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存在缺陷

郑晓川

随着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正在加速发展。人们担心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将出现短缺，担心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储备不足，担心中国的老年政策不符合中国国情，担心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可持续。
本刊特别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研究员，就以上问题进行解析。

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存在缺陷

　　领导文萃：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总有点让人不放心，现在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从宏观层面观察，中国的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否存在缺陷？
唐钧：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改革后就存在着先天的缺陷。这个问题要从养老保险的制度模式谈起：
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发达国家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养老保险基本上都采用了“现收现付”的筹资方式。也就是说，从正在工作的人那里收取保险费，然后给已经退休的人发养老金，这就是“现收现付”。当然，在有的国家或地区，为了未雨绸缪，在现收现付之外还略有结余。二战之后，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起福利国家，和平繁荣的环境，使得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普遍提高，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孩子却越生越少，于是，老龄化的问题就出现了。老年保障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保险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也面临着考验。
如仅从“保险”的角度看，社会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主要依靠两点：第一点，就是靠参加养老保险的人越来越多，新加入的人比退休的人多，这样才是可持续的。但是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告诉我们，退休的人会越来越多，而新参加的人则可能越来越少。因此，养老保险制度是否可持续就出现了问题。
　　第二点，就是拿养老保险基金的储备积累部分去投资，通过投资达到保值最好是增值的目的。如果投资效益好，基金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养老保险制度也就可持续了。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的股票市场正红火，火到只要投资买股票，就能发财。于是，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觉得，只要把基金拿到资本市场上去运作，养老保险制度就可以持续下去。所以，当时以“个人账户”为特点的强制性私人养老基金大行其道，在智利、在香港，都建立了这种模式的养老基金。
　　当时中国正值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筹资模式上形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延续以前劳动保险制度的现收现付模式，因为改革时已经有几千万人要领养老金；另一派主张要学习智利模式，要搞个人账户。当然从理论上说，两种制度都有好处也都有缺陷，于是争执不下。后来索性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两种模式都要。这就形成了现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
　　领导文萃：这种采两家所长结合而成的模式看上去不错，但实施起来效果怎么样？
　　唐钧：两种方式各取所长结合而成一种新的模式，从理论上讲，似乎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下，所有在工作的人，不但要拿钱出来供养已经退休的人，同时还要为自己储备养老金，这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企业和个人，缴费的能力都有限度。在中国，企业缴费的比例是20%，个人是8%，这个缴费比例在世界上差不多属于最高的，但实际上很多地方还超过了这个比例，最高的加起来能达到30%多。
　　然而，即便如此，当年收缴的全部费用拿来支付当年的养老金，仍然不够。1996年出台了新的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到1997年就亏空了50亿元，各级财政拿钱给补上了；以后的每年都有缺口，都是财政拿钱补贴。到2011年，这个的缺口已经是2272亿元，仍然是靠各级财政补贴。
　　领导文萃：这样的制度设计还有什么不良后果？
　　唐钧：在制度设计时，采用的模式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但是实际上每年收上来的保险费全部拿来给付已经退休的人的养老金还不够，所以，个人账户里一直是没钱的。这就又引出了1.7万亿“空账”的话题。
　　要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可能应该庆幸这1.7万亿元不在账上趴着。因为上面有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积累的部分只能存入银行，并且以一年期整存整取的利率计息。显而易见，基金利息是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如果账上真有钱，那必然也是亏损。
　　当然，按照理论设计，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是要拿到资本市场去运作的。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以后，国际上的资本市场是动荡起伏的，最终导致了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的股市更是几经折腾，现在已经处在一种疲软得近似瘫痪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靠用积累的基金投资来保值增值，也不现实。
　　中国还有具体的中国特色，如果我们现在把社会保险基金投入股市，是会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股市基本上是一个投机性很强而且封闭的资本市场，A在股市上挣了钱，实际上挣的就是B和C亏的钱。如果说国家运作的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股市，这笔资金就是所谓的“老百姓的活命钱”，理论上是不能赔的。有人把养老保险基金称为“国家队”，试想，全运会赛场来了一个“国家队”，金牌银牌铜牌照单全收，那地方队还怎么玩，只好撤出。但没有地方队参加，这又叫什么全运会，“国家队”自娱自乐也挣不了钱啊。所以，如果小股民玩不过养老保险基金，全不玩了，那养老保险基金又挣谁的钱去？
　　还有一个问题，当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所谓的“老人”，就是政策规定的1992年以前已经退休的人，大概2000—3000万人；加上“中人”，就是1992年时还没有退休但已经工作了多年的人，改革时规定是将他们的工龄视同于缴费年龄，但实际上这些人是没有交过养老保险费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但同样要领取养老金。当然这不能怪他们，计划经济时期，这一代人领的工资，实际上并非是劳动报酬，而仅仅是生活费，其他的钱都让国家拿去搞建设了。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这叫“必要的扣除”。所以不能说“老人”和“中人”没缴费，他们被“视同”的这些钱，就在国有资产里面。如果国有资产不认这个账的话，那么这就永远是一个缺口。所以讲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大的坑。
　　领导文萃：如果说，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这个缺陷是先天不足，那顶层设计又该怎么做呢？
　　唐钧：这些年，我们也在做顶层设计。但是目光都被局限在“保险”的框框里。就是说，一直在考虑，养老保险制度怎么多收钱，少发钱。想通过多收少发来平账，来弥补窟窿。这个思路我认为是行不通的。因为先天不足就缺了这么大的一块，再怎么多收少发，要把这一块补上也是千难万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可能的。所以真正要做顶层设计的话，必须再提升一个层次。再往上走，走到社会分配这个层次。站在这个层次上看问题，养老保障的问题就不是一个怎么收怎么发的问题了。
　　国际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退休时能拿多少养老金，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当这个人退休时，他所在的这个国家能够生产出来多少社会财富；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愿意拿出多少钱来让老年人度过晚年。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有丰富的物质财富，第二个是要有公平分配的意识。所以，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问题，养老保障不是一个“多收少发”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分配的问题。
　　我觉得从中国的国情来讲，养老保障制度肯定不能完全靠目前在工作的人缴纳保险费来供养退休的人。也就是说，收缴的养老保险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块仍然按现行政策走，该交多少交多少，不够的就让政府财政来补贴。在今后若干年内，这样的方式并不会出大问题。社会政策的一个原则，就是现行政策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一时不会出大问题的，就要继续走下去。这个原则称作“路径依赖”。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则要在尽量地穷尽所有的改革思路之后，选择对现行利益格局影响最小，最好是各方多赢的方案，在适当的时机出台改革措施。这个原则，对当今中国的深化改革，恐怕是最需要认真思考的。

延迟退休并不能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

　　领导文萃：养老问题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资金保障的问题。您刚才也提到，我们现在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了亏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也有各种方案。目前来说，官方最为属意的是延迟退休。您对这一政策有何评价？
　　唐钧：现在人社部提出，要延迟退休年龄，主要就是想节省养老金的开支。有专家计算，如果将退休年龄推迟5年的话，每年可以节省200个亿，他们想用这个办法来弥补养老金的缺口，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在所有的关于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说法中， 1.7万亿是比较保守的，就算这个数据今后静止不动了，每年节省200个亿，也得85年才能天平缺口，实在是杯水车薪。
　　更重要的是，延迟5年退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最近人民网的一个调查，有93.3%的人都反对延迟退休年龄。当然，网上调查会有其不精确之处，但是毕竟也反映了一个大致的民意吧，至少说明大多数人是持反对立场的。
　　若要问我的意见，很明确，坚决反对。从2004年以来，我反对了8年了。其实，经过这几年反反复复地折腾，延迟退休的问题已经变得比较复杂，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方案就是“一刀切”地延迟退休年龄，立马延迟到65岁。第二种方案叫做“弹性延迟”，这是学一些发达国家的办法，在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内，每几年推迟一岁。时间一拉长，公众的反应就不敏感了。过了十几年，同样能达到原定的目标。第三种方案就是上海的“柔性退休”，实际上就是退休时间或者领取养老金时间可选择。主要的政策对象是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因为他们是有“编制”的。体制外的企业退休不退休卡得不是很紧，无所谓。体制内单位中，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或高级技工，到了退休年龄，但单位觉得仍然需要你，你自己也愿意，那么就继续签约。第四种方案，就是有些人认为，男女退休年龄不一样，是男女不平等。所以要拉平男女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
　　领导文萃：虽然有目标不同的各种方案，但实际上人保部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所谓养老金缺口的问题？
　　唐钧：对于人社部来讲，考虑的就是填补养老金缺口的问题。刚才讲过方案中有两个方案，第一个就是一刀切，立马都提拉到65岁。第二个就是拉长时间慢慢来，每三年延迟一年，然后若干年以后，也就延迟到65岁了。
　　领导文萃：这几个方案各自有什么特点，实施起来有什么问题？
　　唐钧：先讲第一个方案，一刀切的方案肯定是不行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发达国家，一般来说，蓝领阶层是愿意早退休的，因为年龄越大对他们越不利。虽然，有人说现在自动化、信息化程度高了，体力劳动不像以前那么繁重了，但是现在工作的紧张程度，还有劳动强度，其实比之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对于蓝领工人，可能女性到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就力不从心了。同时，在企业里，年龄偏大的工人地位也是在下降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效率下降了。所以企业也巴不得他早退休。于是，双方合谋之下，早退休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弄个所谓的“有毒有害”，欺上瞒下的，就退休了。至于政府，因为企业的效率跟地方政府的政绩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地方上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眼开眼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现在支付的养老保险金可能50—60%都来自中央财政，所以地方上乐得大方。
　　现在的平均退休年龄，前两年讲是53岁。最近听到的一个可靠的说法， 51岁。很多人拿早退休来作为延迟退休的证据，但是这个数据真正告诉我们恰恰相反：试想，现在连60岁或55岁退休都做不到，再往后推5年，哪里有什么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如果说蓝领工人不能提前退休，可能会遭遇更大的麻烦，单位不知什么时候找个借口就不再跟他们续约了。这样的话，一旦失业，没了经济来源，但养老保险费还得交，这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如果定要强制让单位留人，而且要留到65岁，也有问题，因为这对企业而言，不又回到国企改革以前的状况了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企改革不就是把“4050”当作“冗员”给下岗分流了，才有了起死回生的奇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10年以前我们称下岗失业的这批人叫“4050”，他们下岗失业之后在拿最低生活保障，熬了差不多10年了。当年转制并轨的时候，他们是交了养老保险费的，现在到了拿养老金的时候了。当年的“4050”，现在正好“5060”。这一批人有2000—3000万。现在再往后推5年，这些人肯干吗。光想节省养老金，不考虑这些问题，绝对是不行的，因为跟着就是政治风险。天天叫“维稳”，怎么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领导文萃：与延迟退休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业，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是大吗？
　　唐钧：虽然近年来。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实际上现在恰恰是中国劳动力最丰富的时候，大概有9亿劳动力。我们社科院社会学所在2008年做了一个大样本的调查，然后在2009年的《社会蓝皮书》中披露，失业率大概在9.4%上下。这一下引起了轩然大波，权威机关出面反对，但这个数字跟世界银行的估计是大体吻合的，世行估计中国有1亿人处于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状态。
　　实际上，目前中国失业问题是头等大事。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社会分配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对现在的工薪阶层来说，初次分配还是养家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如果失业了，就等于失去了参加初次分配的资格，只能靠再分配，那么一般来讲，你就是穷人了，也基本上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了。
　　关于退休对就业的影响，还可以用一个数据来说明。现在人保部的一般口径，都是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有2000万左右，但能够提供的新增工作岗位只有1000—1200万个。这些新增工作岗位里面，大概有300—400万个属于“自然更替”。什么叫“自然更替”呢？主要就是退休。所以说，如果说把退休年龄往后推，那么意味这300—400万个岗位就没了。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考虑，一刀切的推迟退休年龄，肯定是行不通。
　　领导文萃：现在不行，那么是否可以说若干年以后就会成为需要呢？
　　唐钧：我原来也是这么想，但是后来发现，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现在把老龄化讲得很可怕，也就是说到2040—2050年之间，中国的老年人口能达到4个亿，占到总人口的30%左右。但是，中国是个人口大国，30年后人口绝对数的预测数字告诉我们：即使到老龄化高峰，中国16—60或6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人仍然有7—8个亿。从比重上看，已经小了很多，大概只有50%多一点。但是与我们期望的和可能达到的经济规模相比，我们的劳动力并不缺乏。
　　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有一个缺陷，就是年龄结构偏高，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偏大。如果说，我们把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那么就会使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更偏大。
　　所以，我现在得出的结论是，恐怕对中国来说，推迟退休年龄是没有必要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现在讲“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其中就包括提高自动化、信息化的程度、服务业向高端发展以及资本输出，等等。其实，这些经济增长方式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用人越来越少。看一下发达国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的发展轨迹，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失业人口日益增长，而这正式造成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之一。我觉得，从今往后，就业问题始终会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远比养老问题大得多。
　　既然中国毋需推迟退休年龄，所以前面所讲的“拉长时间慢慢来，每三年延迟一年”的“温水煮青蛙”方案，也就没有必要登台亮相了。
　　至于上海的“柔性”方案，是个好方案。因为这项政策另辟了“退休时间可选择”的蹊径。劳动者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单位需要，个人愿意，就可以继续签约。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公务员不在此例。不管怎么说，组织部门就是有远见，早就有55岁及以上的干部不再担任实职的规定。但即便如此，如今政府部门已经在为日益增长的“调研员”、“巡视员”位子如何分配而发愁。如果再延迟到65岁退休，“调研员”、“巡视员”或其他什么“员”一堆一堆的，一把手可能就得天天陪着他们玩了。
　　还有“男女平等”方案，其实不能一而概之，笼统地讲男女平等。因为女性这个概念之下，也是分阶层的。也有蓝领、白领和红领（官员）之分，利益不同，立场也就不同。如果将所有女性的退休年龄都提高到60岁，继而再提高到65岁，估计也会有70%以上的女性会跟你急的。
　　领导文萃：从国际上经验看，采用延迟退休的政策是怎么回事？
　　唐钧：从国际经验看，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因为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延迟退休的政策。当时已经老龄化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几百万，几千万人口，老龄化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所以，延长本国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就成为一种社会政策的时尚。比较有趣的是土耳其，也跟风推迟了退休年龄。但后来发现劳动力并不缺乏，于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规定。
　　领导文萃：当时那些国家采取延迟退休的政策有没有节省养老金的考虑？
　　唐钧：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应该说，当时这些国家采取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目标并不是为了节省养老金。因此，基本的政策思路是：不管你哪一年退休，以人均预期寿命计算，所得到的养老金的总额是差不多的。越迟退休每月拿的钱越多，总的来讲至少在总量上谁也不会吃亏。可能晚退休或者晚领养老金，最后得到的总额还更多。同时，寿命越长，超过人均预期寿命越多，得到的养老金总额就更多了。
　　当然，到了最近几年，有点不同了。推迟退休年龄是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实行紧缩政策。在紧缩的名义下延迟退休年龄，确实有节省养老金的考虑。但是，紧缩政策似乎并没有使欧洲国家走出困境。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走向经济崩溃的边缘，现在西班牙又开始要吃救济，下面可能还有意大利……所以，法国大选，奥朗德就提出要把2010年延迟到62岁的退休年龄恢复到以前的60岁，最后他赢了。
　　还有一点国内的关注不多，但其实很重要。发达国家可以采取强行通过延迟退休的法案，有其社会基础。因为发达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与中国不同，他们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以白领为主，要占到60—70%，所以能够获得多数通过。中国的阶级阶层状况恰恰相反，70%以上是蓝领。
　　简单地说全世界都在搞延迟退休绝对是一种误导，“全世界”的概念中还包括发展中国家。温总理刚刚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退休年龄基本上在50—60岁之间，有几个是采取了延迟退休的？仔细分析，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再说，“金砖国家”有几个采取了延迟退休的？往前数，“亚洲四小龙”有几个采取了延迟退休的？发达国家热衷延迟退休，实际上是被逼无奈。从结果看，他们的经济也并没有因此而好转。
　　领导文萃：解决养老问题，国际上提出了养老保障多元化的思路？
　　唐钧：是的，养老保障多元化讲得最多的，就是所谓的“三支柱”理论。第一支柱就是国家提供的基本养老金，相当于我们讲的“社会统筹”。第二支柱是补充养老金，我们叫企业年金，实际上就是“个人账户”，第三支柱是个人的养老储蓄。美国采取了这种政策，就是说，每个月你可以往银行里面专设的“养老账户”中存钱。上世纪90年代，每人每月最多可以存2000美元，免个人所得税。但是，将来提取时，还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但这项政策的目标是促使人们储蓄，在中国似乎没有必要。当然，真有的话，也不错。再到后来，国际社会保障学界还提第四支柱，就是社会服务或社区服务。
　　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我们现在也在做，但做的不好。我们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就是“社会统筹＋个人账户”，收缴的社会保险费太高，所以大多数企业也就没有能力来做第二支柱，即企业年金了。

中国特色的养老制度建设之路需要多方面共同发力

　　领导文萃：那我们怎么才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之路呢？
　　唐钧：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第一支柱就是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金，全国人民不分身份、职业，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资格缴费参保，由政府负责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在这一块，要讲公平，从国家领导人到偏僻山村的老农民，待遇应该差不多。基本生活需求是可以定量的，按生活必需品来计算。然后有地区差别，再按物价指数每年调整。
　　基本养老金还要考虑“路径依赖”：一是考虑现行政策，目前是社会各阶层按现行政策各交各的费，收缴的费用用于支付养老金支出，不足部分由财政补贴，也可以考虑让用国有资产的收益直接补贴。现在的情况是：城市职工养老保险财政每年补贴2200多亿元。但老百姓不清楚。养老保险基金有窟窿就怀疑政府是否挪用了，所以干脆将“暗补”改为“明补”。
　　二是考虑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给付标准，平均下来是每人每月2000多元。2005年，我在全国7个城市做过基本生活标准的调查，最高的上海是1100多元（包括教育），北京是900元左右（包括教育、供暖）。如果是三口之家，上海是3300元，北京是2700元。当然，7年之后，物价上涨了，人们对基本生活需求的概念也在变化，可以再作调查。但以当时的标准估算，现在大约也在2000元左右，也许会更高一些。这是城镇居民的标准，农村居民可以以此为基础加以调整。对于农村居民，还须考虑：保留承包地的是一种标准，放弃承包地的是另一种标准（应该接近城镇居民的标准）。
　　在基本养老金之外，还应该有补充养老金，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参加补充养老保险，或称职业年金。这一块，由政府立法监督，但由市场运作，企业和职工自愿参加。政府指定有资质的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参与运营，单位按职工的意愿选择承保机构，并可以退出和重新选择。这样的分散的“非国家队”的社会保险基金，就可以参与资本市场的运营了。
　　为了保证企业的缴费能力，可以考虑将现在的住房公积金合并到补充养老金中。这样也可以给运营补充养老金的机构多一条投资渠道，即让参保者按揭买房，从实际情况看，凡买房自己住的贷款者，基本上没有不还钱的。
　　领导文萃：你说的设想都很好，但恐怕一时办不到。
　　唐钧：非常可能。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要轻易地乱来，在延迟退休年龄上做文章。如果按照现行模式做下去，实际上也是“社保收费＋财政补贴”，在现收现付之外，略有结余。这样的模式，在若干年之内还是不会出现大问题的。
　　如果国家不想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我的主意就是把资金投到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中，由政府给出最低利率，当然起码是要高出CPI。再说，“老人”和“中人”的“必要扣除”，本来就在国有资产里面，让国有资产“出血”，理由完全正当。只有这样，滚存积累的资金才能有出路，才能保值增值。
　　另外，就是寄希望于中国的住房政策，如果住房政策不再像现在这样乱来，能够逐渐走向正轨，将来就可以考虑在“居者有其屋”的背景下，再加上“以房养老”，因为住房的保值增值功能是最好的。
　　领导文萃：如果实现了以上的设想，有没有可能实现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从整体考虑，譬如在老年服务方面，我们是否还应该再做哪些工作？
　　唐钧：从资金上来讲，实现了以上的设想，我觉得基本上就可持续了。但老年保障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服务照料的问题。老年人的需求至少有三块：第一块是资金，要有经济来源；第二块是要有人提供服务照料，第三块是要有亲情慰藉。后面两块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跟家庭照顾结合起来。中国本身有“孝”文化的传统，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还比较强。虽然子女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果子女回家照顾老人，就没了收入，生活成问题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一个思路，我觉得可以让一部分人提早退休，譬如50岁就退休，女儿退休金回家去照顾父母。然后，政府给你发一份补贴。用这样一种方式，既解决老龄化的问题，也解决就业的问题。
　　我的想法也是“弹性退休”，但并非只是一味地往后“弹”，也可以往前“弹”，强调的是可选择。如前所述，给个人选择的机会：一般的职业中，创造物质财富的正式的就业岗位，可以让主要年轻人去干；提供服务的非正式的就业岗位，可以主要让中老年人去干，包括回家照顾父母。专业技术性的职业中，譬如医生、教师，也可以在50—60岁之间选择退休，然后再到私立医院（诊所）、私立学校去继续工作。在就业上给人自由度大一点，市场化的选择性机制更多一点，中国人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就会更好一点。
　　实际上现在政府也想做好老龄工作，也不是舍不得花钱，在一些地方，在这方面花的钱七七八八的也不少，譬如倡导社区服务。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中国国情，与费孝通先生说的“差序结构”相关。中国人习惯向亲属而不是向社会求助，除非迫不得已，不会轻易接受非亲非故的人提供的服务。我们从80年代中期一直在讲“社区服务支持下的居家养老”，但除了一些“窗口社区”之外，在大部分社区这还是一句空话。我觉得最经济、最可行的还是让家里人回家去照顾老人，政府给他们解决经济来源问题。另外，也满足了老人亲情慰藉的需求。
　　领导文萃：家庭服务是否也应该得到社会的支持？
　　唐钧：当然，这也离不开社会支持。第一，在社区这一块，应该有社会工作者组成的管理和评估小组。也就是说并非你回家照顾老人，政府发钱就拉倒了。政府要通过社会工作者对你的服务进行评估，要看你服务得好不好，老人满意不满意，这是横向的基层社区要做的事情，目标是保证养老服务的可及性。然后，还要有一个纵向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体系，负责养老服务的专业化。这些社会组织中不但有社会工作者，还要有医务人员、营养师、康复师，心理咨询师等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专业人士，促使养老服务专业化。在家照顾老人的子女，领了政府的钱，那么每个星期恐怕要有2—3天要出来参加学习，由专业人士来教你，怎么为老人服务，这其实是很关键的，可以全方位地提高养老服务的专业水平。
　　如果说家庭养老服务能够做下去，就会有人觉得在为自己的父母亲服务之外还有余力，学了专业知识也想有更大的用武之地，那么这个时候他会想到他要去街坊邻居间为别的老人服务。如果他在为自己父母服务时有好的口碑，社区再给予组织上和经济上的支持，真正的社区服务才能普遍开展起来。
　　我们想一想，尤其在广大农村，怎么去搞为老人提供社会服务啊，其实是挺困难的。目前大多数农村敬老院的水平，一直都不高，有吃有喝，勉强活着就不错了。所以我觉得，以上的设想可能是一个出路，是一种最经济的服务模式。
　　当然，大多数人总会有生活不能自立或不能完全自立的情况，这就要入住老人院。但要考虑，在中国，大多数退休人员都是中低收入者，不可能支付高额的服务费用。所以，非赢利经营的养老机构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可惜“十二五规划”中没有把这一点写进去。还有，即便是按成本核算，还有一部分老人支付不起费用，这就又需要政府“出血”了。当然，也可以通过社会捐款和慈善事业的渠道解决一部分问题。
　　对老龄化中国的养老保障，我从政策上、从技术上、从方式方法上，还是持乐观态度。问题在于政府一定要头脑清醒，一定不要把局部的、部门的乃至个人的利益看得很重。只要政策对路，人口众多的中国是可以安然度过老龄化高峰的，也可以比较妥善地解决就业问题。

来源:唐钧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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