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权益伸张，立法当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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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本月底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将首次审议《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各方消息汇总显示，本次修改主要集中在对劳务派遣制度的细化和补充上。(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现行《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颁布实施，经过四年多的法律实践，确实发现和积累了不少问题，其实从该部法律颁行伊始，修法呼吁便曾一度成为热门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立法过程因各方利益博弈(尤其是力量极端欠缺均等态势的畸形博弈)，将可能导致的个中妥协，从一开始便隐喻和积蓄了当下困境的成因。

此次《劳动合同法》的酝酿修改，于保障劳工权益而言，显然需要解决最棘手的现实难题，比如劳务派遣的泛滥。自《劳动合同法》颁行以来，劳务派遣工数量激增，据国家有关部委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劳务派遣用工已经多达6000万人，劳动派遣用工共192万人，占职工总数的16%。今年4月，《经济观察报》援引全国总工会数据也显示，劳务派遣用工泛滥集中于垄断性企业和事业单位，一些机构“甚至有超过2/3的员工属于劳务派遣”。

如上数据显然与《劳动合同法》专节规定“劳务派遣”的初衷有极大悖逆，作为辅助型的劳动合同类型，因其对用工单位而言有更多的责任规避便利，以及法律描述的极尽模糊，使得劳务派遣在现实操作中呈现各种变异。劳务派遣成为用工企业(主要是各类大型企业)转嫁用工风险与责任的最主要方式，包括银行、通信、民航等大型企业在内的用工单位，乐于大范围复制劳务派遣模式，甚至不惜绞尽脑汁钻法律空子，概因该项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满是对用工企业的倾斜式呵护。这亦可作为理解《劳务派遣条例》长时间受阻、难以出台的关键角度——— 阻力源自哪里，现下利益享有格局便极有可能倾向于哪里。

而在劳务派遣模式下的劳动者，较之其他劳动合同形式，其合法权益的维护、劳工利益的表达都存在更多的制度性障碍。加之当下中国社会所普遍存在的多轨制用人模式，以及依附于该制度而产生的不同待遇、福利，形成包括所谓“编制”在内的诸项制度性不平等。劳动者无力改变，便只能趋之若鹜。自由价值在劳动权利中的扭曲，生存艰辛与对“不稳定”的恐惧，让底层苦楚在“更好待遇”面前需要被理解。但对此种现实言说中的社会不公根源，也依然需要充分而清醒的认知。

当下劳动者权益的不被保护，从来便不仅是具体法律条文与机制之辜，下工夫进行的细节修补，可能注定无法完全顺遂立法者的美好心愿。比如修法建议所力倡的“同工同酬同待遇”，乃基于现实操作中各用工单位对法律的“变通”，《劳动合同法》虽可明文规定劳务派遣工与企业正式员工的“同工同酬”，执行中却几乎难以阻挡被异化成了所谓“同工同酬却不同待遇”。而当“同待遇”被写入法律之时，会否又有诸如“同待遇不同福利”的各色变种？

再严密的立法也永远难以穷尽具象的违法可能，对各种涉嫌违法的预防与纠正，可以通过法律的细化，但根本却还在于对博弈主体的平等赋权。同时需要警惕“全能国家”的陈旧思路，一遇到问题便简单增加政府行政许可(对此仅作基本推演便不难判断，行政许可的设定于当下大型企业劳务派遣泛滥而言，是会药到病除，还是消极助长？)实际上，给劳工赋权，保障和细化劳动者宪法所赋予诸项权益的强势伸张，选真正能够代表劳工权益、积极有为的工会，让工资集体谈判务求实效，不仅会是对劳动者权益的呵护，同时也必然是对社会的理性减压。日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将“劳务派遣泛滥”，与“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以及“企业的长远发展”进行因果关联的表述，并非言过其实。

更好地捍卫和保障劳工权益与尊严，是《劳动合同法》跳脱出民法范畴而进入“社会法”领域的最根本意旨所在。在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基于劳工地位的相对弱势，也确有必要于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之外，给予弱者以更多权益自卫的底气。但再丰满的理想，总要遭遇“骨感现实”的阻击。彼时《劳动合同法》出台，南都社论曾厚望其“于灰暗的用工氛围中，向大众许诺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今法案小修所延展出的劳工权益保障话题，也依旧须有更开阔的视角去求解答案：不仅是立法，更应着眼于实践。劳工争取权利，法律应当而且必须成为其最大的后盾。(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浓墨山水

法律本是很严肃的，但到了贵党的领导下，就变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