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青春与梦想

hongjun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3月9日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金融危机造成2000多万农民工解除劳动合同。张鸣起表示，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职工合法权益的实现遇到了许多的现实问题，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冲击。(3月10日《中国日报》)
　　
　　其实这个数字早在牛年正月初七，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全文向社会公布那一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就谈到。他说一亿三千万外出农民工中，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按照15.3%这个数量推算一亿三千万外出农民工大约有两千万的农民工失业返乡。在欧洲进行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则坦言：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影响的扩大，这个数字还会增加。
　　
　　如今，那些返乡回家的农民工有的还仍然留在乡村，有的回到城市还在艰难地找到工作，他们能找到工作吗？如果不能，重新回到离开已久的故乡，他们又何以安身立命？
　　
　　农村青年文化素质下降导致就业更难
　　
　　有一位农民企业家对我说，不要把农民工返乡潮说得那么可怕，年轻、有知识、有智慧、见多识广的农民工返乡，对农村发展是一次大机遇，他们把城市建设美了，却荒凉了自己的家乡，也该回来发展自己的家乡。仔细品味这位农民企业家的话，发现他的话是有前提的，年轻、有知识、有智慧、见多识广的农民工回乡发展有机遇，但真正具备“有知识、有智慧”的农民工又有多少？应该说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农民工是大多数。我对农村青年文化结构问题调查过多次，发现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如今不多。原因是读了高中的几乎都上大学去了，没有读高中的早就走上了打工之路。高中文化在我国农村悄然形成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凸显的是农民文化素质整体急下。过去农民文化水平高的大都有高中文化，他们是农村科学种田致富的顶梁柱，如今年轻的农民文化水平高的却只有初中文化，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农村孩子达到初中文化程度的也越来越少。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说过，目前在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约占4.2亿人。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制约了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技术的快速推广，也影响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进程。这个“断层”的形成，势必影响新一代农民素质的提高，阻碍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然也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就业，而事实，这次真正受金融危机波及的正是那些缺乏知识，没技术的农民工。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今的年轻人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更少了刻苦自学的精神，不少人满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愿读书，不愿学技术，初中文化多年后仍是那个水平，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即使种田也学习。记得八十年代，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白天种田，晚上自学，初中毕业的自学高中课程，高中毕业的自考大学文凭，有的还考取了律师资格合格证、会计资格证等，有的写小说、散文，加入了省市作协……这些八十代的自学者，却成了当今城市的白领和精英。总之，这种自学的风景，如今在乡村难以看到了。
　　
　　如何理解三代农民工的心态差异
　　
　　不久前，《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三代返城农民工找工心态的文章，作者以年代来划分三代农民工，60年代于第一代，70年代第二代，80年代第三代。这种划分我比较赞同。第一代农民工，不仅能种地，而且是“城里没有我吃不了的苦”；第二代农民工，不少也能种地，但他们认为“待在城市总比回农村强”；第三代农民工，大多不会种地，不要说会使用犁、耙、风车这些农具，就是农具的名称有的也说不上。要说他们所懂的农事，要比我们童年少，因为他们当中不少人是跟着父母在城市长大的。小的时候我们知道风车是来“辨别”稻谷饱满和干瘪的，但不知道“风藏在风车的肚子里”，现在他们相当一部分人连风车是来“辨别”稻谷的饱瘪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只能留在城市做“漂的一代”。
　　
　　在这里我着重讲第三代农民工(或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因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数量超过１亿人。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内心埋藏着“城市梦”，城市梦的实现，仅凭着自身能力，那怕是穷尽一生也难达到，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让他们实现“城市梦”的成本太高。“思想者是痛苦的”，正因为他们有梦，面对同样的社会境遇，他们内心的困惑也就越大。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生活了多年，新的观念将和父辈的传统观念发生冲突。当年，新生代农民工的父辈怀着希冀和憧憬背井离乡，到城里去，去挣钱，去见世面。他们惊喜、困惑、失落、迷惘，几番心灵折磨下来，小有成就者，在城市站稳了脚根；而那些两手空空的就重新回到乡村，但也饿不了肚子，原因是他们仍能扶犁打耙，靠几亩责任田照样可养家糊口。而第三代农民工有的从小跟着父母在城市长大，有的甚至在城里出生，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也是娇生惯养大的，一出学校就走上了打工路，有农业劳作经验的不多。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大都缺失种田的本领。
　　
　　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与第一代农民工大相径庭。其中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感到了一种落差：一种乡村与城市的落差。当今面对他们的现实却是：退回农村，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
　　
　　“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拖着拉杆箱来的和当年扛着蛇皮袋来的还是一种人”。这个经典之语，却道出了几代农民工由内而外的差异。相对父辈们的默默无闻，新生代农民工是张扬的一代。他们在城市中已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村庄，收入来源没有了，而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在过去，他们的父辈就是赚了钱，回家坐火车也是一只蛇皮袋睡在座位底下，但新生代农民工只要有钱就会西装革履，坐卧铺，打的士回家。实际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皮肤早已不再黝黑，乡音不再浓重……
　　
　　　　
　　破解农民工问题应从保障制度着手
　　
　　“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这句话多少代表了农民工的心声。农民工返乡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收入的减少，由于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都没有。虽然大部分农民工在家乡短期内他们的基本生计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较长时期内经济和社会状况没有得到改观的话，对输出地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将是一种挑战。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迄今来自政府对农民工最精确的定位。但仅仅是有最精确的定位还是不够的，重要的应是如何让他们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这比在城市生存更重要。这就要政府构建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享受与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从制度上落实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就业权利，建立统一的、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2009年一号文件中规定，抓紧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解决养老保险关系跨社保统筹地区转移接续问题。这说明中央和国务院已在着手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机会平等，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来来与梦想。
　　
　　如今，许多农民工有的仍在乡村，有的已经回到了城市找工作，有的因找不到工作，或薪水下降幅度大心理不能承受，而二次返乡。当下政府要做的，除了在培训上做文章，还要鼓励他们自强发奋、提高技能。无可置疑，农民工对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这种贡献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是将自己固定到低文化层面，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倒闭，农民工就业的空间也越来越狭窄。因此，政府要放远眼光，着力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如果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仍不能得到循序渐进的提高，在不久的将来，就业机会会更加渺茫。
　　
　　尽管希望杳渺、梦想褪色，但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希望若干年后他们的下一代能融进城市。出于“代偿”转移心理，大多第三代农民工寄厚望于下一代，希望子女能攀上父辈们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这就要政府抓好未来“第四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的培养，不能让他们初中还没毕业，就迈上了打工路。如果让第三代农民工的子女受到公平的教育，这些子女以后成为城市发展主要的人才库，这才是第三代农民工的最大梦想。
　　
　　就目前来说，当务之急还是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最重要的是如何增加就业岗位，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企业增加岗位奖励的措施，但我认为还应促成企业担当社会责任。应该说，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出现，是时代进步的产物，是社会与企业的双向需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呼唤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当企业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物质条件时，企业理应回馈自己的员工和社会。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企业，都有担当社会责任的理念，日本松下幸之助提出过公司是“公器”，而不是“私器”的观念。正因为他们有了这种先进的理念，才获得了成功。一个有境界、有见识的企业家，应当带领自己的企业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应为政府分忧，替社会减压。说到底也是为企业自身积聚社会口碑，积累内部凝聚力，为长远发展提前打造一个好的人文环境。当前要解决好农民工出路问题，希望更多的企业要有奉献精神，担当起社会责任，多吸收农民工就业。政府和企业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为他们提供就业，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共同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