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自杀"：权利贫困把孙丹勇逼上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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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团（深圳市宝安区）年仅25岁的员工孙丹勇，从12楼跳下身亡。此前，公司交由其保管邮寄给苹果公司的16部苹果iPhone样机少了一部，孙曾接受公司环安课调查。18日，孙丹勇的大学同学指称，孙在接受调查时遭到非法搜查、拘禁和殴打。（7月21日《京华时报》）

　　富士康公司在给苹果公司寄产品时，出现一台样机遗失，苹果公司怀疑富士康可能泄密，富士康面临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形下，富士康对样机遗失事件进行调查，包括对负责邮寄产品的员工孙丹勇进行询问可以理解，但是据其大学同学发帖调出其自杀前数小时的聊天记录称，富士康环安课在没有有力证据情形下怀疑是孙丹勇拿了样机，而且在调查事情过程中采取了非常规的手段，包括对孙丹勇实施殴打、拘禁与非法搜查。尽管当地警方表示，孙丹勇自杀前是否遭受殴打和拘禁正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无定论，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不是公司在缺乏有力证据情形下怀疑是孙丹勇拿了丢失的产品，并且使用了非常规的调查手段，年仅25岁的孙丹勇不太可能会在不堪压力之下选择轻生的道路。

　　近些年来，沿海地区一些企业被舆论指称为是“血汗工厂”，这些企业通过制定过于繁重的工作任务与严苛的考核制度，给予员工巨大的肉体摧残与精神压力，让这些企业的员工感到不能承受之重。2006年就有媒体报道称富士康普遍存在工人“超时加班”问题，女工日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有时一个月都没有一天休息；同在深圳的华为公司在所谓“狼文化”、“床垫文化”主导之下，近些年来也接连出现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在“血汗工厂”工作的员工由于常年承受着超出极限的身体与精神压力，一旦遭遇到诸如孙丹勇所遇到的各类突发性事件或困难与挫折等，就极其容易诱发心理障碍，甚至导致精神崩溃，出现通过自杀寻求解脱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些年来部分“血汗工厂”出现的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实际上是这些员工常年不堪承受的压力在各类突发性事件或困难与挫折“点燃”下的一种致命的爆发。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本能，所以部分企业主通过制定繁重的工作任务与严苛的考核制度涸泽而渔地驱使员工，给员工制造难以承受其重的巨大压力。同时，由于资本在与员工力量对比中处于强势地位，所以部分企业主有恃无恐地侵犯员工的各项权益，而员工出于害怕遭到辞退心理，面对来自企业主的各种欺凌只能选择忍气吞声，而这更助长了部分企业主的气焰，以至于更为肆无忌惮地对员工实施侵权行为，并因此而导致部分员工出现心理异常，甚至在不堪承受压力与权利遭损之下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孙丹勇在内部分企业员工选择自杀结束生命，实际上是权利的贫困将他们逼上了绝路。

　　正因为资本在与员工力量对比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所以唯有通过实施必要的来自企业外部的干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资本与员工之间的力量对比，才会真正有员工的劳动权益可言。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由于企业内部独立的工会组织尚未普遍建立，部分劳动行政部门执法天平习惯性地向着企业倾斜、部分地方政府为谋求经济增长片面维护企业利益等原因，对于资本与企业主行为的制衡付之阙如，并因此而造成员工权益难以获得坚实的保障。就此而言，富士康25岁员工孙丹勇自杀事件，实际上是再一次敲响了必需强化对于资本的制约、必需对企业主侵权行为实施强力干预的警钟，否则，如果任由部分企业各类侵犯员工权益行为发生，类似孙丹勇这样企业员工因为权利贫困而被逼上绝路的现象，就依然难以杜绝发生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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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珍贵的，任何一颗生命的殒落，都让人扼腕叹息。

我们在叹息的同时，在沉思，我们能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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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没有有效的申诉机制，并缺乏及时的心理干预是员工自杀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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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工作都是现在企业管理的弱势所在，申诉机制就算有的也大都是形同虚设，更不要说心理干预了。而员工的抗压能力差的，就容易走向极端，走向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