月二十几块钱，小女儿上初三了，学杂费一个学期要1000多元。她没有余钱让儿子上学前班，看到儿子因为去学前班，被人嘲笑，她只能自己偷偷地哭。幸好，这次，小女儿列入了大学教授们的资助名单，不然，小女儿也很有可能面临辍学。

9月18日，在捐赠仪式上，刘功清的妻子一直沉默地坐在角落里，听老师们说话。沈原哽咽的时候，她也擦起了眼泪。

谁来承担这些家庭的悲伤？

谁来帮助这些家庭？职业病造成的危害，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

导子乡的双喜村是一个出名的尘肺村。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双喜村陆续有一百多人前往深圳，老乡拉老乡，成为风钻工，甚至一度垄断了这一行业。徐志辉是当时最早去深圳的几个人之一，现在多数人已经去世。那时，深圳还没有几座高楼，十多年来，他们几乎参与了大多数深圳高楼的建设（每座高楼之下，都有在恶劣环境中工作的风钻工人）。

20多年来，这批风钻工已有70多人被诊断为尘肺病，近三十人病故。最早病故的人是在1997年，但一直到2009年，他们才知道，这是由职业引起的疾病。2009年深圳耒阳籍尘肺工人集体维权事件，双喜村的风钻工成了主力军，2009年6月15日，由于对医院没有确诊为尘肺病的不满，徐志辉和村民们拉着医院的负责人去了深圳市政府，要求给一个说法。这事惊动了深圳市政府及劳动、卫生等各有关单位。

去导子乡的路上，徐志辉向北大的卢晖临老师详细描述着当时的场景：“反正我们豁出去了，都要死了，还怕什么。”最终深圳市政府同意以“人文关怀”的名义支付给耒阳籍尘肺病患者每人尘肺一期7万元、二期10万元、三期13万元不等的补偿。一部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工人，迄今没有拿到任何的赔偿，仲裁、复议、初审、再审，他们似乎陷入了法律的怪圈，在不断地往返耒阳和深圳的过程中逐渐耗尽自己的生命。对于今年8月进行的二审，一直到9月8日，徐新生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是双喜村依靠法律途径维权的村民，然而，他不知道是否能等到成功解决的一天。

对其他人来说，当初的赔偿，如今已所剩无几了。家里本来的经济支柱倒下了，尘肺病治疗又是一个长期、需要持续支付高昂医疗费用的过程，住一次院，有时一天的药费都过万。很多人干脆放弃了治疗。

把钱拿来，给妻子、孩子留着，自己则“活一天，算一天”。

面对残酷的现实，学者们很清楚以个人力量和民间救助只能缓解一部分人的困难，17个孩子，17个家庭，是近百万的尘肺工友中的极小一部分。他们期望，以自己的行动，引起更多的关注，让更多人一起参与进来，督促国家从政策层面，解决农民工职业病问题。

卢晖临认为，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尘肺救治基金，由国家对尘肺病人进行救治，建立赔偿制度，然后向担负赔偿责任的企业追责。唯有通过长期有效的赔偿，才能解决一个家庭的困顿。

在沈原眼里，对尘肺工友的救助，实质上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中国对农民工应有赔偿。“3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是以牺牲农民工生命为代价换取的。农民工就像是一个国家的‘肺’，国家依靠他们呼吸、成长、腾飞，如今这肺正在衰竭。”频繁“爆发”的群体性尘肺事件，实际揭示了我们时代的创伤。

今年，耒阳市政府为尘肺病人办理的低保，每月75元，一家只能办理一人。这项措施，几乎是政府对尘肺家庭给予的最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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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安可

关注劳工尘肺病现状（下篇） 作者：张玥晗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2011-10-29 作者：张玥晗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2011-10-29

导言：他的家里有三个孩子，大女儿4岁，一对双胞胎女儿只有两岁。他说：“妻子在家带娃，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七条命，都得靠我养活。做，我一个人受苦；不做，一家七口人受苦。没办法，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原题：仍在上演的悲剧 王翠兰坐在家里，想着她5个儿子。 他的家里有三个孩子，大女儿4岁，一对双胞胎女儿只有两岁。他说：“妻子在家带娃，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七条命，都得靠我养活。做，我一个人受苦；不做，一家七口人受苦。没办法，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从某种程度来说，双喜村也许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微小缩影，农民工外出务工，田地无人耕种，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在中国各地，甘肃古浪、四川乐山、江西修水、云南昭通，还有更多的村庄正在被职业病侵蚀。 《双喜村的眼泪》是一群大学生拍摄的纪录片，讲述了双喜村的故事，去年获得“南方多媒体短片节”纪录片单元金奖。这部在网络中流传的纪录片，也让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尘肺”对人的伤害。 王翠兰和徐志辉住得不远，打开家门，眼前就是大片绿色的田野和远处的青山。王翠兰有五个儿子，她和丈夫帮人拔草，种高粱，高粱籽自己吃，高粱杆扎扫把卖钱，供孩子们读书。 后来，5个儿子没念完初中，纷纷去了深圳做风钻工。12年间，五个儿子相继地得了尘肺病，其中四个已经去世了，包括最小的儿子，他还没有结婚。“我那四个儿子，一个个得尘肺病死了，就像小鸡一个个被老鹰抓走了。” 王翠兰一个人住在老宅子里，她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棺材，挂在一进门的屋顶上。她最惦记五儿子，儿子死前的前一天，突然把钱交给妈妈，对她说：“把钥匙、皮包也给你，皮包里还有2000块钱”。王翠兰看到这皮包就想哭。 9月18日，我们在双喜村见到王翠兰的时候，她捂着胸口，又喃喃地说着：“钱也赚了，人也死了。”她眼前的双喜村，和儿子们一起凋敝了，“以前这里是一个很热闹的村子，虽然贫穷，到现在，村子里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 从某种程度来说，双喜村也许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微小缩影，农民工外出务工，田地无人耕种，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赚了钱，也带回了伤病和伤害。除了双喜村，在中国各地，甘肃古浪、四川乐山、江西修水、云南昭通，还有更多的村庄正在被职业病侵蚀。耒阳农民工退出深圳风钻行业后，张家界桑植县的农民工来了，他们病了之后，在深圳建筑工地上，又来了一批粤北的农民工从事风钻。 《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条例》在工地是一纸空文 9月10-14日，“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与保障”调研组的大学生们，走访了深圳5个区的11个建筑工地，发现经过两年的呼吁和抗争，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仍然没有保障。 据一名从事风钻22年的工人介绍，只有在2009年，耒阳工人闹事后，工地上曾经搞过一段时间的湿式作业，因为老板觉得成本高、工期慢，只做了半个月就又改回以前的干式作业了。由于作业方式没有改善，风钻工地仍然是尘土飞扬，戴口罩也没用，灰尘会从鼻子里进去，据工友形容：“打风钻时，井里的灰尘能喷得很高，往井下根本看不到人。”在和利爆破公司的一个工地上，一位风钻工人说：“口罩都是我们自己买的！公司发的是几块钱一个的棉布口罩，不管用。” 据工人们介绍，在2009年集体维权之后，爆破公司只是被罚了几万块钱，停业了半个月，就又恢复原来的生产状况。“不仅工地的作业环境没有改善，《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条例》等在工地也成为一纸空文。在我们调查的11个工地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为0，所有的建筑工人都没有任何劳动合同。由于没有劳动合同，风钻工人仍然缺失与爆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有利证据，缺乏最基本的法律保障。” 4天里，在大学生们访问的工人中，没有人参加社会保险。而建筑业，尤其是风钻、孔桩、爆破工种，工伤、职业病、工亡高发，公司连工伤保险都没有给工人买，这也意味着建筑工地上持续制造着悲剧。 从2009年尘肺病工人集体维权的事出现之后，深圳政府就取消了“人文关怀”，将尘肺工友推向了法律维权之路。然而，法律维权道路极其漫长，两年过去了，有的尘肺病工人命悬一线，还在苦苦地等待着二审结果；还有工人迟迟拿不到赔偿，为了家里老小的生计，只能将生死置之度外，拖着病躯，继续外出打工。

若我安可

这些场景都让我们触目惊心

在大学生们调查的工地上，为了赶工期，很多工地都是24小时连续打孔桩的。其中一个工地，工人的劳动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严重超过《劳动法》规定的一天工作不超过11个小时的规定。工地上也没有休息日，一个月30天都是连续开工的。即便烈日高温下也没有停工，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工人也没有拿到高温补贴。

此外，他们还发现工人的工资依然没有按月发放，包工头们说还是要等到工程结束，或是过春节的时候才发放。

住宿条件依然很差，很多宿舍是男女混居。有一些工人把妻子带到工地上，这些女工要么和丈夫搭配着打孔桩、要么做杂工、要么在工地上做饭。在十人一间的工地宿舍里，他们仅仅能用一个床帘来维护自己的一点隐私。

“我们在工地上亲眼见到30-40米深的孔桩，井下黑洞洞的，深不见底，也见不到下面的工人。工人就坐在一个普通的铁桶里被送入地下，如果万一铁桶或者钢丝出现任何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井的旁边仅用几个沙袋围着，没有任何防护围栏或警示标志，工人上夜班时也可能跌入井下。这些场景都让我们触目惊心。”

“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风钻危险，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参与访问的范璐璐告诉记者，他们知道，但他们没有办法。其中被访的一些工友，甚至不愿回答问题，怕影响自己的工作。他们觉得，自己得了尘肺病，老板依然愿意给他们工作，已经是很好的待遇。因为，有时比自身健康更迫切的是家庭，孩子读书尤其迫切。

36岁的钟平协是尘肺病一期，去年，他的很多老乡都退出了风钻行业，他却仍然在工地上卖命。他的家里有三个孩子，大女儿4岁，一对双胞胎女儿只有两岁。他说：“妻子在家带娃，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七条命，都得靠我养活。做，我一个人受苦；不做，一家七口人受苦。没办法，我只有做到死为止。”

王贞岩也是尘肺病一期，干重体力活会气喘、胸闷。9月，他回到了深圳的风钻工地。他的大儿子考上了研究生，小儿子还在上小学。这两个儿子俨然是王贞岩所有的希望，大儿子是村里少有的重点大学医科研究生，小儿子今年是全乡考试的第一名，附近的村民都很羡慕。然而，王贞岩至今尚未拿到任何赔偿，再加上家里已经断绝了经济来源，学费成了这个家庭最沉重的负担。他知道风钻工作的危险，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也知道尘肺病的后果，但是为了让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有一个与自己不一样的未来，他又返回了风钻行业。

“一切都和两年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善。”在大学生的调研中，他们感到悲剧依然在上演，双喜村的眼泪继续在其他地区流淌。虽然，对于职业病的防护，中国早已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早在1987年，国家就已出台《尘肺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从雇主到卫生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工会组织都有责任对劳动场所的粉尘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和控制。

但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之下，法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贫苦的现实、急功近利的速度，共同加速着悲剧的诞生。近年来，中国平均每年报告新发尘肺病1万例左右，发病工龄明显缩短。很多工人都说，自己为了家庭，干上三两年就退出，可是，谁也不知道，疾病什么时候会来，并摧毁了全部的希望。

链接

尘肺病之困

（1）取证困难，无法证明劳动关系。由于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加之病发之时多已离开原工作岗位，而且尘肺工人很多都曾服务于不止一家爆破公司，因此由工人自行搜集相关证据非常困难，证明劳动关系相当困难，导致索取赔偿更是难上加难。

（2）政府不作为，没有积极履行维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责任。

（3）维权成本昂贵，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日益恶化的病情使得尘肺病人拖不起。

（4）司法维权路漫长。法律并没有成为尘肺病人维权的有力武器，反而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儿。漫长的劳动关系仲裁、不断的起诉、上诉、再起诉耗尽了工人们的心血和金钱。

（5）家庭陷入困境，许多正值壮年的工人上有年迈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年幼子女需要抚育，一旦他们维权失败或者离开人世，他们的家庭将陷入绝境。

小链接

尘肺病小知识

尘肺病是一种致命的职业病，多发生在工作环境多粉尘的职业中，由于在工作中长期吸入粉尘导致肺组织的纤维化，最终肺部会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病人会在日益沉重的呼吸和多种并发症的折磨中逐渐死去。

我国的尘肺病患者多集中于煤矿、金矿和建筑工地上。

谭顺元

无奈患病的肺，伤心男人的泪，工地用工的罪......

xiaowang

我们能做的，难过只能仅仅是捐助 ？

但除了这些，我们又能如何？

推动。

企业和政府，都有责任。

其实对此事而言，我认为，企业的责任并不大于政府。

虽然我们提的企业社会责任。

谭顺元

政府职能，理所当然好重在监管、预防、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