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权益要靠法律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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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复杂的心情看完了某报的《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我唯一的感受就是“幸运”：我足够幸运，出生在中国的大城市，可以受到相对好的教育，享受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有机会选择自己能够接受的工作，不必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而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之所以有这一切，除了感谢爹娘把我生在大城市，还能说些什么呢？

　　对于富士康的员工们，“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他们认为，“多加班的工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他们觉得，“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忍受这样的生活？因为家里没有钱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找到更好的工作。也许只能无奈说，运气不好，他们就是“穷命”。

　　但凡事不能都凭“运气”，尤其对于个人生存的权利和生活的尊严，要靠制度和法律来保障。政府有责任让全体国民生活得足够好，让本国国民都能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至少让每一个国民都能维持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有尊严”、工作的“有体面”。这不应是奢求和梦想，这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从富士康的高楼上跃下的九个年轻鲜活的生命中，我们却看不到“尊严”和“体面”。

　　在此，我不想再去抨击富士康工厂是吞噬生命的黑洞，国内某些企业的员工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从未中断过，这不是富士康一个企业的个案，这也不是一家企业管理漏洞和企业文化的问题。资本都是贪婪的，只要有制度的漏洞可钻，他们就会绞尽脑汁去争取最大的利润。在一个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大多数企业管理者的认识层次都非常初级的现实中，去高谈阔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和道德，无异于缘木求鱼。遏制资本的贪婪和保证国民的生存质量，要有制度保证和法律护航。

　　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重中之重在于改革分配制度，这个话题是老生常谈，但却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令世界瞩目，现在是否应该“反哺”国民呢？根据学者刘植荣的研究，中国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在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同为159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他同时发现，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水平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水平为50%；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为70%……而这一切的症结所在就是我国没有工资制度，没有制度来保护低收入者的工资，更没有法律来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

　　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看似提高了社会成本和财政负担，其实不然，这是推动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发动机。

　　在我们今天羡慕美国普通工人也能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时，不能忽视这与资本主义积累机制由泰勒制向福特制的转型密切相关。以低薪劳动和血汗工厂为特征的泰勒主义外延型积累体制，在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赤贫的劳动大众；而福特主义则将更多的利润还给了工薪劳动者，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有着巨大的消费胃口和能力的新阶层，这个阶层直接开启了拉动国民经济的消费马车，并推动社会向高技术与高薪劳动相结合的转型，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稳定。

　　九个年轻鲜活的生命义无反顾的走了，谁也不知道在他们临走时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但是如果只是请僧人来超度他们的亡魂、在工厂里设置几个发泄室、悬赏发现精神状态不正常的同事，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说，还会有更多的年轻人赴他们的后尘而去。只有从制度上、从法律上保证、保护了每一个劳动者的权益，“九连跳”的悲剧才能真正杜绝，劳动者才能工作的有体面、生活的有尊严，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健康、正常的发展起来。  

作者：陈泰然

来源：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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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容易，你要是富士康的老板，又能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