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森：谁是富士康的敌人？谁又在为富士康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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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5月20日 14:05南方报网

作者：贾庆森

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将自己置于裁判者的角色，利用民粹占据道德制高点。这必须予以警惕。但是，将媒体及民粹主义称为富士康的“敌人”，是否也是道德化的？

记者发稿的速度赶不上富士康员工跳楼的速度。富士康员工半年内发生“九连跳”，而老板郭台铭所请做的法事的高僧似乎还没赶到。该公司4月上旬开始规定，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目前已经成功控制了30起类似事件。

南方周末上周适时推出了报道，《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该报实习记者潜伏富士康28天，仔细观察记录了员工的工作生活。这篇报道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网友为这篇报道叫好，感慨青年工人们的压力以及工厂对人的异化。但是也引起了一些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1、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厂”；2、富士康工人的工作生活方式，是不是造成自杀的原因。奇怪的是，争论的双方似乎都对南方周末报道不满，南周似乎受到两面夹击。一方大概认为，南周的倾向性报道将自己虚拟为“富士康的敌人”，因此赢取民粹的欢呼，占领道德制高点；另一方则认为，报道对富士康“血汗工厂”的揭露不够彻底，羞羞答答，欲说还休。但是，总体上来看，这些争论都是有益的讨论，加深了公众对问题的理解。

倾向于认为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的读者及论者，都比较赞同南周报道。该公司辩解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并且反问，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那么每天数千人排队进入富士康，是不是他们选错了？还说，这九名员工的坠楼事件仅属个案，是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杨耕身在《“八连跳”之下谁在为富士康辩护？》中引用秦晖的考证称，“有无自治工会才是判断‘血汗工厂’的硬指标”。而富士康相关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工会的救助系统推广的力度还不够。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也表示，“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 秋风评论道，“富士康的辩解是无力的。这是一个带有过于强烈的物质主义色彩的血汗工厂标准，……完全无视人的完整性、把人当作流水线的附属品的工厂，就是最严酷的血汗工厂。”这就把“血汗工厂”的讨论引向更新的、更深的层次。许多报道与评论中也提及涂尔干《自杀论》中的论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很多也提到卓别林的电影，工人被异化为机器。南周报道中描述富士康员工的用词“碎片”，随即为论者所关注，并作为论述的例证。

秋风对工人碎片化生存以及人的异化问题，分析比较中肯。但他给出的解决办法，笔者却不敢苟同。他说，“至于拯救之道，说来并不复杂：把这些年轻人当成完整的人看待。做到这一点的简捷技术手段是，把流水线与生活分开，工厂解散宿舍，把住宿收入打入收入中。让员工回到社会中，他们或可恢复自己的完整性。”在他看来，社会才有人际交流的温情，但我认为，当前的社会也是高度离散化的，不仅仅是生活在富士康半军事化工厂里的打工仔孤独，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感到孤独。温情脉脉的小共同体时代，似乎正在作为农业文明的特征离我们越来越远。

对南周批评比较激烈的是凤凰网，该网制作专题《自杀：富士康不能承受之重》提出，媒体倾向性报道使谴责与质疑都集中在富士康身上。该专题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南周，但是随后，其评论频道编辑彭远文则撰写评论《富士康工人跳楼需要更踏实的调查和更缜密的分析》，直指南周报道“很糟糕”，“最大的毛病就是滥情、先入为主”。

该网专题最有力的一篇文章，是转载自2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是专栏作家老愚的文章《 富士康的敌人》，他尖锐批评河南《东方今报》，称记者撰写的报道倾向性异常明显，……认为如此便能博取道德制高点。老愚说，媒体“需要制造敌人，寻找敌人，这是媒体的生存之道。总有一些媒体热衷于扮演裁判者的角色，他们不相信企业，凡是企业员工和企业发生纠纷，那就一定是企业的问题；他们也不相信政府，预先设定政府与企业是穿一条裤子的，只有自己能主持正义，拯救无辜的羔羊……”“一些带有猎奇眼光的记者，刻意渲染富士康的自杀他杀事件，臆想劳资冲突。”“民粹主义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劳资对立。弱者似乎具有神圣感和道德赦免权。”

不错，老愚所批判的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将自己置于裁判者的角色，利用民粹占据道德制高点。这必须予以警惕。但是，他将媒体及民粹主义称为“敌人”，是否也是道德化的？至少还没有明显迹象显示，媒体总是以企业或血汗工厂为敌，总是取悦民众。甚至它们在处理与企业报道时，老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南方周末关于富士康的报道，特意在编者按语及记者手记中说明，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一个‘血汗工厂’的内幕,而是中国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是他们“一代人的命运”。至于说，哪个企业不在媒体上做广告，就会成为这个媒体的“敌人”，就会遭到批评报道的攻击。这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否存在于南方周末及富士康之间，这需要证据说话。

凤凰网编辑彭远文指责南周，“如果你们把报道中的倾向性、引导性甚至直接评述的语言去掉，看看还能剩下多少干货？把这些干货一一追问其真实性，以及文中的处理是否恰当，看看又还能剩下多少？”“实际上，报道中还是有很多内容是真实的，比如福特式的管理，……但是不是非要把它和“自杀”联系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我没有办法通过报道找到答案。”

的确，南方周末报道中并未直接断言，工厂管理及员工压力与自杀之间存在关联。实际上，妄下断言对于一篇报道，也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是社会科学研究，本质也只是寻找一个现象发生的多重因素，以及每个因素与结果的相关性的强弱，而不是断言A一定引起B。比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对山西疫苗的报道，他虽然采访了数量众多的死亡残疾孩子家长，但并不敢断言伤残一定与疫苗有关。当然，关于二者关联性，作者也并不是没有“倾向性”，他至少是怀疑有关联。新闻记者的职责仅仅是在社会现象连续性发生断裂后，去描述与该事件相关的现象。在描述中，因为报道篇幅的限制，总要有所取舍，这种取舍如何不体现“倾向性”，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或者说，这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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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自杀魔咒，一代产业工人的“苦闷”人生

富士康险些发生第十跳。寻求心理帮助的这两名富士康夫妻职工，事后坦言是因为二人的感情冲突。尽管发生了九连跳，但富士康的招工显然并未受到影响，与其他企业相比，其完善的福利待遇仍旧受到众多求职者的追捧。（5月18日长江网）而与此同时，富士康的新闻发言人刘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员工坠楼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坠楼者主要问题出在自身。今年富士康每天有近8000人在招募点排队，那么多年轻人希望到富士康工作，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会有那么多人来应聘吗？”（《京华时报》5月19日）
　　
　　发言人刘坤之问恰恰是富士康这个问题的纠结所在。既然富士康工资支付及时、职工社会福利较为完善，为何又接连发生如此密集的坠楼事件？
　　
　　富士康的坠楼悲剧能否和血汗工厂的盛名直接挂钩、能否作为一代农民工的“苦闷”象征，争论不休。但换一个思路，不拖欠工资、基本完善的社保以及劳工保护措施，是否就是工人的全部权利？
　　
　　以人权理论观照富士康企业管理，俯身于生产线上的产业工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基本覆盖的社保和劳保，那是属于生存权的范畴。社会更应关注的，是一代产业工人的发展权问题。这个角度或可作为解答富士康在完善社保之下的坠楼悲剧的原因之一。
　　
　　《京华时报》的记者采访了富士康的一位普通职工：“富士康讲的是‘速度’和‘效率’，在生产线上，员工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再被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一个管理严苛、作业时间长、技术含量低、机械性重复高强度的工作流水线上的工人，即便有完善的保护和社保，也很容易被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当人成为机器，而又心怀作为人的发展的苦闷，这内心的冲突又会发展一个什么样的极端？
　　
　　富士康模式，在代加工的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十分普遍。以富士康所在的深圳市为例，深圳市总人口1000多万，而户籍人口只有200万。就是说，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外来的务工者。大量的农民工潮水一样涌入这座城市，所寻不过是生存和就业的权利。这是富士康尽管发生九连跳仍旧招工火热的后备军。对于此阶段的中国，更大的悲剧在于，尽管九连跳、尽管军事化严苛管理，务工者仍旧前赴后继——在务工者为了生存二字辗转城乡之间的时候，去谈作为产业工人的利益表达权、企业民主权益参与权、带薪休假权、社会的法制保障机制以及本应给与的社会救助机制……这些作为人权的发展权问题，是否显得奢侈？要知道，在某些企业，工人的权益问题甚至还停留在及时支付工资起点上。
　　
　　而如果不去关注及时支付工资背后的工人发展权问题，富士康模式仍旧是还是一面光鲜的镜子。而富士康模式下的工人，不过是流水线上一个不自由的机器这个实质，是用无论如何覆盖完善的社保都难以掩饰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便脱身富士康，一个产业工人也都将面临不自由的困境。
[稿源：红网]
[作者：蔡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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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副市长调查富士康“九连跳” 调查组进入 2010年05月21日04:52人民网-人民日报

本报深圳5月20日电（记者胡谋）19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来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就富士康近期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进行调查，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

富士康近期发生的“九连跳”，已引起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由政府相关部门联合组成的专题调查组日前已进入富士康。

自2009年7月富士康发生“孙丹勇事件”，深圳市总工会多次派出调查组赴富士康，向员工直接进行调查，先后多次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报告了调查结果并提出建议，同时督促富士康工会做好善后工作。

据悉，深圳市总工会正在该市20余个外来工集中的社区进行抽样调查，掌握“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现状和需求。

富士康如何走出自杀阴影

5月14日，富士康一名安徽籍男工从宿舍5楼纵身跳下，当场身亡。

多年雄踞内地出口200强榜首、2009年全球企业500强排名第109位的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从今年1月23日至今，竟连续发生9起员工跳楼、共造成7死2伤的悲剧。而在2007年至2009年，该企业也曾发生过多起员工跳楼事件。

企业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接连发生悲剧的富士康，究竟是不是“血汗工厂”？

据称，富士康员工薪资不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加班按劳动法规支付工资，免费提供工作餐、住宿，依法购买保险，享有国家规定的假期……深圳市总工会也在有关报告中说，未发现富士康存在强迫加班、严重超时加班等违反劳动法规现象。

但是，富士康的另一统计数据却别有意味：企业基层员工每月流失超过2万人，占职工总人数的5%。

富士康许多员工认为，这里“不尊重人”、“把人当作机器”、“劳动强度太大”、“如果不加班，待遇也高不到哪里去”……

深圳市总工会调查时认为，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也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

一位富士康员工说，如果用工方式、管理方式不变，富士康还会发生“连跳”。

人际关系陷入“荒漠”

23岁的贵州籍员工蒙景迪，与今年年初跳楼身亡的马向前住同一个寝室。蒙景迪说，他们寝室住了10个人，平时大家基本上没有交流，蒙景迪住了7个月，还不知道另外9名室友的姓名。

富士康许多员工认为，尽管富士康称，企业理念为“视员工为第一宝贵财富”，但其实，员工的上下级关系和同事关系非常紧张、冷漠。

一位富士康员工说，随便说话就会被上司批评，甚至记过，所以心里有话也不会去找主管说，也没时间与工友交流。

有媒体评论，由于种种原因，富士康的员工陷入了“人际荒漠”。

据悉，富士康目前已成立 “关爱中心”。当发现22岁的男工卢新存在心理问题后，“关爱中心”的“预先干预”是：让工友“联系主管”。此举并未能阻止5月6日的“第七跳”悲剧。卢新的一位工友认为，仅靠形式上的“关爱”，阻止不了悲剧的发生。

员工难以融入社会

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许多富士康普通员工空闲时的去处，除了宿舍，就是大大小小的网吧和小吃摊。

富士康目前在深圳共有42万多名员工，仅在龙华厂区员工人数就超过30万人，其规模堪比一座城市。实行“围墙管理”的富士康，尽管在厂区内建有一些商业、文化等设施，但远远不能让员工完整地融入社会。

富士康的人士说，作为企业，“我们既不具备管理城市的职能，也没有管理城市的能力”。有媒体和专家评论认为，把频频发生员工“跳楼”事件完全归咎于跳楼者个人或企业，“显然都说不过去”。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将公共服务延伸到外来工的集中生活区，“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富士康吸引着数十万外来工迁移到龙华，政府却缺乏相应的社会管理配套机制。他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公共政策等，作出长远规划，打开企业的“围墙”，让员工更多地融入社会而不是被封闭在厂区。

“新生代”外来工需要关怀

在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外来工已经超过85%；“连跳”事件的涉事人最大不过28岁，最小的仅18岁。在富士康近日对员工心理状况所进行的摸底排查中，投诉、求助的员工达483人。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认为，“新生代”外来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城市生活也相对熟悉，对生活怀抱着更多的梦想，但生活中的困惑与压力，梦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得他们比上一辈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所以，要更加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怀和帮助，从制度层面保证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

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也表示，必须重视对“新生代”外来工的现代心理教育，同时摸清他们的真正需求，了解他们面临的、希望解决的问题，“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