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孩子们在户籍藩篱中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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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语驰，十几年前随父母来到北京生活，自幼在北京读书成长，但她被挡在北京户籍的长城外。去年11月，2009年高考网上报名之前，老师通知蔡语驰回原籍报名。一系列波折后蔡语驰报名没有成功，一怒之下，她的父亲委托律师状告教育部“行政不作为”。（《燕赵都市报》3月3日）

对于这场状告教育部的官司，我们没必要乐观地期待它的结局。说白了，蔡语驰和她的父亲无非是想以这场官司的噱头，来唤起政府关注这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一个被户籍及依附在户籍之上的教育法规所“伤害”了的群体的权利。

不妨粗略地看看蔡语驰所代表的这个群体的规模有多大：据统计，仅在北京，受困于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被迫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和农村、或沦为留守儿童的孩子就高达40万之众；在全国，5800多万留守儿童和2000多万流动儿童成为特殊群体。

在当前户籍和教育制度束缚的模式里，即便一些孩子能幸运地在城里读完小学和中学，高考也是一道坎。现阶段城乡之间的义务教育尤其是初中教育差异很大，返回户籍地参加高考，就面临着教育内容的衔接问题。这一人为困境，使他们的未来依然难以摆脱父辈们飘忽不定的命运。

虽然解除户口限制的呼声喊了很多年，政府在拆除户籍藩篱方面也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步伐还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大城市在户籍松动方面，明显有向权贵阶层倾斜的趋向。

比如北京，除升学等特殊情况外，北京现行政策法规只允许四类外地户籍者迁入户口：第一类是国际、国内文化艺术名人、名家和民族传统艺术专家、体育明星；第二类是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各类金融机构在京注册机构的高管；第三类是在北京连续3年每年纳税达到80万元，或者近3年纳税总额达到30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第四类是部分在国外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获得国外毕业研究生学历的留学人员。

前不久，学者胡星斗在《关于非北京户籍子弟上学权利的呼吁信》中还指出，同样没有北京户口的八大类十多种人——外国人、华侨、港澳台胞、留学回国、外省市驻京机构、投资企业人员的孩子，却可以在北京填志愿报考初中、高中和大学。

由此可见，这些优惠政策根本无缘于那些在北京同样作着贡献的普通阶层。现实不能简单比照，但现实中的经验却可以借鉴。薛涌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中指出，美国大学为了照顾到劳工子弟在大学里顺利读书，他们曾经提出“经济平权”的目标，目的就是为弱势阶层创造机会平等。以此观照当下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不平等在父辈们这一代还没有完全消弭，他们的下一代还可能因为户口的捆绑而在不平等的求学之路上继续挣扎。

国情的复杂性决定了拆除户口藩篱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必须看到，城市化的加快已经催生了大城市里普通新移民的数量和规模，政府必须给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们一个交代。户籍改革纵然千难万难，也不能把难题推到无辜的孩子们身上，他们的未来，也是这个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