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朝臣们看到龙椅上坐着一位打补丁的皇帝,上行下效,纷纷扎破官服打上补叮一次,道光皇帝看到军机大臣曹文正朝服的膝盖上打着块醒目的补丁,突然问他:外面给破衣服打个补丁需要多少银子啊?曹文正一愣,看看周围的太监,发现太监们都不怀好意地瞪着他。曹文正头皮发麻,只好往海了说:外面打一个补丁需要三钱银子。三钱银子当时都可以买一整套普通衣服了,曹文正心想:这下大概和内务府的太监们报给道光皇帝的“工价”差不多了吧。谁想,道光皇帝闻言惊叹道:外面就是比皇宫里便宜,我打个补丁需要五两银子呢。曹文正一下子就懵了。
谁想,道光皇帝继续问:外面的鸡蛋多少钱一个啊?曹文正赶紧回答:臣从小有病,不能吃鸡蛋,所以不知道鸡蛋的价钱。内务府给道光皇帝吃的鸡蛋一个多少钱呢?我们可以从光绪年间的“鸡蛋价格”佐证一下。光绪皇帝很喜欢吃鸡蛋。当时一个鸡蛋大概三四个铜板,但内务府的采购价格是三十两银子一个。一次,光绪皇帝和老师翁同龢闲谈,突然说:“这鸡蛋虽然好吃可太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吸取了曹文正的教训,赶紧推脱说:“臣家中只有遇到祭祀大典才吃一两个,平时不敢买。”光绪终生都以为鸡蛋很贵,连朝廷大官都吃不起。为此,他每年单单吃鸡蛋就要“吃”掉上万两白银。
以上就是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的第一招:低买高卖。
皇帝虽然给内务府规定了条条框框,但毕竟身居深宫,对正常的市场行情并不了解。内务府就从宫外平价买入(有的时候干脆就是抢)物资,然后高价报给皇帝(反正皇帝也不知道,大臣们一般也不敢说)。表面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违法甚至违规的地方。鸡蛋如此,补丁如此,工匠的工钱更是如此。中间的差价就成为了经手人员的“灰色收入”。每年,皇帝和紫禁城的“合法开支”就有四五百万两白银。
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的第二招则是:直接贪污。
内务府的监管制度可谓严密,可制度是人执行的。内务府系统越来越庞杂,人越来越多,漏洞也越来越多,皇帝一个人根本管理不过来。加上内务府属于为皇室服务的,不受朝廷监察和司法机构的管辖,所以内务府弊端就犹如决堤之水、沃野荒草,汹涌蔓延开来。晚清吏部官员何刚德说:“内务府之职,如衙门之有庶务,即俗所谓账房也。账房有折扣有花账,已处处有弊。内务府之利百倍于此。”
光绪大婚的时候,有几位绣工托在内务府大臣家教私塾的同乡郭先生揽点内务府刺绣的活做。郭先生通过大臣的管家接了一件绣洞房门帘的小活。绣工们从内务府领来了缎子,用最好的绣线精心刺绣。整套下来,绣工们的原料、工钱加上利润,市价大约是五十两银子。
门帘交上去后,大臣的管家就让绣工们报个价,主动示意绣工们“多报一些无妨”。郭先生和绣工们就咬牙报了五百两,管家说太少了,再报多点。几个人就报了一千两的要价。账单交到内务府大臣手里,大臣又驳回,让再往高了报。郭先生就大胆报了五千两,几个绣工埋怨他报得太离谱了,会被驳回来的。谁知,内务府大臣拿到账单,摇摇头,亲自提笔在五千两前面加了“两万”。账单送到内务府,内务府照付两万五千两白银买那个门帘。内务府大臣扣下两万两,给郭先生五千两;郭先生拿出一千两酬谢相关人等,自己拿了三千两,把剩下的一千两给几个绣工。几个绣工心满意足,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最大的收入了。
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的第三招是:工程揽财。
在内务府当官的人最盼望的不是升官,而是皇帝上马新工程。不管是修建一个戏台子,还是重铺某段道路,或者是皇帝下旨恩建某处寺院,都是内务府官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良机。如果能负责上修缮陵寝或者宫殿的“好活”,整个家族几辈人的吃穿用住都不用发愁了。晚清时,紫禁城内搭建一个竹棚,这么个算不上工程的工程,内务府就用了四万两银子。工程揽财的招数可以说是集低买高卖、直接贪污等等之大成,最有学问了。
1874年初,同治皇帝准备重修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如果大的国家工程,自然需要朝廷拨款,可内忧外患的朝廷一贫如洗,哪有钱去修圆明园。这时,内务府奏称一个名叫李光昭的候补知府有门道“报效”30万元的木材应急,请求授权他采办木材。同治皇帝满口答应了。李光昭便打着“奉旨采办”的幌子到香港和一位法国商人签订了购买价值54250元木材的合同,规定先付定洋10元,等法商将木材运到天津即付款。李光昭返回北京后,即向内务府谎报购买了价值30万元的木材。虽说是“报效”,内务府也折价给了李光昭部分“辛苦钱”。从内务府拿了钱,李光昭却不愿意给运货到天津的法商木材钱。如果是一般中国商人,被李光昭这个“空手套”给耍了也没办法,可法国人不干了,联系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大闹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衙门。事发后,舆论哗然。结果李光昭被革职查办,李鸿章联合恭亲王、醇亲王和其他王公大臣联名上疏停掉了圆明园工程。至于已经被李光昭“套”走的木材款,就没有人追究了。
既然内务府腐败重重,弊端多多,就没有人想到整顿吗?
有!从皇帝到大臣,各个时期都有“整顿内务府”的声音。可惜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道光皇帝因为吝啬,所以对花钱如流水的内务府最不满,多有训斥。比如道光皇帝喜欢吃“粉汤”,曾经下令内务府安排御膳房作粉汤。等了多日没见到粉汤的影子,道光皇帝就召来相关内务府官员质问。相关官员诉苦说,宫廷做粉汤的成本太高了,这几天正在筹措资金呢。道光皇帝大怒,一碗粉汤需要多少钱啊?官员回答,在御膳房中成立专门负责粉汤的机构,增加相关的人员编制,一年大概需要五万两银子,加上原料钱,皇上如果想吃粉汤得给御膳房每年增加六万两银子。道光皇帝冷笑道:“不必了,我登基前在前门大街吃过粉汤,一碗两个铜板,内务府专门安排一个小太监,每天去前门大街买粉汤回来就可以了。”
又过了好几天,道光皇帝还是没见到粉汤,再次召来相关官员训斥。官员回答说,臣等近日去前门大街找遍了,没找到有卖粉汤的摊贩,这几天正打算跑远点去买呢。可是如果跑得太远了,粉汤端回来就不好吃了,所以正烦恼着呢。真实情况是,内务府派人把前门大街卖粉汤的所有摊贩和店铺都给赶跑了。
道光皇帝无奈:罢罢罢,朕从此不吃粉汤了。
这个小故事透露了严重的问题:为了一碗粉汤,皇帝竟然斗不过内务府!此时的内务府已经恶性膨胀成了一股巨大的独立势力。在上面的事例中,内务府的逻辑是办任何事情都看能不能获劝好处”,得不到利益的事情不办。如何吃到粉汤是提出的问题,道光皇帝的解决方法是去买现成的,无疑优越于内务府的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人员、增加预算的生产方法。可惜道光皇帝的好方法让内务府的经办人员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相关官员宁愿多次挨皇帝的批评、派人驱赶商贩,也要逼道光皇帝接受内务府的方法。而道光皇帝所能做的抵抗,仅仅是不吃粉汤而已。
大家别忘了,皇帝成立内务府的初衷是让内务府更好地服务自己,可最后竟然指挥不了内务府了。整个系统已然异化成了独立于皇帝和朝廷之外、有独立利益和运转规律的恶势力。内务府是一方,人数众多,皇帝是一方,只有一个人。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对付皇帝一个人,千方百计地蒙蔽皇帝,为自己捞钱牟利。
内务府功能异化,机构腐败堕落的根子,还得回到皇帝身上来。皇帝为了巩固皇权,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个人和皇族事务的机构。皇帝的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不能置于外人的监督之下。所以,这个机构不能让朝臣们染指,不能受到政府机关和宰相公卿们的管辖,只能对自己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皇权的神圣、神秘和权威,才能保护皇族的利益。这个思路在历代皇帝脑海中都有,历代也都有类似内务府的机构,比如汉代的少府、唐明的宦官机构等,清朝只是将它发展到了极致而已。但是清朝的皇帝们忽略了,凭他们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管理、监督那么庞大的内务府呢?
皇帝也担心内务府不忠诚,所以挑选了粗俗没有文化、地位又低的包衣家奴们。他们和朝堂上的公卿大臣们隔阂有距离,又必须仰仗皇帝,很适合一心处理皇室的私事。可从相反的角度说,包衣素质低下使他们在贪腐时没有通过科举上来的文官们那样有负罪感,内务府官员和朝野官员之间的隔阂又助长了内务府的独立性。
更严重的是,内务府随着皇权的增强而膨胀。成立之初,内务府大臣为三品官,雍正年间升为正二品,地位逐渐突出,到清朝后期,内务府大臣除了从本府郎中、宫廷侍卫中升补外,王公大臣、尚书侍郎也常常被特简为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官员出任地方督抚和中央阁员的也很多,一些附属机构(比如江南织造)还被赋予了其他的政治使命。至此,内务府官员不仅建立了系统内的独立王朝,还通过自身升迁、外调、系统内外的联姻,势力盘根错节,异常强大,让有志于整顿内务府系统的人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晚清军机大臣阎敬铭曾发现内务府为宫廷采购的皮箱,每个要价六十两银子。他就向慈禧太后指出,京城里皮箱单价最高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采购皮箱时有克扣贪污的重大嫌疑。慈禧太后很有意思,就要阎敬铭给她买个六两银子的皮箱来看看。阎敬铭去市场上一看,惊奇地发现所有皮箱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了。一问,店主们诉苦说,内务府公公发话要求北京城所有的皮箱店关门谢客,谁擅自开张就砸烂谁的铺子。阎敬铭也犟上了,写密信给天津道台,让他从天津买个皮箱子送过来。结果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津的箱子也没运过来。因为没有真凭实据,阎敬铭对内务府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后来一查,原来是阎敬铭派去天津送信的亲随收了内务府一千两银子,带着密信,不知所踪了。
光绪皇帝查办不了内务府的中级官员(郎中庆宽)的例子,更是暴露了同时期的内务府势力之强。庆宽得罪光绪是因为他把捞钱的手赤裸裸地伸到了光绪的私房钱包里。光绪曾想打四个镯子给慈禧太后作生日礼物。庆宽作了四个样品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都很喜欢,然后又拿给光绪皇帝看。光绪问需要多少钱,庆宽说需要四万两银子。光绪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岂不是要抄我家了?”原来,光绪辛辛苦苦攒了四万两私房银子,不放心内务府,就存在宫外的钱铺里吃利息。庆宽一开口就要走他全部的私房钱,光绪又不得不给,自然恨上了庆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