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怪象戳中农民工就业“制度硬伤”

hongjun

半月谈记者近期在浙江调研农民工就业问题时发现：无论哪一级政府都说不清本地究竟有多少农民工就业或失业；依靠农民工发迹的发达地区乡镇，干部竟然大念“苦经”，希望农民工能少来一些;同一省份，企业喊“用工荒”，农民工闹“就业荒”。

　　透视以上三大怪现象，我们发现：各级党委政府至今仍然无法为农民工就业提供必要且有效的公共服务;在向城乡一体化时代迈进过程中，从制度深层破解农民工就业难已是当务之急—

　　说不清、道不明的农民工就业数字

　　半月谈记者在浙江杭州、湖州、绍兴、义乌等地调研农民工就业问题时，碰到一个普遍性问题，即无论哪一级政府，或是哪一个政府部门，都说不清在当前严峻经济形势下，本地究竟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就业，或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失业。政府部门能讲清楚的，最多只是企业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

　　在义乌市劳动力市场，当记者询问春节后农民工就业岗位的波动情况时，该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说：“劳动力市场上人气没有明显变化。”记者追问：“是否出现了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状况?”黄允龙顿了顿说：“劳动力市场的情形，很难反应全市的真实就业状况。”记者接着问：“作为就业管理部门，是否对岗位减少状况，以及哪些行业就业受冲击较大进行过调查?”黄允龙没有做出回答。

　　在温岭市劳动保障局，记者也向该局副局长李玉友问起农民工就业波动情况，李玉友表示还没有就具体情况进行过调研，不过从媒体报道情况来看，他认为温岭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还可以。

　　同样，对于绍兴县有多少返城农民工需要就业，当地一些政府官员也说没有具体统计，至于就业岗位数字，则来自对当地企业的抽样调查。

　　[解读]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

　　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之所以说不清楚农民工就业数字，主要是因为现行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并未将农民工纳入登记范围。

　　“按照国家现行就业、失业登记制度，能纳入登记的对象只有城里人，于是就会闹出这样的笑话：经济很糟糕，大量农民工失业了，但我们的失业率还是很漂亮!”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指出，把农民工排斥在国家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之外，已成为当前我国就业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认为，掌握农民工就业数字是为其就业提供有效服务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把数字敲实了，才能增强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吴锦良主张，当前应尽快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把农民工纳入登记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失业预警机制。

　　为进一步完善现行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还应通过访问调查等方式，主动建立调查失业率机制，因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很多实际失业者或就业者，并不会主动到劳动部门进行登记。

　　发达乡镇党委书记大念“苦经”：“希望农民工能够少来”

　　湖州市织里镇是国内著名童装生产基地，大约有25万流动人口。该镇党委书记陈鑫堂向记者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农民工确实为织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内心来讲，我希望农民工能够少来，因为每来一个农民工，我的管理费用就要增加500元。包括治安管理、卫生管理、就医就学、劳动保障、供电供水等管网基础设施配套，去年花在农民工身上的管理费将近1个亿，镇里财政支出压力非常大。”

　　陈鑫堂做过一个统计，去年在织里打工的农民工每个人平均收入大约为3万元，“以25万人计算，那就是75亿元，这解决了多少家庭的生活问题，又为社会培养了多少有技术的熟练工和老板?但是从来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会从解决农民工就业的角度对基层干部进行考核。考我们的只有GDP，但GDP统计的是规模以上企业，能产生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和家庭工业不在考核范围。”

　　记者在很多农民工聚居地采访时发现，发达地区基层干部群体对陈鑫堂的“苦经”有强烈的认同：没有一个部门测算过管理农民工需要花费的社会成本和行政成本，也没有一套评价体系是从解决农民工就业的角度来评价基层干部。其实，那些有怨言的基层干部并非拒绝农民工流入城市，而是主张在大门打开以后，既要建立起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制度体系，又要有一套针对城市管理者的公平评价考核制度。

　　[解读] 让统筹城乡的就业考核像安全生产一样有“力度”

　　由于没有建立起统筹城乡的政府就业考核体系，基层干部缺少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的动力。很多基层干部和专家呼吁，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更多从就业角度评价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刚性的、细化的统筹城乡就业考核指标体系。就业考核指标应该像安全生产、社会稳定一样有“力度”。

　　上级政府应该把城乡就业率的提高、失业率的降低，作为对下级政府考核考评的重要指标。政府在衡量一个企业的贡献时，除了税收外，还应该考虑企业每年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发放了多少劳动者报酬。政府在评估一个项目时，要把这个项目能带来多少就业岗位列入审批内容。

　　企业喊“用工荒”，农民工闹“就业荒”

　　今年2月10日，作为我国纺织产业基地之一的绍兴县举办春季就业招聘会。该县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孙建华告诉记者，按照往年规律，元宵节过后是返城农民工求职高峰期，所以县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举办类似的招聘会，今年因为金融危机影响，估计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

　　然而现实却让政府官员和企业主们大跌眼镜。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的，完全是一派“粥多僧少”的供需态势：企业需要大量员工，而求职者寥寥无几，几十家企业的摊位前冷冷清清，不到中午，几乎所有的企业摊位都撤了。

　　绍兴县炎中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炎根说：“企业去年还有1000多名员工，但今年只来了600多人，并且缺口居然是去年的老员工。去年企业有30%是四川籍员工，今年这批人几乎都没有回来。为了紧急招人，我跑遍了绍兴市区、柯桥、衙前、萧山周边的劳动力市场，结果都和我们这里一样：没人!”

　　与上述“就业高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些地方则因为就业岗位萎缩，许多农民工无法实现就业，杭州就是这种情况。

　　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一处处长向明华向记者介绍说，今年在杭企业就业岗位数量比往年减少了1/3。在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前来求职的农民工把招工信息栏围得水泄不通。来自湖北房县的农民工卢力汉指着张贴在市场里的招工信息说：“有些信息很不真实，明明说那个企业要人，等我们坐上公交车，跑大老远到企业一看，老板却说人已经招满了，白白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和车钱。”

　　[解读] 农民工就业信息的收集与发布要“广、快、准”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告诉记者：“在农民工劳动力就业信息收集、发布上，政府基本上还是被动的。我们的统计只局限在政府建立的市、县劳动力市场，但现在真正到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农民工，所占比例非常低，劳动力的盲目流动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政府在农民工就业信息的收集、发布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才造成就业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农民工盲目流动以及就业供需的局部失衡。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保障局副局长陈英平建议：建立区域联网的农民工就业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迫在眉睫，农民工就业信息的收集和发布要做到“广、快、准”。

　　“广”是指信息收集点和发布点要多，将就业信息收集网络延伸至企业，将就业信息发布网络延伸至农民工居住区，甚至要与农民工输出地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及时把信息传达给返乡农民工，指导其有序就业。有条件的镇和社区要设立即时滚动的电子信息屏幕，使之成为永不闭幕的招聘会，以方便农民工求职。“快”是指信息更新要快，过时信息要及时删除，第一手信息要及时上传。“准”是指信息要准确，信息公布要科学易懂，要按地区、行业分类，岗位需求和薪酬水平均应公开，从而大大减少农民工无序流动，提高其求职效率和企业招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