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级政府应主导民工加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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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6月16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若麟：各位好，欢迎收看《时事开讲》，我是王若麟。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佳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了北京的社区和工地，看望了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农民工，并且表示要关心农民、爱护农民工、尊重农民工。的确现在很多的农民工是来到了大城市里，在那里落地生根，所以农民工的权益该如何的保障也是让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广东地区，最近一段时间对于雇佣了大量农民工的制造业企业来说，颇不平静，在短短一周之内，富士康就两次的上调员工的工资，从800元上调到了2000元，提高了66%。富士康的这个举动也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像在广东佛山的一家汽车厂也是宣布加薪24%，再加上其他省市的一些厂子也是不断的上调员工最低的薪酬标准，所以加薪成了这个月的热门话题。

　　相关话题，我们请时事评论员朱文晖先生来点评分析。朱老师，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加薪潮在各大企业轮番上演，有的企业还是在观望。您认为加工资到底该怎么加，政府又该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中国各级政府应主导民工加薪潮

　　朱文晖：其实从5月份开始到现在，我想这个事都还在讨论当中，而且它不单是对工人本身很大影响，对企业很大影响，政府的政策，我觉得也应该做出一种比较大的调整，同时国际社会也在高度关注中国加薪也好，还有和加薪相关的一些罢工的行为也好，也关心中国这种加薪之后，对整个出口商品价格会不会带来涨价的压力，我们一会再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在这一节先谈一谈，其实我们看到加薪和它相关的就是很多地方工人有罢工的行为。因为从企业本身来看，每年都会有一次加薪，今年企业因为很多企业的业绩不错，它加薪的幅度低于工人的期望，所以很多工人，比如说在一些厂里面，很大型的厂，他们就发动罢工的行为。

　　我们也看到这些行为，我们应该怎么看?政府和罢工又有什么关系，从现在这一轮高潮往后又应该采取什么政策进行协助，我觉得我们应该关心它后续的一些发展。

　　首先，对于罢工应该怎么看?从现在看到媒体对罢工的一些处理来看。第一，罢工不是违法的，因为如果说违法就会有警察，其他的这种社会的冲突，现在看来，罢工不说它是合法，但是它至少不违法。这也就意味着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地方，如果他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去选择罢工这么一种行为。

　　第二个，工人提出了涨工资的要求是不是合理，现在看来暴露的这些情况看，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像广州这家汽车零部件厂，我们其实看到工人的工资非常低，而且这家企业大量用的是实习生，它可以把日本那套东西带过来，但是日本的实习生是有明确的时间限制，而且有比例限制。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大面积的用实习生，我觉得这个是钻了中国法律的一个漏洞，但是去年的时候，按照媒体报道说日本汽车厂赚了很多钱，工资又是涨的如此的可怜，所以从企业角度来看，它并没有说，怎么样把它的成果让工人共同享受或者让工人稍微多得一点点，它没有这么考虑。结果罢工之后，它又不让步，最后其实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就是它付出了非常巨大的利润损失。

　　它整个企业管理非常好，而且它整个零部件的供应都是零库存的，所以你要真断了几天之后，马上全线就会缺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企业要考虑未来，它要主动，但是第二个问题，工人选择罢工之后，工会和他是不是站在一条战线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提出来，工会要集体协商他的工资，集体的谈判权。我想这个是一个开端，未来工会应该怎么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感觉到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它有什么一个明确的态度。

　　今天，其实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美国的劳联-产联是美国最大的工会，我们读历史都知道，这个工会非常厉害的，但是他现在对中国采取一个比较敌对的态度，他们也高度关注中国现在劳工工资过低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我们以后在一段时间要迅速理清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现在应该做什么?因为从中国整个往和谐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比较多的罢工其实不符合和谐社会。政府有没有一个方法，在企业不愿意主动大幅度提高工资，我觉得像富士康这样连续两次大幅度调工资，肯定企业还是少数，他有实力，当然他可能有其他的布局能配合他提高工资，但是大面积的制造业企业来说，他是很难像那么高的提高工资的。

　　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现在中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他可能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比如说，比较大幅度的提高最低工资的待遇，因为我们最低工资确实和我们说的简单再生产都很难进行维持，不防把这个工资提高的更大幅度一些，而且树立一种机制。比如说，和物价上涨也好，和企业的利润进行挂钩，我想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在劳动市场和劳动合约当中，怎么去规范一些企业，它去规避中国传统这种法制漏洞，比如说刚才提到他大量用实习生，怎么去保障这些实习生的利益，另外就是加班工资的问题，还有超时加班，怎么进行协调，怎么进行处理，所以我觉得如果政府把这些事情做好了，它就可以相对减少那方面的压力。

　　因为罢工其实谁都不愿意看到这么一个结果，它对工人也是一个损失，对企业也是一个损失。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系列事件，它仅仅是一个开端，但是它延伸出一系列比较深远的问题都需要中国的相关部门的政策迅速跟上它。

　　王若麟：谢谢朱先生，稍候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就继续探讨一下，关于国际间认为中国企业去加工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焦点，我们一会见。

　　王若麟：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开讲》。最近一段时间，国外的一些机构和媒体对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论调和论点，他们说中国正在输出通货膨胀，理由也是五花八门的，其中就有广东的某些地方的工人工资不断的上调，有15%-20%那么大的幅度。还有说中国制造业面临着能源，原材料涨价的压力，所以成本也在不断部分的增加。

　　涨了价的中国产品输往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所以加剧了那里的通货膨胀。这种论点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呢，我们请时事评论员朱文晖先生来点评分析。朱先生，您对于中国输出通货膨胀，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加薪潮短期内不会造成中国输出通胀

　　朱文晖：说到中国输出通货膨胀，它就和以前中国输出通货紧缩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当然西方形容中国时候，新闻界也好，或者是一些学者也好，他们用这种极端的提法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我们觉得看到在过去的15年当中，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在沿海地区生产了大量优质、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商品放到了各个国家的货架上面，它对稳定全球的价格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考虑到在过去的一个经济周期的高潮阶段，从2002到2007年，在这个阶段，其实全球的货币流动性非常充足，但是我们看到商品的物价，特别是通胀率并不是很高，这里面就和全球化的分工，特别是中国大量的生产能力融入到全球去有直接的关系。

　　好了，现在说好日子是不是过了，就是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为什么好日子过了呢?就是从这次大规模加薪开始，因为大规模加薪就和我们想到另外一个方面了，叫做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变，它有关联度。

　　我们以前的时候长期看到，说是中国处于国际贸易不利的一方，最经典的就是谈了中国在铁矿石的国际谈判当中，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但是我学国际贸易的时候，按我以前学习的那些课本。

　　从50年代一直到大概90年代，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条件都是恶化的。为什么这几年中国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呢?当然这个是不是现实，但是另外一个跟这个对应的现实，中国自己生产的东西是不是卖什么，什么就便宜，我这方面的国际条件是越来越不利，但是我们其实看到了今年，其实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

　　就是中国的很多出口商，他在和外国买家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具备了加价的筹码比以前要多得多，所以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调查，说大概今年53%的这种出口商接受调查的比例，说是他可以加价，可以加价就意味着慢慢的在国际贸易条件上得到了改善。

　　这回很明显的，就是工资上涨，我们看到标杆企业富士康和苹果协商的结果，苹果是愿意主动拿出他一部分待工费，多拿一些给一线的工人，帮他生产相关产品的工人，但我们看到可能这是一个个案，但是这个个案由于富士康是一个标杆企业，苹果也是一个标杆企业。

　　它是把中国最大的生产能力和全球最潮的产品直接对接的，但是它势必就会蔓延到整个珠三角非常庞大的，也包括沿海地区非常庞大的这种生产能力里头去，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外国有这种担心，我们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它还不至于马上就输出通胀，因为它有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这里面也会衍生出一个问题来，如果中国东西涨价了，其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东西能不能替代中国。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又比较困难。为什么比较困难?比如说，长期向西方供货的东南亚国家，我们看到一方面他的人口规模有限，特别是越南和泰国，像印度尼西亚虽然可能人很多，但是印度尼西亚的政局不是很稳定，而且它教育程度又相对的滞后一些，所以它没有办法替代。

　　还有可能跟印尼可能有些类似的，有些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像南亚国家，比如说孟加拉、印度，他们的制造业似乎上来了。我们看到了在某种程度上，这几年他们像制鞋、皮具，还有制衣，这些相对比较传统的劳动密集行业，他们确实是上来了，但是到电子这一块，他们差距还非常远。而且我们知道电子讲究所谓的集群效应和整个产业链的布局，所以我想在一时半会，其他国家的这种生产基地很难能够替代中国这种加价的商品。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中国这次加价之后，涨工资之后，他对于全球的这种产业，这个布局的变化和对于整个全球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的一个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关注只是从个案开始，它很可能在一个2到3年时间就变成一个趋势，就变成一种长期，大面积的可能会比较大的改变国际贸易的一种结构和趋势。

　　王若麟：好的，谢谢朱先生，稍候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人民币汇率受到美方不断的压力，中方到底该如何面对，我们一会见。

　　王若麟：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开讲》。今天的新闻当中说中国再一次增持了美国的国债，已经突破了9000亿美元的大关，以后达到了9002亿美元，也是伴随着6月末G20的多伦多峰会，以及下半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最后美国再次向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并且威胁说要应用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来不断的对中国实施制裁。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朱文晖先生来做点评分析。朱先生，现在人民币汇率好像又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和热点，而且G20峰会马上就要在6月末举行了。据有的经济学家说，可能作为见面礼，中国可能会把人民币汇率上调1到2个百分点，但是可能，这也是一家之辞。您认为中国到底该如何去应对呢?

　　贸易顺差成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借口

　　朱文晖：我想其实在三月份的时候，美国掀起一轮很强大的对中国的压力，当然由于其他方面相观的这种协调也好，我们看到一直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的行政部门表现都还是比较克制的。当然这里面也可能跟一些技术性的原因有关，比如原来美国对中国汇率施加问题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对美国也很大的贸易顺差。因为贸易顺差，所以你的汇率要升值，恰好在美国压力最大的时候，中国在3月份就出现了贸易逆差，等于说美国自己打自己一个嘴巴。

　　我现在贸易逆差了是不是我的汇率就低估了，所以美国当时技术上就没有理解了。当然我们后来也看到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面，双方都说这个事情要用外交管道继续保持沟通。当然美国方面也是不停的向，比如说它的行政部门向国会也好，向它的公众也好，说正在向中国施加压力有耐心，这是中国自己的事。

　　到了5月份这个情况又变了，因为那个技术理由又变回来了，因为中国又出现了19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恰好美国又对中国出现了19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国对所有出现顺差了。而美国又找到词，你不是说你原来是逆差，你现在是不是又该升了，所以我想这些是技术上的理由，但是从整个趋势上看，美国对人民币的压力是一直没有放松的，所以国会那边也开始在运作。

　　当然国会以前运作的时候，首先它强调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我们说它是没有经济仔细的研究，说40%、多少多少，他这个提案，我们看到也是比较明确式的，既然是拿来说一说，表示自己在选举方面能够得到关注，但是现在到了比较实质的东西，就是刚才你说到的，它是不是要把，它不是一个全面对中国来进行一个贸易上的报复。

　　比如原来有人提议，给中国所有来得商品都按20%或者30%、40%，这么一个税率来收一下。就是人民币低估的幅度收多少，补回去，它现在不是的。因为那个肯定站不住脚，对中国来说，可能美国受的损失比中国生产企业还要大。因为我们知道，像刚才我们谈的富士康这样的案例，中国拿的利益很少，更多的是美国的零售商和美国的品牌商、美国的批发商，他的渠道，他拿的，还有美国的消费者是得到好处的。

　　它现在想做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把这个变成个案，就是以后，比如说美国在考虑个案的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时候，它加入它估计的人民币低估40%，这样它就会对中国的这种以后的企业造成一个非常实质的一种伤害，而且它一旦成为一个惯例之后，你可能就永远被它套住。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双方自然就进入新的一种角力，就是美国找到一个新工具让你觉得比较害怕得了。

　　这个时候，我们也回答了一个问题，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反复强调要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这三个原则去推进汇率的改革，但是我们一直也就看到，到了现在国际的形式一天一个变化。可能三月份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像全球经济开始比较稳定的复苏了，它突然又出一个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欧元的贬值。

　　欧元一贬值，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它突然贬了15%，而且欧洲很多国家是乐见欧元的贬值来增加它的出口商品竞争力，中国马上说，我这个出口是不是有压力了。因为有压力，我这方面是不是缓一下。那个事情还没完，又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我这边工资又上涨了，而且涨的幅度比较大，你再汇率来一下，我是不是企业就受不了呢?

　　因为对美国那边就不这么看，他认为总是有理由不动，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其实也可能是中美又在进行行政方面沟通的时候，碰到非常大的不一致的意见，我们才可以看到像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他在国会做证的时候，就再次指责人民币的汇率是全球失衡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

　　所以我们也可以预计到在G20峰会当中，美国是不是对中国施加压力，它这种压力可能最后不一定在外交措词上，或者他在峰会当中，或者在峰会的双边会谈当中直接体现出来。因为这种峰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底下已经完全沟通好了，而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是最关键的，就是讨价还价，你出一招，我出一招，用什么样的理由，你怎么样做。

　　朱文晖：人民币应盯住一揽子货币

　　至于说人民币是不是要动，我自己的判断人民币还是应该要尽快回到我们在金融风暴以前，就是2005年到2008年这个机制，我们的一揽子货币，而不是直接挂着美元，我们可以以一种比较小幅度灵活的调整措施，这个其实也是符合中国一贯的这种表态的。

　　因为我们这么挂着美元，我们可能再跟他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们强调有自己的理由，但是它也有它相对不利的之处，而且时间长了，这个不力之处也会放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既要考虑外部的因素，可能更多也要考虑内部的因素。

　　它作为一个综合的这种判断，其实汇率的变化，可能在越不关注的时候，越是最好的机制变化的时候，你越顶的时候，可能越不动。我感觉像5月底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其实也有不少的学者，他是这么一个看法。

　　王若麟：好的，谢谢朱先生，顺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事开讲》，端午节开心，我们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