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东莞危局，“中国制造“榜样的迷雾与重生

红尘琴心

最近，整整一周，关于东莞的话题充斥着南都、天涯和奥一。
2008，距离我第一次到东莞已经10年， 在过去整整一年时间里，我也一直关注这个当年我从内地来到珠三角的第一个城市的命运，我一直想，或许可以写点什么东西来给这个城市。
11月14日的《南方都市报》有这样一段编者按：东莞注定将在中国的经济史上留下烙印。东莞为什么会这么备受瞩目？官方、媒体、民间互相掐数据的背后，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东莞能否熬过这个萧瑟的冬天？东莞如何在急剧变化的经济大环境中重塑竞争优势？
我想用这个来做开篇也是再合适不过。
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这个城市：在这座在中国乡村知名度最高的城市，20多年来一直为无数的农村青年提供着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密密麻麻的大巴、中巴、小巴川流不息，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28个镇，也来自国内许多省份……东莞每一个长途汽车站，都是这样一幅纷乱景象。
大学毕业后，我首先来到的是东莞这样一个被称为“中国制造”典范的城市，我看到的景象是，无数的年轻人，把自己的青春和热情投在流水线上，他们的青春就化为这样以分、以毛计算的产品利润上，他们的嘴里，永远就是“加班”、“跳槽”这样的词汇。我看到无数打工仔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但他们的青春却没有换回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整个庞大的工厂其实就是跨国公司的一个棋子，没有丝毫地位和尊严可言。
中间接近10年没去过东莞，和上个世纪后期相比，今天锐变后的东莞已经大不一样了。就是这个曾被当地人自嘲为“村不像村，城不像城”的地级市，最近几年，这个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莞大道、松山湖大道、东部快线、五环路、图书馆、青少年宫、玉兰大剧院、科技博物馆、国际会展中心……还有许多大型的商业项目和高档写字楼，都在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人们的眼皮底下冒了出来，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这个城市的面貌和形象。
车出广深高速公路，人们便会进入“东莞大道”——条连接东西、贯穿东莞新城区的快速路。这条建于2002年、从当年泥泞小道到一般水泥公路，到如今两旁丛林掩映、中间鲜花绿树相隔、宽达12车道的优质沥青快速大道，亦如它的名字，直观而深刻地表达了东莞的发展，诉说着东莞发展的昨天与今天。
1978—2008，30年，这个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市20周年，从一个逃港成风、落后贫瘠的农业县，发展到今天"富可敌省"、城市各项指标高踞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前列。建市20周年的东莞已进入一個新階段。在这个新時代的开端，一直有改革开放标本意义的东莞將会予人怎样的启示。东莞究竟是怎样一个城市？为什么每个人对这个城市的认识有如此大的差距？东莞变成了什么模样？金融风暴中，这个城市也首当其冲地处在了风暴眼里。

上篇：东莞，被放大的流言与被遮蔽的真相

1．危局之谜
两个月前的9月18日，《南方都市报》以《东莞：被放大的流言与被遮蔽的真相》拉开了一拨对这个城市的解剖。开篇的话就是：谣言四起。在非议中挣扎的东莞，正经受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危机———东莞的15000家外企，几乎无一例外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的冲击，企业盈利不同程度下滑。政府一边“防空”，一边澄清关于东莞的种种流言。一边是妖魔化言论，一边是据理力争的辩护。东莞真的令人费解吗？
早在今年3月，一位署名夜郎锅王的网友发表一篇《东莞：沉重的肉身》，率先开始最东莞进行质疑。夜郎锅王说：2007年，几把大刀都向东莞砍来，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东莞似乎应招有些吃力，这个以制造业而闻名的城市，它所受到的环境压力、能源紧缺、土地紧缺、劳工紧缺等等问题，更象是已经接近它所能够承载的极限……
11月9日，天涯经济社区经济论坛版出现了一个火爆的帖子——《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点击率超过20万次，回复数达到800多个，并因此吸引了各大媒体的关注， 11日，《南方都市报》以整整7个版的版面做了报道，这篇“万言书”火爆网络，“我叫梁山伯”也迅速蹿红。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对“万言书”———《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做出700多字的批示：请将此篇网文印发市、镇领导参阅，并组织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收借鉴，转化为工作措施。
在东莞高层关注网文的同时，网上又诞生了一篇题为《拿什么拯救你，风暴中的东莞？》的帖子，“东莞风暴”越演越烈。
东莞到底怎么了？风暴是迷局还是真相？为什么是东莞？东莞要怎么办？

2．反省之误
进入21世纪后，东莞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焦点话题被持续关注，如果从最早的《东莞危机--对一座IT城市重塑的思考》算起，已经超过6年了。
2002年12月，《IT经理人周刊》发表一篇《东莞危机--对一座IT城市重塑的思考》，里面这样描述他们眼中的东莞：面对苏州等城市的竞争，东莞在它繁荣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如同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活力少年，东莞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营养。这个响彻全球IT市场的制造业名城，繁荣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在全球背景下再次审视东莞，我们清醒认识到，东莞最初是在一个农业县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城市化，面临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东莞采用“三来一补”这种尽可能简单的合作方式，换取了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但这种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20年后的今天，所释放的增长能量越来越接近极限，难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发展。
2003年，《新经济》杂志发表署名樊荣强的文章《“广东四小虎”批判之二：东莞凭什么？》，提出一个话题——东莞品牌无故事。同样是“广东四小虎”之一，同样自称“国际制造业基地”的顺德，相比东莞，知名度似乎要大得多。原因之一大概是顺德有美的、科龙、万家乐、容声、格兰仕这一大堆中国驰名商标。
2004年，金心异在《中国企业家》发表文章《苏州“东莞化”的忧虑》，这篇文章后来出现在中共东莞市委办公室的第208期《工作信息》上。这份工作信息共印了250份，被发至东莞市委常委、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副市长，还特别注明“本期增发：各镇区委书记、镇区长，市直有关单位”。
2006年，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曾经写过一篇《东莞奇迹的启示与警示》。他眼中的一系列尖锐挑战包括：外资经济结构对自主创新形成的挑战；速度型经济增长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挑战；不对称的利益关系格局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的挑战。
2007年12月4日网友“如痴如醉”在天涯网发帖《新殖民之觞：深圳给东莞带来了什么？》，从财富的再分配和转移问题、幸福指数的问题、资产定价泡沫等三个方面，指出不该忽视深圳企业批量入莞的作用和影响。
2008年3月，南方网发表了一篇署名夜郎锅王的《东莞：沉重的肉身》，3月7日，“夜郎锅王”再发表《再“拍”东莞》，指出东莞“三宗最”，即东莞最怕：误读；东莞最难：管理精细化；东莞最缺：思想。
2008年9月23日网友“帛儒”在天涯社区发表《东莞，你将何去何从？》，点击量达到七万多次。文章认为“政府在面对经济衰颓的问题上首先要有务实的态度，试图掩盖现状将拖累东莞经济的发展”。
2008年10月底，一本被命名为《中国智造——超越制造的新征途》的图书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在这本冠名“向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献礼”的图书里，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东莞模式及其转型的典范价值，书中借喻“东莞制造的旧船票，登不上今天这艘新客船”。
2008年10月31日，网友“夏可可”在天涯社区发表《东莞，请实现财富重新分配》，此外，还在天涯网、南方网发表《东莞，幸福的时候还没有来临》、《东莞很美，如果工厂越来越少，将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等帖。
2008年11月9日网友“我叫梁山伯”在天涯社区发表《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
2008年11月12日网友“我不是祝英台”在天涯社区发表《拿什么拯救你，风暴中的东莞？》。
如此多的反省集中在一个城市身上是罕见的，由此带来的思考是：为什么是东莞？为什么每一次反省过后一段时间，几乎是同样一个问题，依然需要反省和鞭策？几乎每一次危机来临，首当其冲的依然是东莞？东莞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问题？

3．模式之痛
东莞，完全就是一个“中国制造”的缩影。中国制造最大的秘密，就是低成本。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人力成本上升、土地电力等资源有限、新《劳动法》增加企业成本之、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情形下，“中国制造”和它的典范城市——东莞都面临着该向何处去的问题？
东莞问题显然不是东莞一个地方的问题，那些复制东莞模式的城市，都将面临同样的考验。事实上，东莞只是中国诸多城市的一个缩影，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城市步入东莞模式的陷阱，比如苏州的“东莞化”，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江西、湖南等地的“东莞化”。
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东莞作为依靠“制造”成长起来的典型在城市得到发展后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
长期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金心异在其文章《苏州“东莞化”的忧虑》中认为，在举国上下欣喜于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基地的时候，“东莞模式”在珠三角称雄本身已让人感到担心，“东莞模式”北渐到苏州，甚至整个中国沿海地区都出现东莞化的趋势，“那就更加让人沮丧”。
金心异在另外一篇《东莞模式：奇迹与流变》中这样描述东莞模式：
东莞模式是这样的：港台资本、设备（附着一些工业技术）+东莞土地、厂房+中国内地农民工+香港（后来还包括深圳）进出口通道+欧美日市场（现在是全球市场）。
尽管东莞模式形成了外资主导的、外科手术植入式的、外源型的特点，虽然看上去有一个产业链，但这个产业链仍是逐水草而居的“松脚型工业”(Footloose　Industry)，当区位条件(包括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优惠政策、市场环境、周边环境)发生变化时，容易形成空洞化，因此更象是一种掠夺型工业化，东莞本地付出的代价太大。但是凭良心想一想，赚取第一桶金，付出的代价总是最大，这一点情有可原。
本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的珠三角，“东莞模式”并非主流，真正代表主流的是“顺德模式”，所谓“顺德模式”，其实是在当地经济体的肌体内，自生出来的一种工业化的冲动，这种冲动得到了香港等地资金和管理、技术的支持，并迅速发展壮大，延伸出来了一个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以美的、科龙、格兰仕等为代表的顺德家电产业链，就是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然而在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东莞模式”大行其道，其势头盖过了顺德、南海等地——最近十年来，在珠三角各个城市中，东莞居然成了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反而顺德模式却陷入了危机——以致于媒体现在提到珠三角的制造业，东莞的外资IT制造业竟然就成了代表。
更加让人感到可悲的是，东莞模式迅速被苏州和昆山所拷贝，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另一个奇迹。台资电子加工业迅速在昆山集聚，“昆山神话”一时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模式。
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本来就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代表了苏南农业地区自身的工业化努力（当然，这种努力同样得到了上海的资金、管理、技术和销售市场的支持），但这种努力被外资尤其是台资洪水一样的冲击完全打断了。苏州、昆山迅速沦为“三外”所主导的所谓“制造业基地”。
在９０年代中期之前，苏州的经济本来可谓是一个十分健康的经济体，苏州人当时也很津津乐道于，地方经济是“国有经济、乡镇经济与外资经济三分天下”，苏州国有经济曾经有过与上海国企一样的红火期，当地的家电产业以长城电扇、香雪海冰箱为代表，曾经有过“四大名旦”的说法，就连不起眼的牙刷这样一个小产品，苏州的“虎丘”牌牙刷也曾是中国的一大品牌。然而短短的十年时间，国有经济由于其体制瓶颈而终于轰然倒地，苏南乡镇经济也一直陷于“国企病”症状而不能顺利向民营经济转型，当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可以迅速给地方官带来业绩的“三外模式”大受欢迎之后，苏州就此沦落了。
实际上不仅仅是苏州，从南到北，大连、天津、上海、杭州、厦门、珠海等许多当红的明星城市，都同样面临着“东莞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准确体现了在最近１０几年时间里，全球产业资本流向中国大陆的情势下，尤其是最全球制造业链条的末端移植到中国大陆的疯狂情形。而全中国争夺富士康的个案，则更让人感到悲哀。
金心异的这段评述可以说是对东莞模式的最精辟也是最完整的描述。东莞模式背后正只中国制造的身影。
当以低廉土地和劳工为筹码的外资制造企业像蝗虫一样从一个地方横扫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留下的是空心化的产业陷阱。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所赖以成功的许多元素，如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大规模地耗用各种资源、大面积的城建开发以及依靠税收优惠吸引外商投资等等，这一切都已经无法再支持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质的提升，甚至还会构成对中国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
昆山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蔡一明曾说“低水平制造就像牧民在草原上放牧，这里吃完了就去下一个地方，追逐的只能是下一块草原。从欧美到日韩到港台到大陆再到越南。产业不升级，永远不能摆脱疲于奔命的宿命。”
20多年来，东莞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有一个说法曾令东莞人无限光荣：“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20多年间，东莞从1978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县，从“三来一补”起步，已发展为“全球加工制造业中心”。IBM的一位副总裁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15分钟，全世界的电脑价格都会因此产生波动”。
“东莞奇迹”的背后常为人所忽略的是，东莞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上仍处于末端。在东莞生产的一个鼠标，在美国市场的售价是24美元，渠道商能赚8美元，品牌商赚10美元，而贴牌加工厂商只能赚0.3美元。
现在，传统的东莞模式已经为东莞乃至效法它的城市带来诸多“成长的烦恼”。这一过去为东莞乃至许多地方带来巨大发展的经济模式现在看来越来越像一种为造纸浆而种植的速生林，快速成长，疯狂地掠夺土地营养，长成后被迅速收割，为当地留下微薄的经济收入却留下巨大的持续发展问题。
从事区域产业集群研究的北大教授王缉慈在考察过东莞后曾忧心忡忡地指出，东莞的产业结构需要从“订单主导型”向“生产者主导型”转变。如果转型失败，则有可能出现产业转移、本地“空洞化”的危机。也就是说，全球性制造业基地有可能从东莞转移到其他地方。王缉慈对英文的“工厂（plant）”也有一个有趣的新的理解： plant这个英文单词既有植物的含义，又有工厂的含义。因此，工厂应该像植物一样扎根在土里，但是，东莞的很多工厂只是像竹竿一样插在土地上，随时可以拔起来，再插到其他地方。
东莞整个制造体系是从外部直接加入到该地区的，并非是东莞自己主导的符合东莞实际和长远发展的的产业体。这种产业体有一个天生特点：像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丰盛就去哪里。一旦东莞的水草被吃光，它们会马上转移到下一个水草资源丰盛的地方。比如苏州、昆山等等。
在资本方面，这一模式完全是外资主导。东莞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引资来带动本地经济增长。3000亿元的GDP有相当部分与外资的出口相关。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受外部经济的波动影响比较强。一旦外资转移出去，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产业类型上，这一模式完全是外向型经济。东莞加工制造业大多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下游和末端，经济效益较差。东莞的加工制造业是由“三来一补”发展起来的，主要生产外来商标的产品，生产环节附加值十分有限，只能分得国际市场微薄的利润。在生产过程中，主要的部件等从外部进口，产品也主要是打外销市场。在这一模式中，产业的利润主要由外资收获，地方获得的是税收、租金、对服务业发展的拉动，在最关键的税收方面又由于地方政府大量牺牲自己的税收收益，造成这一收益在前5年基本很少看到。对整个城市而言，获得的是一个虚名，外来工则赚到少得可怜的工资。
在产业升级方面，东莞的企业普遍缺乏升级的动力，习惯于走外延扩张的发展道路。大多数外资企业生产以外销为主，民营企业自主开发产品的也很少，生产贴牌和无牌产品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0%，拥有自己品牌的企业仅占总数的10%。
除了这些，东莞有更为长远的问题，诸如土地消耗大、能耗大、投入产出效益低等。东莞的外向型经济绝大多数是加工制造环节，社会生产以土地和劳动力投入为主，当东莞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这种发展模式所释放的增长能量将接近极限，继续沿袭这种发展模式，势必带来并且已经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在土地资源和环境上东莞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早在几年前，这种模式的弊端已经呈现并逐步放大。近年来东莞同时出现土地、能源、社会容量和环境容量4个方面均“难以为继”的问题。东莞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招商引资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的实质是用土地换GDP、换财政收入。无论是土地资源还是比较优势，都不允许东莞继续在传统的发展道路上走下去。
这一切都说明，过去赖以成功的“东莞模式”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东莞也尝试转型，提出双转型战略，但转型还在艰难进行中的时候，金融海啸不期而至，东莞由此在风口浪尖飘摇。

4．品牌之殇
东莞一直被广为批判“品牌无故事”。东莞政府多年来极力推崇品牌打造和产业升级,但成效不大。主要原因是企业不愿升,因为即使不升,它们也可以生存得很好。
东莞人或许不曾深刻去思考：没有品牌的制造只是一个躯壳，在价格竞争的红海里挣扎，脆弱而没有生命力。一旦风云突变，就被红海所吞没。当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来临时，无故事的品牌为整个城市制造业所带来的冲击则是灾难性的。金融危机波及到每一个人。现在的顾客从买‘想要的’,变成了只买‘需要的’。这个时候，品牌的价值就开始呈现。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莞大朗号称羊毛衫名镇，但却没有一个“恒源祥”、“春竹”之类的品牌冒出来。虎门镇号称“全国四大服装基地”之一，有服装生产企业800多家，成为“南派”服装的代表，也没有一个真正叫得响的名牌。厚街镇号称全国乃至东南亚著名的家具集散中心，同样没有叫得响的名牌。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曾在全市干部大会上提出反问：同为当年珠三角“四小虎”的中山、顺德、南海，20年留下的自有品牌多于东莞；同样是承接对外加工起步的“亚洲四小龙”，20年的承接却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体系；但如今东莞还是主要依靠对外加工支撑经济发展……
东莞高埠镇有全球最大的制鞋基地：台商投资的裕园工业园。美国历届总统最喜欢穿的、世界第二大品牌的运动鞋NEW BALANCE就产自这里，第一大品牌耐克也产自这里，此外还有阿迪达斯、锐步等品牌。有人粗略统计过，世界上每十双运动鞋中就有一双产自东莞的台企。但是，东莞却没有像晋江这个县级市一样诞生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东莞空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在与品牌所有者的搏奕中却不堪一击。
在2006年中国品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最有价值商标500强》榜单中，东莞无缘上榜。
而来东莞投资的台湾同胞们，却用上岛、永和豆浆、仙踪林、老树咖啡、台北私房菜等一系列出色的品牌战略和营销理念在我们的家门口给我们上了一课。
2007年9月，号称东莞第一财经杂志的《东莞经济》曾用20多页的篇幅推出当期主题《东莞为品牌补课》，开始反思东莞这一制造名城的战略之误。
经济战略的本质就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业务的进展模式。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必须灵活机动，抢占先机，用革命性的方式实施战略。而在所有战略行为中，品牌战略则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
在长三角城市市长大会上，苏州市长阎立曾对宁波市长毛光烈说：“宁波比我们苏州好啊，虽然我们经济总量不错，但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是外向型企业贡献的，经济命脉不在我们手中啊，不像宁波，大部分是自主品牌企业……”
所以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我们所看到的冲击最大的无一例外是那些外来加工制造业集中的区域。东莞危局的背后其实正是“中国制造”何去何从的问题。

5．链条之危
品牌是一个表现形式，再深入分析，背后其实是一个产业链的问题。
从整个产业链条上看，中国制造行业的企业普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正在忍受利润一天天趋薄的煎熬。中国一边用自己的资源以最低成本为世界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另一方面又被跨国企业当作最大的潜在市场用他们强大的品牌工具收获超额的利润。
一只普通的箱包,在东莞的生产成本是9美元,之后以10美元的价格卖给香港商人,香港商人再转手以20美元的价格卖给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然后沃尔玛给箱包标价40美元,在美国市场上出售。“Made in China”由此走进美国的千家万户。在这个产业链条上,沃尔玛赚了20美元,香港商人赚了10美元,而广东赚取的只有1美元的加工费。
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生产模式和利润分配格局是：国际品牌商掌握着渠道、品牌和标准。他们拥有最高的定价权，享受丰厚的利润；产业链的中端，日本、东南亚等地掌握研发力量，拥有较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并赚取研发费用；产业链的低端，中国企业利用生产要素廉价的比较优势赚取加工费用。
东莞的经济模式在整个产业链条处于最低端的位置，完全受制于人，没有自己的主导权和定价权，完全活在别人脸色下面。这样的局面一旦危机来临之时岂有不覆灭的？
从城市的角度看，一个城市竞争力可表示为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同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多快好省地创造财富和价值收益的能力。在城市的发展中，生产价值链的高端或核心部分是城市产业升级的终极目标形态。
中心城市在向国际化大都市演进的过程中，必然要面临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随着传统制造业的梯度转移、老旧工厂的关闭，如何寻求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引擎，实现城市产业升级和功能转型是保持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关键。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东莞也是如此。
从制造成长起来的城市正面临新一轮的进化和跃进，越来越多依靠制造成长起来的城市发现要固守原有的优势已经很困难。我们注意到，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城市之间的竞争正呈现新的趋势，从过去的面积、人口、GDP、吸引投资等硬指标正逐步修正到占据产业链上游，占据高端服务领域的制高点上。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从制造到服务，从低端到高端，从产业链下游到上游，城市的发展正朝着利润、控制力、影响力、辐射力等方面跃进。城市越往上走，就越接近产业链的控制端，就越接近利润和价值的富裕区。
在我们许多城市之间展开明争暗斗时，到底哪些城市能领先？显然是那些完成产业升级，在产业链上掌握关键环节并掌控周边相关领域资源的城市。东莞和许多类似的城市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跃进和提升。

6．转型之惑
品牌无故事，产业链上受制于人，东莞要改变就必须翻身做主人。
按照官方的说法，东莞开始陷入了“双边缘化困境”：一方面，所引进的产业仍是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为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另一方面，本土产业成长空间受到挤压，未能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尤其在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方面处于落后地位，在国内生产体系中也处于边缘位置。
在新的挑战面前，广东“四小龙”之一的东莞，不得不开始彻底的转型探索。从“三来一补”起步，至今大体沿袭接近30年的发展道路，已经失去了国内外优势条件的支撑，东莞经济必须整体求变，实现发展模式、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东莞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和思路。在东莞第12次党代会上，将“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作为一项首要战略，写入了今后5年东莞市工作的总体要求。 “双转型”战略开始推进经济结构从以外源型经济为主向内外源经济并重转变，产业结构从以加工制造环节为主的纺锤型向加工制造与研发服务环节协调发展的哑铃型转变。
“双转型”战略提出接近2年，但似乎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一个固守了20年发展模式的城市要突然转型并不轻松。战略容易提出，但是在东莞这样一个地方要实施一个城市的转型战略并没有提出战略那么简单。如何转型？需要什么资源要素配合？东莞如何来弥补这些本来就属于弱项的资源？政府如何能够根据现在各镇区的产业特点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切实提供具体的可执行措施？
其实早在1994年，15年前，全市三级干部大会上面，当时的市委书记李近维就鲜明地提出了要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1994年10月20日，东莞亮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旗帜。要“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迈进，提高新产品和市场的开发能力，提高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但差不多两个8年抗战过去了，东莞的产业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事实上，今天来看，东莞的“腾笼换鸟”以及转型升级政策执行得非常艰难，甚至有不少反对升级、转型的声音，经济危机来临时，甚至也有不少人把危机和困局的原因归为转型升级所带来的。这样的思维岂非本末倒置？

7．人才之荒
夜幕下的东莞，一座宛如一袭弗拉门戈舞旋转的建筑，如裙摆般“飞扬”在新城市中心广场，这是全国排名前五的玉兰大剧院，是东莞市文化新城的标志。但是，在这座城市，更多人是为了生存来到这里，而不是为了理想或者梦想来到这里。
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说过：“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个城市越有特色越有品位，就越有吸引力和知名度，就越能吸引人才。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城市寄托着太多人的梦想，太多的人离开故乡，投向大城市的怀抱。在东莞，有许许多多工作在车间和流水线上的新莞人，在繁忙的工作之外，他们也有着自己追求的梦想。
1860年至1900年期间被称为纽约城市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40年左右里，纽约令人难以置信地吸引了巨大的金融资本和物质财富，无数雄心勃勃的创业者汇集到这座能够梦想成真的“梦想之城”，试图对“大苹果”(the Big Apple)狠狠咬上一口。
东莞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这个城市所塑造的梦想却始终不足以诱人。
网络上很流行的一本小说《东莞不相信眼泪》，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让他到东莞去；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让他到东莞去。你想他快乐你就让他到东莞去，你想他痛苦也让他到东莞去。
东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座被妖魔化的城市，说到东莞，没去过的人想到的都是脏、乱、差。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城市却缺乏相应的人文，很多人也因此不愿意到东莞来。
东莞的活力在珠三角地区是首屈一指的，但关于它的前景，或者说是它的活动的持续度，就直接指向了东莞的人才。东莞不是没有“钱”来“引智”，而是能不能吸引“人才”来。
在东莞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论坛上，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研究员、博士田丰就提出：东莞可以在理工学院设立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机构，培养一些“文化闲人”。建议东莞在今后的发展中，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文化成果。一个城市没有“文化闲人”是很乏味的，“文化闲人”对为东莞提升软实力大有好处。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会养一些“文化闲人”，东莞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也理应有更多的文化闲人。
在过去，限于产业结构的特点，东莞多吸纳的基本是制造业相关的人才，在其它层面缺少向广州、深圳这样完备的人才结构。
不少高级人才之所以不愿意来东莞，一是对东莞的城市印象不佳。东莞是一个在近20年来才高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由于基础比较弱，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环境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混乱，在城市环境上东莞与广州、深圳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再加上东莞的文化氛围不佳，使许多高级人才对东莞有种“乱糟糟”的印象。
东莞想要发展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档产业,但是知识、技术、人才和研发恰恰是东莞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
要从制造型城市向上跃进，人才是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做研发和营销和单纯的制造不一样，需要有相关实战经验的人才。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才，双转型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红尘琴心

下篇：去路徘徊——东莞危局背后的“中国制造”未来

东莞的未来要怎么走？这个问题无疑是许多人关心的。但是东莞背后，我们更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制造的未来方。

1．“世界工厂”如何避免价格杀到最低的悲哀？
作为“世界工厂”的典范，东莞企业的竞争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价格竞争的模式。对所有中国制造企业来说，如果走不出这个误区，就永远都不可能有成长。
世界上最简单的商业竞争方式就是低价竞争，而最低价永远只有一个，如果不调整竞争方式，在设计、服务、功能等方面进行差异化竞争，那么只有不断调低价格。这样竞争最终是将行业利润率不断调低，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当价格战打到“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时候，我们就无路可走。
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这里凝结了中国半数以上的中小型电子产品生产商。OEM模式，曾为广东人制造业的原始积累做出过历史性贡献。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单纯依靠OEM，广东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现代制造业基地。
伴随经济全球一体化滚滚浪潮的来临，珠三角制造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如何由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向世界品牌的“中国创造”迈进，已是珠三角制造业刻不容缓的话题。
珠三角地区的 OEM厂家以前赚取的是加工利润费，随着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得单纯靠OEM为主的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同时，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整个组织生产管理成本也在提高。这些企业利润越做越低，必须另谋出路，尝试品牌化是他们转型的方式之一。
在过去的制造模式下，珠三角的企业消耗了大量的土地、资金、人才，但这些投入的产出却十分有限，没有创造出更可观的品牌价值。当我们回过头反思的时候，发现我们巨大的投入在这个巨大的市场反而没有培育出自己的品牌，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品牌经营人才，没有在这个市场占据自己的有利地位。
为了应对市场的竞争，很多企业压缩制造成本，制造成本的压缩，又引发出若干的售后、市场宣传、研发跟进不利的现象，许多企业就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最终走向毁灭。如何避免恶性竞争，走出一条光明大道呢？答案是：做品牌，树品牌，提高品牌的附加值。
80年代的台湾最流行的就是OEM，在人们挖掘到第一桶金后，开始了疯狂的价格战，压缩成本的结果是劣质产品的诞生，市场也乱成一片，最终制造业被强者而取代，一大批工作相继倒闭，时过境迁之后人们才领悟到：只有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才能生存并发展壮大起来。中国部分公司的优势不是生产领域，因此就应该把精力放在营销、品牌和服务上，如果把这些精力和财力投入到研发、服务和管理上，其资本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投入生产领域。

2．中国制造如何向世界绽放微笑？
制造业价值链有三个主要环节，即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和市场营销。中国大部分企业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而欧美品牌则处于产业链高端。中国企业与欧美的差距在两头的源头设计和市场营销。
从整个制造业来看，我们常常提到一个微笑曲线，这个微笑曲线，纵坐标是利润，横坐标是产品设计，制造品牌、行销在整个过程当中，制造是目前我们世界工厂的一部分，可是从利润上来来说，也是最小的一部分，如果中国生产的鼠标在美国市场卖了大概24元，设计就占8元，其他是品牌和营销的部分，制造的部分仅在0.3元左右。
依据微笑曲线价值理论，在整个产业上中下游，愈接近曲线上扬的两端，即左侧的零组件、核心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延展，以及右端的品牌行销与服务等，所能够创造出来的附加价值也愈高，而微笑曲线下沉的中间地带，则代表了组装制造等附加价值最低的领域。
当我们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今天的低贱地位时，很自然会想到制造业突围的战略和机遇是什么，如果有突破的话，谁在这里有机会？我们提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而要想真正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就必须由曲线底部向两端延伸。一方面，掌握研发，坚持自主技术创新；另一方面，积极发展自有品牌，打造文化内涵。
在以品牌运营商为中心的品牌运营体系里，品牌运营商是核心，它利用品牌资源，控制下游制造商，使制造商、品牌服务商都围绕品牌这个核心为其服务。它掌握这个体系的话语权，也掌握这个体系中最大的利益份额。
现在的“中国制造”就是微笑曲线中利润最低的制造环节，研发和营销两端严重缺失。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微笑起来？

3．东莞如何成为中国转型的价值典范？
东莞的意义在于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典范。关注东莞问题其实本质是关注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问题。
在过去几年里，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的呼声由来已久，无数专家学者呼吁：中国企业必须向上跃进，寻找到更高层次的核心竞争力。但事实上，“自有品牌”和“自有知识产权”企业极少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直到制造业的冬天到来。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国家整体实力获得了巨大的积累和提升，在全球范围之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30年间，“中国制造”率先叩响了世界贸易之门，“Made in China”遍及全球市场，中国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然而，“世界工厂”的背后，“中国制造”却接连在国外遭遇贸易壁垒甚至抵制活动，我们所认为的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在国外市场被打上了“廉价、低档”的标签，被“中国制造”阴影笼罩的“中国品牌”在国际化的进程中荆棘丛生、波澜不断。
经济学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现在世界上对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也用“是否以较少的劳动来换去别国更多的劳动”作为标准来衡量。在这一标准下，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所自豪的“中国制造”和“中国价格”恰恰就是我们不强大的标志。低廉的中国价格所体现的是劳动力的不平等和在国际劳动交换上中国工人的被动地位。中国工人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换取外国工人同一时间的劳动，中国工人的价值只相当于外国工人的几十分之一。
一本名为《刷盘子，还是读书》的书曾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刷盘子”意味着在价值链条的末端混饭吃，“读书”意味着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在目前的全球分工中，中国是“体力劳动者”，而西方是“脑力劳动者”。刷盘子，还是读书？正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袁剑在《中国：政府中心主义发展战略的沉重代价——全球化图景背后的另外一个中国》一文中提到，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为打到底线的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打到底线的竞争，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速度却远远落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只有发达国家的4%左右。
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国人却变得越来越廉价，这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
过去数年不断发生的事实已经证明，仅仅依靠“低价”的竞争，会对整体的商业环境和社会环境带来损害，引来种种非议，难以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和认可。
东莞制造企业今日的情形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迫切的课题，中国制造如何在危机中发现自己的不足，重新寻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重新缔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4．中国制造，何时说“Yes we can”？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利润将沿着产业链流向上游的标准制定者；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生产成本的过快增长，就可能抵消劳动生产率的优越性。在经济一体化下，中国代工企业已经不能被称为“世界工厂”了，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制造车间。中国企业要想获得“话语权”，只能向产业链的上游走，获取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
全球化造就了品牌经济时代。一个成功品牌为企业带来的产品溢价力和影响力的价值往往是任何有形资产所不能比拟的。伴随着品牌的出现和发展，现代化经营管理的核心已经从纯粹的实体经营转移到品牌经营上了。品牌既是企业的标志和根基，更是企业出奇制胜、压倒对手、争夺市场、开辟财源的强大武器。
未来的竞争中，没有品牌将无法生存。中国企业家们需要找到适合自己品牌成长的加速器。变产品驱动为品牌驱动则是中国企业成长的关键！
对中国企业来说，产业转移是有时间段的，世界产业转移留给每个制造中心的时间大约是20年，而且这个时间越来越短。一旦在这个时间段内无法实现自身的品牌跃进，等产业转移后，连现在的世界工厂的机会也不会有了。
今天，中国的企业正在逐步丧失前期发展时的一些竞争优势，比如低成本、产品差异、渠道垄断等等，但是当这些优势不再具备的时候，企业要思考的就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借助外脑来实现品牌的差异，而实现从品牌本身的溢价能力的驱动力量，这是目前中国众多企业的当务之急。
产品驱动型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和产品驱动相比较，品牌驱动是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品牌驱动将是中国企业在接下去5~10年的时间内主要的成长方式。
我们注意到，今日世界品牌的价值无不来自于企业在过去的努力。强大的品牌溢价能力让世界企业在全球各地无不攻城掠地，收获巨大的利润。在羡慕他们的同时，更要看到他们背后成长的轨迹、共同的规律和可借鉴的方法。
2008年3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考察东莞时说：“如果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汪洋说，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区域间竞争压力增大、中国加强宏观调控情况下，东莞须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
160多年前，中国的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在在广东的虎门发生碰撞，两种文化，两种制度的交锋以中国的全面落败告终，这次交锋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历史。30年前，中国第一个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诞生在这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高速发展的历史。两件事同样发生在虎门，看似偶然，却又是一种必然。
回首过去，东莞却是最早解放思想的。东莞市一位领导曾感慨地说：“要说东莞的先进，不如说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先进，而落后的地区恐怕主要是观念的落后。”靠着一个“敢”字，东莞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1978年8月底，东莞人以“敢吃第一只螃蟹”的精神，率先引进港资，办起了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东莞的高埗大桥收费是全国第一家，东莞人最先提出了“想致富、先修路”的口号；东莞的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是全国第一个；第一个推出“办事一条龙”的行政服务模式；东莞引进的台资企业全国地级市第一；东莞三星级以上酒店总数全国地级市第一；全国第一个建成城乡程控电话本地网；全国第一个建起覆盖全市农村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走到了改变的关口。中国的企业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
2007年中，推土机的隆隆声中，东莞市虎门镇太平手袋厂化为一片废墟。数年前这个中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已经倒闭，如今连最后一点痕迹也要被抹去。我们希望，这个标志性事件可以成为东莞乃至整个中国摆脱过去传统加工制造“大而不强”的被动局面。
奥巴马2008年总统大选获胜后演讲以无比的激情重复一句“Yes we can.”，让无数美国人泪流满面。对于东莞来说，其实道路是非常清晰的，关键是坚决走下去的决心。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东莞，何时能和所有中国制造企业一样，说上一声代表自信的“东莞，Yes we can.”、“中国，Yes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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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有深度的文章，虽系转帖，仍需加精，推荐阅读。

南征北战

确实好文章，收藏，慢慢学习。

红尘琴心

中篇：东莞之鉴——经济危机中的产业发展案例对照

无论说模式之痛、品牌之殇、链条之危还是转型之惑似乎都是东莞的特殊情况所在。东莞今日所面临的危机或者可以找到许多理由，东莞可以有它的特殊性，但我们举目全国，依然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足以作为东莞榜样的城市或者企业。

1．东莞VS晋江————品牌培育案例对比
20世纪90年代，一批以外贸出口为导向的加工企业带活了整个东南沿海经济带。温州、晋江、石狮、东莞、江门这些小镇日渐成为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重要的一环。“晋江模式”与当时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并称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四大模式。
20年过去，珠江模式中的东莞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晋江模式却早已上岸。今天，晋江品牌已从贴牌起步，经历从仿制、贴牌到造牌的阶段。
从厦门到泉州的高速公路，一个小时的路程，几乎每隔几百米就树着一个高立柱广告牌，无一例外是晋江服装或运动鞋品牌的广告。到达晋江境内，有一块巨大的牌子——“中国品牌之都”。道路两旁是眩目的大广告牌，柒牌、七匹狼、与狼共舞、劲霸、利郎、安踏、亚礼得、爱乐、德尔惠、361°……为此作注脚的是，这些品牌的广告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央一、三、五套节目上，晋江休闲服和运动鞋掀起一场造牌运动。根据估计，每年，晋江企业在中央电视台至少投入了2亿广告费，在全国投放的广告费至少达到10亿。
在石狮这座服装名城，几乎每周都有品牌发布会、研讨会，而在春秋两季服装新款上市之前，每天各类发布会、订货会多达数场。各种品牌的招商广告琳琅满目，酒店宾馆到处可见当地各种品牌的订货会。
同样，在东莞星罗棋布的五星级酒店里，每天的品牌发布会却都是邻近的广州或者深圳品牌。
1998年开始，晋江提出“品牌立市”战略。截止2007年底，晋江拥有中国驰名商标79个、中国名牌产品24项、中国出口名牌产品2件、国家免检产品76项、区域品牌13项，5个品牌入选亚洲五百强，10个商标入选中国最有价值商标五百强，3个品牌入选中国行业标志性品牌。在全国县级市当中是最多的。安踏、柒牌、七匹狼、劲霸……央视体育频道里，几乎有1/4的广告投放商是福建泉州晋江这个县级市的品牌。
回到３０年前，晋江这个地方毫不起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的晋江、石狮侨胞把海外先进的观念、意识和文化带回故里，一些居民就利用海外侨胞寄回来的物资开店摆摊卖旧“洋服”，“故衣摊”成为当时的特色。
改革开放后，晋江、石狮服装进入制造业初步发展时期。1979年后，一部分居民就开始自发利用“闲房、闲资、闲人”条件合股创办家庭式小工厂，直接仿制洋服装投放市场试销，效益见好，仿效者逐年增多。晋江、石狮服装业就这样产生了。这个阶段，几乎和东莞是同步的。
1985年后，晋江、石狮服装企业在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开始注重设计能力、产品质量和生产率的提高，形成了明显的竞争优势，当时香港的时装刚刚上市，过几天就能在石狮的市场上成捆批发。一时间，买方“全国跑石狮”和卖方“晋江跑全国”蔚为壮观。到1992年，石狮市服装企业在全国28个省、市、区设立办事机构，在20多个大中城市的大商场建立了1500个销售专柜，2100多名供销人员遍布全国各地。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代理处，组成了一个联结海内海外的庞大的销售系统。
晋江服装企业的加工能力引起国际知名纺织服装厂商的注意，纷纷来晋江当地下单订制、贴牌生产，甚至合作、合资。当时，晋江这种贴牌服装企业达到500多家。据在英国上市的全球市场研究公司TNS(特恩斯)报告显示，2005年，晋江OEM出口量高达8500万件。晋江纺织服装业完成了从“依样画葫芦”的来料加工生产到“为他人作嫁衣”的贴牌加工蜕变。
由来料加工到为大公司贴牌加工，比以前进了一大步，但其生命力完全维系在市场身上，一旦市场发生意外，将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而且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产品贴上别人的商标后便身价倍增，晋江企业心里不是滋味，他们开始尝试向品牌进化。到了1994年以后，石狮服装一些企业开始脱颖而出，涌现出如七匹狼、富贵鸟、金犀宝、野豹、柒牌、劲霸、爱登堡、帝牌、哈利德等著名品牌。
在经历了10年做别人的品牌、自己只赚取加工费的“贴牌”路后，晋江开始进入了自发的“造牌”时期。看清了OEM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及阻力，而且受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制鞋产业链转移等因素影响，订单急剧减少，在90年代中期晋江制鞋企业开始逐步向品牌化过度，自有掌握销售渠道及进行品牌化改革，将原有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品牌经营的基础；利用加工产生的利润来贴补品牌化动作，开始形成两条腿走路，减少市场及经营上带来的风险，开始形成了“品牌＆加工”两者兼备型的企业。
1998年，晋江确立了品牌立市的发展战略。随着企业自发的造牌运动，政府及时跟进出台系列优惠、奖励措施，包括：创出一个国家的品牌重奖100万，还专门在市区里边给他安排一块品牌大厦的用地，地价只要1／3。除此，另外用在奖励品牌和冠标认证的企业方面，几年时间里晋江就投入了五六千万。
东莞经历20余年发展，经济总量远超晋江，同时和晋江比，东莞位于广深之间，毗邻香港，这些区位优势却都没有为东莞培育自己的品牌带来帮助。

2．厚街VS陈埭——世界鞋都的对照
东莞的厚街和晋江的陈埭镇都号称“世界鞋都”。而这两个地方的发展道路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东莞拥有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运动鞋生产企业——裕元集团、全球最知名的休闲鞋生产企业——兴昂集团、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企业——华坚集团。除此之外，东莞还汇聚了如大力卜集团（绿洲鞋业、绿阳鞋业）、顺天集团（力凯鞋业、力祥鞋业、力展鞋业）、功盛集团（永信鞋业、永宝鞋业、永晋鞋业、永盛鞋业、永义鞋业）、华风集团（瑞恩鞋业、瑞星鞋业、瑞邦鞋业、汉诣鞋业）等数十家风靡全球的制鞋集团。厚街已集中制鞋企业1150家，年生产量6亿多双。东莞高埠镇有全球最大的制鞋基地，台商投资的裕园工业园。耐克就产自这里，世界第二大品牌的运动鞋NEW BALANCE也产自这里。此外还有阿迪达斯、锐步等品牌。而世界上每十双运动鞋中就有一双产自东莞。
作为世界鞋都，东莞目前拥有制造工人200万，其中集中了来自台湾、日本、韩国、巴西等地区和国家的制鞋技术人才近10万人。近几年来，约有5000名来自传统制鞋强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的设计师、打版师等制鞋专业人才汇聚到东莞，已经成为世界制鞋专业人才最主要的集散地！此外，东莞汇聚了全球1500多家鞋类产品采购商、贸易商，包括世界最大的贸易公司如利威、派诺蒙等，世界最大的采购商，如沃尔玛等，其它知名贸易商、采购商还包括索纳隆、BBC、吉姆拉、稳洋、特品、太平洋、里兹、红林、麦斯等等。
在数百公里外的晋江的陈埭镇，也有类似的场景。在晋江的陈埭街头，到处都是各种鞋厂的招牌和广告，“中国鞋都”的巨大标志树立在陈埭镇的鞋材批发市场。这里汇聚着10万制鞋大军，3000多家运动鞋企业。
20年间，陈埭镇从手工作坊到世界运动鞋生产基地。这里每年生产的运动鞋数量超过50亿双，销往海外的数量则5亿双，年产休闲运动鞋占中国休闲运动鞋总量的80%、世界休闲运动鞋1/3以上。
同样的地位、同样的条件，两个地方却有着不同的模式，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两个地方也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现状。
完整产业链、世界级的配套服务给东莞制鞋企业带来空前发展的同时，也让东莞在面对转移危机、人民币升值等问题时碰到了更大的困难。从2007年开始的鞋厂倒闭潮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时间回到20多年前，晋江和几乎当时所有的沿海地区一样，这里一样靠走私，充斥着各种假冒伪劣产品……20年后的今天，晋江成了全国制鞋主要基地和世界旅游运动鞋生产基地。全市年产量超7亿双，产品60%出口，远销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这一切，都源于最早为世界品牌代工的产业启蒙。
以前，晋江鞋厂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接受订单的加工模式。晋江成为世界主要的运动鞋生产基地后，由于掌握着大批OEM订单，有着稳定的客户和利润来源，晋江多数鞋企过着衣食无忧的太平日子。
衣食无忧的日子没有过多长时间，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全球经济的气候突然发生转变，一直以来晋江人所倚重的海外市场出现了需求疲软的状况，外销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晋江企业开始发现，中国其实也是个消费潜力巨大且从未被满足过的市场，或许可以学着作些以前上家做的事。在他们的印象里，上家耐克的一双最新款乔丹篮球鞋在内地售价1700元，而在晋江的加工厂里代工生产这双鞋的成本只有150元。整只鞋子都是代工厂制造出来的，差别仅仅在于耐克要先设计好款式、功能，然后冠上（NIKE）标志，是品牌为上家创造了巨大的利润。那为什么不“自造品牌”？
于是，觉醒的晋江企业从这几年年开始涌现出大量的“本土品牌”，开始一轮造牌运动。现在，走在晋江，犹如行走在鞋的世界，安踏、亚礼得、爱乐、德尔惠、361°……因鞋业集聚，2001年3月19日，晋江市被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等四家机构联合命名为“中国鞋都”。
和珠三角成规模的工厂模式不一样的是，陈埭镇街头，几乎每一个不起眼的居民小楼都是一家有自己品牌的运动鞋公司。而在东莞，几乎每个镇区都是这样的景象：大道的两旁,一条街上都是本地村民的出租楼房。村民们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盖到六七层高,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廉价租给来东莞谋生的人群。楼与楼之间建得很紧凑,很多楼阁墙面张贴着“对外出租”的告示。
现在，晋江运动鞋的榜样安踏就斥资6000万元，连续3年赞助中国篮球职业联赛，并成为CBA职业联赛运动装备唯一指定合作伙伴；361°花6000万元与央视联合打造“娱乐篮球”节目。加上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的花费，这两个品牌的单项活动就超过亿元。东莞有自己CBA球队，有自己的篮球明星——易建联，却没有看到有东莞鞋企在这上面做什么文章。

3．裕元VS耐克——制鞋产业案例对比
制鞋业一直被认为是东莞的骄傲。中国特别是广东是全球最大的制鞋基地和鞋制品出口基地，而东莞又是广东最大的制鞋基地。分布在南城、厚街等镇区的东莞制鞋业，拥有2000多家制鞋工厂，数千条生产线，从业人员高达100多万，年产鞋量占了广东产鞋量的1／3,占全球产量的1／10。
东莞作为世界知名制鞋企业最集中的城市，拥有世界最大的运动鞋生产企业裕元集团，世界最大的精品女鞋和休闲鞋生产企业兴昂集团、中国大陆本土最大的女鞋生产企业华坚集团都在东莞落户。此外，东莞还汇聚了大力卜集团、顺天集团、功盛集团、华风集团等数十家世界知名的制鞋集团，人数上万的企业就有几十家。NIKE、ADIDAS、NB、REEBOK、PUMA、ASICS等世界知名品牌鞋，最主要的制造基地都在东莞。成百上千的鞋类产品采购商、贸易商，包括世界最大的贸易公司如利威、派诺蒙等也扎根东莞。现在，东莞已经形成世界鞋业产业链最完整的地方，而越南等地的制鞋业，都要从东莞运输鞋材过去加工。
但是，辉煌的背后一样遮不住危局的来临，东莞通过OEM方式制造了世界最好的鞋，却没有一个自己的知名品牌，是长期以来的痛。进入21世纪后，东莞鞋业开始陷入困境。从2007年底开始，东莞大量鞋厂纷纷倒闭或外迁。
裕元鞋厂，是东莞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标志，它长期为Nike、Adidas做代工，现在做成了上市企业，还是一个跨国企业。
东莞裕元鞋厂有员工五万人，属于台湾的宝成集团。宝成集团在中国鞋业有超过十六万制造工人。工厂分布在东莞市高步镇，东莞黄江镇，中山三乡，珠海市吉大工业区等。分别为Nike, Adidas,NB，等生产鞋子。
裕元鞋厂是东莞制鞋业的典范，但与此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一双在国际上售价超过100美元的乔丹鞋，仅仅支付给所以生产这双鞋的中国工人不到2美元。更令人忧虑的是，在经济危机影响下，对许多东莞鞋企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几乎可以用一场浩劫来形容。
我们再看下东莞制鞋企业的上家——耐克：
全球最大的运动产品企业耐克公司创建于1972年。起初，它只是一家规模很小，随时都有可能倒闭的企业，公司连自己的办公楼都没有。与一些具有百年历史的体育用品公司相比，耐克属于体育用品领域的小字辈，但它却后来居上，超过了曾雄踞市场的领导品牌阿迪达斯、彪马、锐步，被誉为是“近20年世界新创建的最成功的消费品公司”。
30多年以来，耐克鞋一直在全球各地畅销不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用品公司，耐克公司从总裁到一般雇员，整个系统内的近万名员工，没有一个做鞋的工人。耐克公司不自己投资设厂、不雇佣工人、不购置生产设备，不直接生产一双鞋。耐克公司的经理们坐着飞机来往于世界各地，把设计好的样品和图纸交给不知名的生产商，要求它们根据耐克的标准体系和设计要求进行生产，最后验收产品，贴上“耐克”的商标，销售到每个喜爱耐克的人手中。
从产业模式上看，耐克是典型的“哑铃式”结构的超级品牌运营商。它没有制鞋车间，但拥有前端的开发网络和后端的营销网络两个最有价值的网络。耐克把精力主要放在附加值较高的设计和开发新产品以及管理与发展销售体系上，具体生产则承包给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的厂家。
耐克公司把具体生产外包，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应变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不直接生产，就意味着耐克公司不需要购进原材料，不需要庞大的运输车队，没有厂房、生产线和生产工人这些消耗巨大成本的东西。此外，除了生产成本本身问题，因为市场需求的类型繁多，如果所有产品都由自己生产和销售的话，耐克公司的生产成本优势和管理难度必然面临严重挑战。当耐克选择生产外包之后，它就可以选择市场上最好的制鞋厂家作为供应商，让他们按照耐克总部的设计和要求生产耐克运动鞋，还可以根据市场环境和公司的需要转换生产基地。
资源都具备，背靠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东莞什么时候能够向耐克这样的上家学习也诞生出一个东莞的耐克？

4．台达VS神舟——信息产业案例对比
在国际IT业界，有这样一句话：“无论你在哪里订货，都在东莞制造”、“东莞塞车、全球缺货。”东莞20多年来聚集了世界各地3500多家IT企业。目前，全球5台电脑就有1台在东莞制造，电脑整机配套率高达95%，不少产品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中不乏世界知名品牌。
2002年4月，东莞市邀请清华大学的专家为东莞设计整体城市形象，提出了"千年莞邑、IT新都"的城市总体风貌定位。IT业成为东莞市名副其实的龙头产业，也是招商引资的重点。
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以来，东莞IT产业年均增长38.2%。如今，在这块仅有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驻扎着3000多家IT企业， IT业产值已达800亿元，超过东莞工业总产值的50%，电脑产品出口也近东莞出口额的一半。
但是，如此完善的产业链条，却没有打造出一个知名的IT品牌。
我们即使不拿联想、TCL来做比较，即使和IT业中的神舟电脑比，东莞也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企业。
神舟电脑不过是一个做板卡起家的企业，却已经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神舟是从深圳华强北起步的。华强北是一个“孵化器”。有人这样评价华强北：“它既是中国最大的IT核心商圈，也是民营IT企业老板的‘黄埔军校’。”华强北的一个个三尺柜台，“站”出了不少千万富翁。这些小小的柜台，催生了一个个充满活力的民营IT企业。
在华强北电子商圈，三尺柜台、一部电话，就是做生意的家当。接电话、搬货的“掌柜”，大都是20来岁的小青年。切莫小觑，也许小小柜台背后，就是一个身价过亿的大老板。这些简陋的柜台，仅仅是其产品窗口而已。而20来岁的小青年，也有可能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三五年后没准儿就成了大企业家。
在深圳华强北电子一条街，这是一种通用、经典的经营模式。这条930米长的街道两侧及拐角处，聚集着赛格、华强、都会、佳和、深圳国际、万商、宏大、远望等10多家超大型电子市场，占地面积近20万平方米，商铺逾万家。每个市场，都密密匝匝地摆满了不过一两平方米的柜台。
三尺柜台一本经。不起眼的“店面”背后，潜藏着深圳IT产业长盛不衰的秘诀。
吴海军，深圳新天下集团董事长，家喻户晓的民族品牌——神舟电脑的掌舵人。有着教授身份的他，当年就在赛格电子配套市场摆过摊、站过柜台。在华强北，吴海军积累了第一桶金和商场实战经验，后转入制造领域。其自主研发的“奔驰”主板及“磐英”主板，均为中国市场前10位的品牌；“小影霸”显卡连续5年保持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神舟电脑是2001年8月进入电脑整机市场的，2001年8月26日，第一台自产的神舟电脑整机下线，到当年年底，月销量即突破一万台。次年7月，月销量突破两万台。2002年全年“神舟”电脑销量达20万套，销售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进入全国台式机销量排名前五位，一年走完了别的厂商通常需要六年才能走过的路。到2007年，神舟电脑已成长为中国电脑产业的领导厂商之一，并将业务延伸到韩国、德国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市场。
在今天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神舟做品牌的优势就体现了，据统计，受经济危机影响，神舟今年出口减少60%（约600万美元），但因为开拓了内销市场，营业额却上升了50%（1.25亿元），利润增长了30%（600万元）。
20世纪70年代初，台达电子集团创立于中国台湾。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台达电子由生产单一电子零件的小企业一跃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的交换式电源供应器制造厂商，产品不仅用于计算机信息产品，同时在通讯网络产业中广泛应用，已经成为电子及通讯产品零组件、视讯和网络产品的全球主要供货商。台达集团不仅“战胜”了日本厂商，而且还打败了欧美厂商，成为世界头号电源供应器制造厂商、世界上最大的零组件厂商、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业周边产品供应商，并以每年30%至40%的速度持续增长着。
有人可能会更我说，台达是台资企业，和自主品牌无关。事实上，我想表达的是，台达只是一个标志，东莞号称生产了全球90%的电脑配件，为什么就不能诞生一个自己的神舟？

5．东莞VS温州——服装产业案例对比
东莞的服装产业也是一大支柱产业。东莞拥有亚洲最大的纺织印染厂，拥有制衣厂1000多家，采取“前店后厂”的营销模式，生产、销售一条龙；形成配套工厂近百家，服装从业人员达40多万；年产服装过亿，年销售额达100多亿，出口创汇9.9亿美元。
据考证,中国出口美国的第一件衬衫,就是石龙镇生产的“地球牌”衬衫,据说里根总统当年访华时穿的衬衫就是“地球牌”。
东莞现拥有亚洲最大的纺织印染厂，拥有制衣厂1000多家，采取“前店后厂”的营销模式，生产、销售一条龙；形成配套工厂近百家，服装从业人员达40多万；年产服装过亿，年销售额达100多亿，出口创汇9.9亿美元。
但热闹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
和珠三角看似热闹的服装加工产业不同的是，温州的服装业先知先觉，从品牌代理与贴牌加工到自创品牌，温州服装走出了一条“超越制造”的康庄大道。
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一开始是原始资本积累，原始资本积累实现以后，则可顺势进入制造业，从低端到高端，到品牌，形成一个完美的曲线。
温州服装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温州开始从贴牌制造中觉醒，下大力气打造自己的品牌。今天，温州的中国驰名商标已经达107枚，名列全国地级城市之首。而珠三角地区的加工企业，却还是走老路，没有实现持续发展。
今天，服装已经成为温州的第三大支柱产业。走在温州街头，隔不了多远就有一个服装厂。霓虹灯广告上，为温州服装代言的港台明星阵容豪华：任达华、周华健、郭富城……截至2007年底，温州有服装生产企业2500多家，年产值400多亿元，国家免检产品17个，中国名牌无数。
繁荣背后，生产、加工能力并不是温州服装企业自豪的地方，温州人的创新在于其品牌经营模式。当广东、福建等地的企业还在忙碌于如何争取更多来料加工订单的时候，温州企业就已经抓住国内消费者对服装从产品消费到品牌需求转变的契机，开始实施品牌战略，后发制人。
一个典型是美特斯.邦威，从首家专卖店1995年4月22日在温州开业，现在在全国拥有超过2000家直营加盟专卖店。在“2008胡润服装富豪榜”中，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家族以财富170亿元,成为服装富豪榜首富。
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是PPG。
服装行业在传统认识上是一个人员、资金高度密集的行业，几乎每一个知名的企业都是一个庞然大物，比如雅戈尔。但令人意外的是，雅戈尔尽管有亚洲最大的服装生产基地，却没有得到最大的利润空间。
在2007年度赚足眼球的PPG恰恰和雅戈尔的道路相反，如果除去呼叫中心和物流中心，PPG公司内部包括管理、市场、采购等在内的所有员工不到40名。按照PPG的说法，2007年，PPG实现了10亿元的销售目标，这使得成立不过两年的PPG已经在收入规模上数倍于拥有七八年历史的电子商务同行卓越网和当当网，甚至逼近创立近28年、在中国服装行业排名第一的雅戈尔。
作为国内第一家采用直销销售服装的企业，PPG通过广告、目录、互联网和电话呼叫中心，获得消费者的直接订单，原料采购、生产等则全部从外部整合。在2007年9月举行的商界论坛最佳商业模式中国峰会上，PPG获得了长江商学院、北大纵横等联合评选的年度最佳商业模式第三名。
当许多服装企业还在挣扎着为抢配额、抢订单不惜在已经稀薄的利润中再砍一刀的时候，PPG则独辟蹊径，避开了这片厮杀的红海，以黑马速度突破服装市场的边界，杀出一条生存并延伸至快速发展的血路。
当PPG杀入男式衬衫领域，这个领域已经站满了重量级选手，雅戈尔、杉杉、洛兹……都是在这个行业历练已久的庞然大物。它们都拥有了众多原材料生产基地、印染、棉纺、成衣制造、物流中心和销售实体店……后来者似乎无从成功没有任何机会。但结果却是PPG用革命性的模式颠覆了固有格局。
问题是，这种颠覆性的模式能诞生在东莞吗？

6．樟木头VS义乌——玩具产业案例对比
对于南下打工者、创业者来说，东莞樟木头是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很多人都会坐着火车，在一个叫樟木头的站台下车，然后走进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厂子。
今年10月15日，东莞的玩具代工商合俊集团倒闭，近7000名员工面临失去工作的境地。合俊的倒掉，只是珠三角无数倒掉的制造企业之一。在此以前，玩具生产商合俊（Smart Union）还在为美国与欧洲的孩子们制作着玩具；而现在，这个公司却被摘牌清算了。
玩具业作为东莞的支柱产业之一，一直对东莞的经济贡献良多，但是近年来，原材料和原油价格一路上涨，国外的行业标准和贸易壁垒也加大了玩具业的压力。
纽约的小朋友乐呵呵地捧着金发芭比娃娃，伦敦百货商店的橱窗里展示着可爱的唐老鸭和米老鼠……这些玩具大多都是出自中国东莞，东莞玩具制造业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玩具制造份额中，中国占70％，而广东占中国的70％，而东莞则又占广东的60％。许多在全球有广泛影响的玩具品牌都入驻东莞，如迪斯尼、芭比娃娃、史努比、蓝猫、小熊维尼等世界著名品牌。
东莞目前玩具生产企业虽有近4000家，但95％是三资企业，近2／3的玩具企业为“三来一补”型，玩具的设计、销量等多由外方控制，而少有自主研发。虎门一家典型的“三来一补” 玩具厂，企业通过从台湾某公司获得美国迪斯尼公司的授权，主要加工、生产维尼熊、米老鼠、白雪公主系列等小玩具，并通过台湾的贸易商出口日本。东莞大部分玩具厂像这样，产品以外销为主，没有任何研发投入，没有自己的品牌和设计能力，因而除了低成本制造外，几乎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东莞制造”的玩具绝大部分都只是贴着别人的商标飘洋过海，东莞企业只是从中赚取在整体商品售价中占极小比例的加工费。
东莞玩具产业案例凸现着制造业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东莞倒闭都是一些出口的企业，主要像服装和钟表啊，还有织造行业，电子今年业，家具企业尤其明显，这些行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劳动密集的，产品附价价值少，没有科技含量的企业。
与此同时，同样是玩具行业，同在金融危机下，义乌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东莞、义乌为何冰火两重天？
2008年1月至9月，金华海关接受义乌小商品出口报关单21.25万份，集装箱40.44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26.52%和28.38%，增速大于去年同期近8个百分点。今年1至9月，义乌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到近1400件和900件，科技创新型企业成为义乌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义乌市玩具行业协会自主研发的语音识别娃娃，在一个传统的芭比娃娃身体中，加入一种具有语音识别功能的嵌入式芯片，就可以实现与人对话沟通。相比以前“不会说话”的娃娃，这种“聪明娃娃”的身价一下子从100元涨到了400多元，出口销势很好。义乌小商品市场内，近85%的商位都有新品上市，促使市场成交日益活跃。
什么成就了逆势中飘红的企业？在义乌有一批小企业，他们的定位与其他不同，不像大多数小企业一样什么好卖就生产什么，他们有自己可研发团队，他们会定期推出新产品上市，即便在金融危机中，他们的订单仍旧没有受到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增加。
为了给义乌玩具企业寻找生存和发展之路，2008年1月，一份由义乌市玩具行业协会制订的 《义乌市玩具产业战略发展规划》呈报到了义乌市相关部门领导的办公桌上。报告，将义乌玩具企业的发展战略分成5部分：战略合作伙伴规划、研发中心规划、品牌化推进规划、产业链整合规划、资本运作规划。
为打通玩具产业上下游，义乌市玩具行业协会与浙江大学建立合作，成立了玩具创意中心，设计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意产品并同时实现成果的转化。协会还与阿里巴巴公司诚信通部门和全球最大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机构SGS上海通标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抱团作战的方式，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增强议价和定价话语权。组建玩具企业联合采购联盟，增强与原材料供应商议价能力，并控制原料的品质；对下游则组建国内和国际销售联盟。此外，义乌玩具协会还准备连同国内外其他的协会和专业媒体刊物，组建信息情报中心，收集国际国内玩具产业的相关政策、动向、标准的改变等详细资料，及时提出应对建议。建立国际国内知名玩具企业的个案研究机构和国际贸易壁垒研究及预警机制等等。
如今，风雨飘摇的东莞玩具制造业是否可以从义乌经验中寻找到一些启发？

7．松山湖PK深圳科技园——科技创新案例对比
松山湖是东莞产业升级过程中一个尴尬的话题。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规划范围72平方公里,定位方向先是高科技产业，意在引进高科技企业落户生根，尤以引进世界500强为傲。后修正为研发基地,修建于2002年,是东莞倾力打造的科技新城。
松山湖从硬件和环境来说，绝对可以说是亚洲一流，据说深圳市长许宗衡亲临考察后大为震撼。
我曾经去过几次松山湖，白天进去的时候一样“大为震撼”，但是当我晚上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我很清楚地知道，就靠这个地方，不要说亚洲，就是连深圳也竞争不过。我出来的时候，诺大的松山湖，一片漆黑，连路灯都看不到，这样一个“鬼城”如何承担起高科技发展的重任。
现在的结果和我预期的差不多，据说，时至今日，松山湖引进的华为等7家企业，全系来自深圳。松山湖这个鸟笼，设计立意高妙，却形同空笼。偌大的园区内，企业屈指可数。这块水清草绿的园区,俨然一个精心装饰的超级大花园。然而园内却是冷冷清清,建园七年来,其研发中心仅孵化出七项专利。以至于3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东莞调研时,非常不满意。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也问“为什么松山湖有那么好的环境,高新项目却引不进来?”。
据媒体报道：东莞科技局官员诚心诚意从上海请来的四位IT精英最终只停留了半年时间,就无奈地撤离了，初创企业也散了伙。这个结果让当地官员也是始料未及。为了留住这些高科技人材，东莞市政府给予了优厚的政策，比如提供免费的办公场所，极其优惠的税收，资金扶持等等，他们居住在松山湖，不但景色美，而且工作的硬件环境不输与亚洲任何一个高科技园区，甚至比起硅谷，也逊色不到哪里。可是，所有这些，偏偏留不住这四位，非但如此，这样的环境让他们感觉“比上大学还苦”，刚到东莞几个月，其中一位技术初创人员执意要回上海，理由是他受不了这种除了工作就只能联机打游戏的生活，接着剩下的几个骨干的心也散了。他们抱怨说，“即使说我们不需要这里有歌剧院、艺术馆，但最起码，要能有些小书店，买到自己想看的书，有小咖啡屋，跟朋友有地方坐，有个电影院，偶尔看看大片……可东莞就是一片文化沙漠”，对于东莞久负盛名的夜总会大酒店等“娱乐产业”，他们觉得毫无吸引力，“太庸俗了”，于是拔腿走人。
东莞99年和深圳首届高交会同步举办电博会，到今天，深圳高交会风生水起，东莞的电博会却依旧处于尴尬的状态。松山湖号称引进了华为，能带来500亿的GDP，但华为进驻的不过是手机的制造工厂，只过不是深圳无法容纳这样一个庞大的生产基地所需要的土地才轮到东莞。
发展高新科技不是有钱有地就可以发展，更多是一个地方的创业文化。硅谷不过不是因为梦想和机制就不会有今天，深圳如果不是城市梦想的魅力也难以想象能诞生华为、中兴、腾讯这样的企业。
东莞要发展高新科技，在目前可能面临一些难以逾越的困难，即使在未来借助发达的交通能够网络使珠三角一体化的时候，东莞也需要靠加强创业文化和创新体制来打造属于自己的高新科技产业。

lan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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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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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葱

我已经失业4个月了，8月份之前一直在浙江地区交纳社保，我听说失业后可以领取部分失业保险补偿之类的，是不是真的啊？麻烦谁懂的帮我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