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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是立志要成为金融中心的上海现有为数不多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尽管涨薪、人民币升值等等对园区里为数众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影响还不算很大,但敏感的人还是注意到,那场源自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业“生存风暴”,正在日益逼近。 分布于上海市郊其他区域的不少民营钢铁、机械企业,没有那么幸运,它们中的一部分因难以应对成本上涨、经营亏损的压力,早就开始撤离上海,迁往安徽、江苏和山东等地。 加薪不加班 今年30岁的赵勇,是张江高科技园区内一家代工企业的员工。尽管这家企业名气和规模远不如富士康大,但业务模式与富士康有诸多相似之处:没有自己的品牌,产品90%以上都出口到日本、韩国和欧美各国,员工人数众多,很大一部分是一线操作工。 在这家企业干了7年的赵勇发现,今年以来厂方变得格外“抠门”了:金是该厂生产耗用的主要原材料之一,现在不但其正常用量要严格管控,连废品也不放过,比如工业废水中的金要设法回收,报废的产品必须按是否含金分类,而不像以往一样称完重量一卖了之。原因是国际市场上工业用金价一直在涨,从年初至今涨幅已超过20%。 除了昂贵的金子外,在生产成本中只占很小比例的配套用料消耗也受到限制,连日常使用的产品包装袋,以往一直是某国际知名品牌供应商的,最近悄悄换成中国本土一个不知名的牌子,价钱据说比原来节省了三分之一。 唯一不同的是,公司突然很大方地给一线工人每月增发了100多元的薪水。原来从今年4月起,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960元,提高到每月1120元,上涨了160元。 赵勇说,占企业员工绝大多数的一线操作工,都是领基本工资加上加班费和奖金,这次大面积增加基本工资后,内部薪酬制度也随即调整,工人奖金普遍下降,抵消了一部分涨薪的压力。前不久端午节假期就只安排了少数生产线上的工人加班,管理岗位工资较高的员工都不允许加班,因为按规定厂方要发3倍的加班工资。 《劳动合同法》成“紧箍咒” 赵勇所在的这家企业,身处高科技园区,尚能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在上海从事传统制造业的众多民营企业,日子要艰难得多了。 温州市龙湾区总商会上海分会副会长季学文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传统制造企业如今在上海“已活不下去了”。 浙商与上海曾有一段蜜月期。从1999年到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一些在地方上羽翼渐丰的浙商陆续将总部迁往上海,希望借助这个全国甚至国际性的平台,大展拳脚。 这些浙商大多从事传统制造业。以温州龙湾区企业为例,阀门、钢铁、机械和标准件是他们的强项,在上海外环以外的嘉定、松江、金山、青浦等区县,到处都是他们的厂房。 季学文说,当时大家都觉得上海好,但后来现实的困境让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选择逃离。 一位号称“阀门大王”的龙湾区老板告诉记者,因为原材料价格飞涨,现在他们只能得到极低的利润,很多同行索性关掉上海的工厂,跑到全国各地寻找新机会。 这位“阀门大王”说,以前温州地少人多,企业做大之后缺少发展空间决意离开,如今有些人又从上海回到温州去了,因为家乡政府给的政策更好,相形之下,上海不再是理想的投资地。 季学文认为,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让传统制造业厂商举步维艰,上海对《劳动合同法》执行最为严格,最低工资标准为全国最高,而上海工人除了对工资水平期望值较高外,维权意识也极强。 季透露说,最近走访过的一家企业,刚刚举办了一次业务水平考试,很多员工的专业技术知识平平甚至不及格,有关《劳动合同法》的答卷能得80多分,另一家企业的员工则因为加班费争议调解不成,把企业告到了劳动部门。 据季学文兼职的浙商研究会近期了解,在上海的民营制造企业,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能维持微利运转的状态,三分之一徘徊在保本边缘,剩下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是亏损的。 作者:卢曦 来源: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