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现象：中国人口与中国社会

郑晓川

一、人口与红利

　　人口问题积聚多年，历史成因无须细究，简而言之有三个过程：

　　1、从建政之初的战争资源到文革后期成为国家包袱;

　　2、至改革中期，变身为改革开放的本钱;

　　3、终得以让“中国模式”惊鲜世界。

　　学术界将人口结构对GDP的影响，不失时机地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称之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由两个概念组成：

　　1、指中国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外来务工群体，并付出廉价劳动;

　　2、指为国家和企业赚取大量财富。

　　其本质表述，当是在劳资关系不对等的法律环境中，权资结盟，强迫劳方付出超额劳动的原始资本市场形式，其核心就是所谓“人口红利”所赐。蔡昉说：“人口结构带来了低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的优势，我们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

　　人口红利经济，从其本质上说，当属于后现代工奴制经济。

　　二、农民工现象

　　农民工现象，是人口问题在社会劳动力关系上的具体表现。

　　中国农民阶层，在建国后经历了固定农奴—自由农奴—半自由工奴三个历史性转变，虽然奴隶本质并未改变，但在“度”上略有松动，此即为其智慧发挥提供了有限的空间，也社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为中国特色提供了现实的支撑。但这种落后的负价值劳动力模式终究是不符合历史需求，故在其初期潜能爆发完结之后，其继续存在的理由也就随之消失，再后来，彻底进行奴隶解放，与现代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接轨，即成为中国下一步不得不走的必经之路。

　　1、生存现状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工商业改革特别是沿海外向型代工企业开始涌现，而农村改革又值强弩之末，乡镇企业大量倒闭，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转向城市寻求生存和发展之后形成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确立后，由“工一代”组成的数以亿计(一说1.5亿)的廉价劳动力大军，舍我其谁地担负起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重任，农民工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新一代产业大军的标志。

　　按照中国社科院2008年发布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的调查结果，2005年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921元，远低于城市工人的1346元，27% 的农民工月工资在500元以下。若按国际工资标准和社会福利待遇测算，中国农民工的工资绝对数额，在扣除了社全福利、养老保险等政府成本和企业成本外，其人力资源成本(即劳动收入)，实际上只相当于是国际标准成本的“负成本”，也即，他们承受的是负工资待遇，是在倒贴着青春以生命换取生存。

　　据统计，当代中国有4000万建筑工人。工作条件坚苦自不待言，多少人有过“昨日入城市，归来须讨薪”的经历，至今竟无人能知，因为这从未占据过官方的行政管理思维空间。

　　为求发展速度而不惜断子绝孙般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不但造成环境极大破坏，更至使各地矿难事故不断发生，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动辄几十人的大规模死亡(中美煤矿事故比750：1)，唯一受伤的就是外来务工者。在资本面前这不算什么难题，让家属们“情绪稳定”的终极善后解决办法，只不过是几十万元的生命补偿费用而已同，之后一切重头再来。

　　设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诸多电子代工企业，在生产简单的电器冲压件过程中，因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而使打工者往往注意力不能集中，许多人操作失误，造成断指和断臂，并由此催生了当地专门以截指截臂为业的“外科手术产业”。据统计，在深圳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中，每年有2万余人因工伤残，绝大部分是正值青春年华的未婚男女。1997年外来工最多的深圳龙岗区发生工伤事故近4000宗，与之相邻的宝安区多达6800余宗。有关人士透露，1998年的数字要大于1997年。仅开县在深圳的打工人员就达20万人，每年有两三百名伤残者伤心地回到故乡。

　　就这样，当他们的“剩余价值”这些牛奶被抽干，城市得以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多数人则被以种种光鲜的借口赶出城市，默默无闻地“告老还乡”。广袤破败的农村，再次成为他们生命的唯一归宿，农村，也再次为城市承担了发展之后的遗留责任。

　　中国模式下的一些特色性，如产业工人的低人权，让中国制造在价格竞争优势之余也饱受诟病，成为国外媒体的热点话题。在媒体关注下，国际社会往往以中国工人的低劣境遇做为实施贸易制裁的理由。这虽然有些让国人接受不了，但想想中国的工人竟最后让国际社会所担忧，而我们自己却还沉浸于“比较优势”的幻想中，是不是有些可悲?

　　2、失落的梦想

　　他们在异地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承受着背井离乡之痛和负人权的劳工冷遇，忍辱负重，经年累月地挥洒着自己卑微的青春和生命，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未来命运从来无人关注。这种灰色的国民群体，是不具有正式法律身份和不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地位至今仍未被正式定义，生活的城市也只要他们低廉的劳动，却不愿接受存在的现实。在创造出巨大的“中国奇迹”繁荣的背后，是千千万万农民工的血泪。做为中国模式下最重要的组成部份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不能确定，只能像失去家园的流浪猫一样，无助地随波逐流，如何能让他们产生对国家的认同和好感?

　　在引起世人高度的关注的富士康13连跳事件发生后，有人针对工人群体做了专门的调查，在1736位问卷调查受访者中，近九成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四成工人认为工厂没有工会，大部分人不知道工会的职能。

　　虽然同样工作(甚至付出更多)，却不能与原住居民、有条件通过政策性引进、以及以各种社会关系定居城市的人们在社会公共资源(教育、医疗、就业)和福利待遇(数金数险)上享有同待的权利，往往还遭受各种歧视(苦脏累险、欠薪、嘲笑)。

　　在城市缺乏固定的生活空间和生存条件，聚集于被官方视为有辱面子的贫民窋中，成为不得不年度往返于城乡之让的“候鸟族”，形成中国特有的“春运”奇观，造成不必要的运输压力，并引发决策层区域倾斜性投资建路的政策失误和诸多犯罪现象。

　　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学校中被安排本外分班区别对待，而且在一定的年龄段后，不能在城市参加升学和高考，必须要返乡读书，这也造成了一代儿童的知识体系断裂和心里失衡，为现实和未来社会埋下隐患。不少家庭为此要全家返乡，使一个个外来家庭的创业梦想就此中断。

　　一项来自中国政府的调查还显示，30%已回到出生地的农民工表示，正犹豫还要不要回到曾经的沿海工厂去。这说明了中国农村经济在面临破产，农村生活的现实状态，竟逼迫还乡农民再次萌生返城之意。

　　反观改革三十年的经济高增长，其实与前三十年的经济配给制同理，都是通过二元体制过度透支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国民权利，才取得了让人羡慕的成就，但这种歧视性的政策却也留下让人心酸的记忆(据统计，建国以来从农村透支的财富规模竟高达70～80万亿元)。现在正当改革处于再一次左右转向的十字路口时，确已到了必须反哺三农、归还历史欠帐的关键时刻。

　　三、人口红利终结

　　1、劳动力断层

　　有人将农民工比喻为中国的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现实也确实如此。他们的生活工作与他们的政治待遇一样，一直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地带。在强大的逆向制度安排下，在劳资权利不对等的法律环境中，看似有着“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的自愿选择过程，其实在强势的资本面前，他们只能以负工资和负福利的工奴角色，别无选择地接受微薄的工资收入以命换钱。这些，却被一些理论家们从表面的效率竞争原则上赋于一种似乎是公平交易的市场逻辑。

　　改革走过了二三十年，工一代(计生前)与工二代(计生后)的代际交替基本完成，工二代已成为主力。从近几年开始，尤其是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中国之后的拉动恢复期间，位于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竟然一度出现了少有的“民工荒”。“民工荒”现象，一方面证明了经济危机当时政策性引导安置的部份效果，同时也表明农民工希望有权利“用脚投票”的自然冲动，这让中国在赚足人口红利之后所长期积累下来的人口断层问题逐渐开始显山露水。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在中国4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到了总劳动人口的32%——10年前，这个比例仅为27%。

　　据称，经过三四十年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因此减少了3～4亿。因此，工二代绝对保有量较工一代大幅减少，劳动力供求关系正从相对过剩过渡到相对不足，经济模式正从人口红利时代过渡到劳动力短缺时代。这不但具有“刘易斯拐点”的典型特征(刘易斯拐点，是指经济在自然发展过程中，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应速度时，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价格上涨，由此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历史拐点)，还因为在中国特有的人口政策左右下，造成更加可怕的人口增长断层，同时引发劳动力断层危机。

　　“这部分的利益，将来是要偿还的。所以它不能成为真正的红利，实际上是一笔借债。”--- 茅于轼

　　中国在劳动力从平台期走向短缺期，但危机尚未完全显现的过渡阶段，由出生率下降导致的消费不足和产业结构、劳资关系失调等顽症欲加突出，意味着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出现有人没活做，有活无人做的就业压力与劳动力短缺并存的结构性困局。这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工二代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调查则显示，20至30岁之间的农村青壮年中，绝大部分在外乡打工。工二代多是移民二代，其总量在一亿强。成长起来的工二代们，因为信息化的普及和城市生活的熏陶，权力和尊严意识渐步提升，物欲同步增强，“宁闲匆卑”是他们生活的信条，追求更高的政治待遇和社会身份认同感已是人生的应有之义。所以，工二代也是觉醒的一代。在没有司法明确保护的灰色地带，因工致残的工人们往往与资方无法达成对等赔偿，工二代中的部份人主动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中进行着各种维权活动。这其中当以珠三角地区的著名维权律师周立太所维系的“空袖筒”族们的事迹最为可歌可泣。

　　在工二代面前，现有的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靠制度设计得以强制推行并被学界吹捧为“比较优势”的廉价劳动力---一直奉行的代工经济模式、和延续了近三十年的劳资关系(即低人权模式)正面临崩溃的挑战，在此后十年左右时间内将难以持续并命运多舛，“比较优势”也会自然消失，中国从此进入议价劳动力时代。议价模式，这也为劳工阶层争取更大的工作权利和政治权利提供了机会，为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

　　工一代和工二代现象，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建立工人自己的独立工会组织，是改变务工群体庞大却总体弱势的被动局面的有效途径，他们的政治身份和国民待遇，呼唤着中国法律的制度性确认。

　　为此，必须从打破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着手，反哺为“中国模式”一直付出巨大代价的相关地区和人群(09年，中国城乡选民身份比为：4：1);处理好现有失业人群的就业问题(据总理说高达2亿，加上隐形和低效率失业，当高于此数)，做好迎接转型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计生”反思

　　中国人口政策从建政之初的放纵和鼓励到70年代后80年代初的突然收紧，表现为冰火两重天的极端，在事实上造成了改革前的就业压力，遂有“计生”政策出台，中国人口因此减少了3～4亿。这似乎意味着，中国也同时减少了3～4亿人的抚养、教育、就业负担，被视为一项行政“成就”而夸大。

　　以外例说明“很多国家和地区，比如泰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甚至印度，没有实行长期的严格生育政策(博客专区)，但是他们的生育率仍然是下降的，特别是前面三个国家和地区生育率的下降比我们还快。”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以国内例子说明“山西省翼城县从25年前实施“两晚一间隔”的生育政策，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第一胎，30岁可生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居民可以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此政策实施至今，当地的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为重要的是，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一个县尘封25年的二胎试验 华西都市报(成都)

　　这说明，一种更人性化的引导型政策的出台，不但没有造成可怕的人口爆炸，反而是通过自然选择的方法，合理地完成了人口的自然传承和科学衔接。

　　按照正常的人口代际传承理论，一般应为一对夫妇生育二子稍多为宜，即2.0左右，翼城则正处于2.0区间。现在世界上具有较长期综合竞争力的国家，如美国，其人口出生率为2.08，这是美国继续被人看好的原因之一。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在30年前已经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龄化。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人口是增长还是下降，取决于现时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和历史惯性累积，其间有一个漫长的反应期。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哪怕及时出台多胎政策，中国人口数量同样将长期减少。

　　“1964以后三十年的人口高速增长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均寿命的延长，把平均两代人并存变成了四代人并存。从人口学上来说，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人口已经进入真实的或潜在的负增长，总和生育率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如果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2.1，仍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何亚福： 为什么20年后中国人口至少锐减30年之久?)

　　二十年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约为1700万左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地减缓。虽然现在的总人口数比三十年前增加了37%，但是每年新增人口的绝对数在不断降低，现在已经降低到600万左右。以人口的年增长率计，三十年前的增长率约为1.3%，现在已降为0.5%，比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还低，到2021年时人口不再增加。在未来的13年中，每年人口的增加数从600万降低到零，平均每年增加约300万人。这十三年中的总增加量只不过3900万人。2008年的人口数是13.28亿，所以中国人口的最高值不过13.7亿。不可能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14亿，甚至15亿。

　　在中国人口断层问题逐渐显现的同时，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四二一”家庭结构等老龄化社会特征也初露端倪。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应从长远着眼，有必要对现仍大力贯彻的计划生育这个“国策”进行重新反思和再定位，及早修正人口政策，亡羊补牢，实现理性生育和科学对接，挺过这一段转型期的坚难时刻，以避免未来中国因人口断层带来更大的老龄化、劳动力和人口传承难题，在未来二十年左右时间后，将会看到一丝重生的希望。

　　五、养老制度

　　中国从1997年建立了部分积累的养老保险制度,社会保障资金占GDP的6%，占财政收入12%弱。2008年6月底，我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1亿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2.4亿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例仍在80%以下，占国民总人数15%～18%左右。纵向观察，总体规模和质量有所提升，但横向比较，发达国家社会保障资金占到GDP25%～30%，占财政收入40%强，不难发现二者的差距。

　　实践背离了原有的目标模式，管理不当，效率不高，人群分配不公和区域布局不合理。特别是农村地区，虽有起步，但概念性大于实用性。目前户籍上的城市人口只有28%，农村人口占72%，即使将在城市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也算上，才占46%，还有一大半的人口在农村，包括农民和因老返乡的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农村人群，多数无法享有必要的养老资源，远未达到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以看病就医为例，多数人仍处在“小病拖延，大病等死”的困境之中(中国城乡医疗资源配置比为：125：1)。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和巨大的台阶状人口断层落差所致，支出加巨，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不断发生因亏损不堪，不得不将新的个人缴纳部分挪去发放给已退休人员的事情，收支已显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之窘。数据显示，2004年亏损部位已达7400亿，至今养老金空帐大约为1.4万亿元，年亏达1000亿左右，且每年在扩大，明显难以为继。

　　以上海为例：现在是1.5比1的赡养比，就是说每3个在职的上海人要养2个退休的，而全国这一平均是3.2个人养1个人。如此下去，极可能会从“矛盾”演化为另一个无解的“死结”。

　　如此种种，决非仅以“国力、国情、时间”说所能掩盖，需要终极追问的是政府执政为民的诚意所在。

　　到2025年，中国将有3亿多60岁以上的老人，未富先老提前进入老人化社会。

　　因技能素质之故，他们继续工作能力不强，压力也相对较大，用延迟退休的办法只能缓解，但治标不治本，最终必然会直接拷问中国的养老制度。所以，养老制度改革同样迫在眉睫，必须刻不容缓地提上议事日程。

　　让人忧虑的是，政府在升级或完善符合未来需要的养老体系上，应对思路和动作尚不明朗，短期内难以拿出合理的应对方案。养老，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十年时间内，危机程度将大大加巨。

　　右顾日本之例，不难发现其经济多年不振，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消费多产出少的人口老龄化使社会负担过重所致。但也必须看到，日本尚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成形的高科技产业、高素质的国民、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和配套的社会制度在支撑全局，渡过人口危机并继续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实力较中国要强得多。

　　六、转型的动力

　　从本文中例举的一系列现象中，我们不难总结出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几个关键词来，其中“人”的问题似乎是个挥之不去的核心。但是，在产业结构合理、科技创新频繁、福利制度完善、国民权利均等、社会综合效率高的环境中，却本来不是个“问题”，自可以通过社会性流动让公民自愿选择达成最佳配置，因此，人口反被视为最大的社会财富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始动力。

　　中国表面上“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人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解放思想”，就是解决了领导人的价值观和普通人的自由度问题，然后其它问题多应刃而解。中国新一代领导者在诸多压力面前，也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义无返顾地走“深化改革”这个不二法门，方为正道。

作者：金仲兵

来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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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xuexuanjing

感觉这个问题存在了好久了，尤其是人口比例失调，需要好长时间改善

CSRA

中国模式下的一些特色性，如产业工人的低人权，让中国制造在价格竞争优势之余也饱受诟病，成为国外媒体的热点话题。在媒体关注下，国际社会往往以中国工人的低劣境遇做为实施贸易制裁的理由。这虽然有些让国人接受不了，但想想中国的工人竟最后让国际社会所担忧，而我们自己却还沉浸于“比较优势”的幻想中，是不是有些可悲?

真是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