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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一天,一个男人偷偷的登上了石家庄一座高楼的楼顶,跨在楼檐上,一条腿悬在空中。当时我就在楼下,目测那栋大楼至少有七八十米高。 那栋大楼是那个工人和他的工友盖起来的,当他爬上楼顶,以死要挟时,大楼里已经进驻了好几家企业了,可他们的工钱还被拖欠。 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农民工身边长大的。老家的男人们大多都是建筑工人,几乎一年不在家,等到年底回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聚集到包工头家里去讨要这一年的工资。他们坐在包工头家的炕上、沙发椅子上,在昏黄的灯光下,抽烟。地上烟头一地,屋里烟雾混着愁云。 有些包工头确实拿到了钱,但是就是不给工人发,到了年底就躲出去。而更多的包工头,确实也没有从工程方那里拿到钱,于是也只能躲出去,或者到工程方那里去讨薪。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包工头,讨薪未果,被工程方打了。他打电话给我,说准备带着一批人再去讨薪。如果再被欺负,那就干一仗。 你说,一年没在家呆的农民工们,到了年底,天寒地冻的,谁不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谁愿意一趟一趟的聚集在别人家,抽烟、发愁、诉苦?谁愿意登上七八十米的高楼,将自己悬在半空中?谁又愿意冒着被打的危险,一次一次的去讨薪? 广州市公安局的领导们,应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过这样的切身体会。他们的工资想必不会被拖欠吧?所以,当他们见到讨薪的工人时,当他们想到大批人集体讨薪时,最先想到的不是那些工人的委屈、愁苦、甚至绝望,而是这不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吧?他们最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能够化解矛盾,疏通劳资双方的矛盾,而是如果发生群体性事件,这些讨薪工人会不会做出什么恐怖活动…… 这,并不是拿这些工人们开涮,而是最真实的社会现状和地方政府的为政心态。正如曹林所说的,欠薪者再可恶,但是却没有损害地方政府的利益。相反,倒是那些讨薪者,不但破坏了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社会形象。 这,也不是为政者的意识错乱。而是体现了地方政府最真实的为政思路。在做为利益主体,而不是服务主体的许多地方政府眼里,这些工人显然是可恶的。与那些做为纳税大户、消费大户的工程方、资方相比,这些被欠薪的工人们不但不能为城市经济做出显而易见的贡献,也不能为地方政府创造高额的税收,自然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当他们动辄以性命相胁,动辄群体出动,群情激愤的时候,地方政府怎能不把他们当作危害社会安全的恐怖分子?至于说到强势与弱势,公平与法制,都不重要了。 而就在广州市公安局将“工人为了讨欠薪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假设为恐怖活动的同时,在重庆,那个打黑唱红的城市里,那个誓言发扬红色革命精神的城市里,数百个工人,睡在冰冷的泥地板上。包工头跑了,许多工人没拿到工资,几乎身无分文,每天只能吃白饭就咸菜。 童克震说,农民工寒冬睡地讨薪是文明之殇。但对于那些工人而言,“文明”这个词汇显得太大,太遥远了。对他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拿到自己辛苦赚来的钱——那些钱,可能是自己孩子的学费,可能是给亲人治病的钱,可能是明年买种子化肥种地的钱。 年底又到了,公务员的年终福利又提上了后勤部门的日程。做为南方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而言,广州市公务员系统,广州市公安局,应该不会没有年终福利吧?尤其是在成功进行了数次反恐演习之后,也应该有一些同志受到表扬吧? 而许多外出打工的工人们,则又到了讨薪的时候了。年关难过啊…… 凤凰网评论编辑:张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