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芳：农民工入选《时代》年度人物的温情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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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09年12月18日 08:30潇湘晨报

《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日前正式揭晓，“中国农民工”成为今年榜单上的唯一上榜群体。《时代》评价称，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期，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并逐步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忍的中国农民工。（12月17日《广州日报》）

我不是《时代》的粉丝，也未必认同其所有价值观，但它对“中国农民工”的关注与褒赏依然让人温暖。岁末年终，盘点回顾的文章俯首皆是，惯性的焦点也无非有二:一是成绩，各级职能部门忙着晾晒账单，GDP、CPI等，检点宏观决策与微观监管的作为；二是问题，剖析危机下的民生压力，告诉大家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比如就业率、三大产业比值等。但我们从中几乎很难看到一整个庞大的群体，看到位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阶层在这一年的命运与喜乐。他们打工，他们挣钱，一切似乎都只是对等的交易，即便是“开胸验肺”了，跳楼讨薪了，也是零星的属于“审美疲劳”的花边故事，注定走不进我们同情或悲悯的视野，更遑论感恩。

客观地说，“中国农民工”的日子是比以往好过了些，但这个结论也只有纵向的历史意义。横向而言，在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之前，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价值低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干得多，挣得少”，可支配性工资增速缓慢，已经成为消费型经济的根本性路障。最终的结果，是劳动未必能致富，资本性收入却节节高升。

持续的金融危机，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农民工的不易。全世界都担心自己成为金融危机弯道超车中那位被超过的选手，为此而殚精竭虑。我们在为中国经济止跌回暖而欢呼的时候，大多会从政策层面深味决策的科学、施政的精当，却很少去感激“中国农民工”在这一场硬仗中的奉献与牺牲。这与我们的传统思维有关——成绩属于个人，责任在于“人人”，同时，也与“中国农民工”长期所处的相对性弱势地位有关——当“欠薪”和“老赖”成为社会热词，我们怎么能指望社会良心会从物质上的公平回馈，陡然上升到精神上的无限激赏？

理论上说，国家要强大，企业要兴旺，劳动法等要硬气起来，“中国农民工”的日子才会风生水起。一切的完美当然都属于奢望，但我们可以选择接近理想状态:“中国农民工”珍惜这份殊荣，而相关部门则更重视“中国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终有一天，即便不靠国外杂志的提醒，我们也会在时光的节点上深情回想起“中国农民工”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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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从中几乎很难看到一整个庞大的群体，看到位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阶层在这一年的命运与喜乐。他们打工，他们挣钱，一切似乎都只是对等的交易，即便是“开胸验肺”了，跳楼讨薪了，也是零星的属于“审美疲劳”的花边故事，注定走不进我们同情或悲悯的视野，更遑论感恩。

和把他们假想成恐怖份子的广州**局是何等霄壤之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