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及其反思 在万科的时候,我是一直坚持公司的制度化建设的,坚持公司治理结构的持续优化,这在那时是不多见的。这次到美国,在这方面我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我在不同的场合表述过:第一,现代企业制度是借鉴西方来的,东方文明本身是没有这个东西的,现代企业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就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同时也需要有一个法律制度为前提,恰好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和亚洲文明比较缺失的。 对于中国企业家的现状和中国企业家的弱点,我觉得和西方企业精神、西方企业家来对比,中国最缺少的是契约精神。 一般说企业讲诚信,说中国人缺少诚信,实际上中国是不缺少诚信的。仁义礼智信这几条最后归到信上,信讲的信任、信用,这个是不缺少的,为什么说现在缺少?这里讲的信任和西方讲的企业家精神的信任是不一样的。 西方企业家基督教文明的信任指的是什么呢?是在契约精神、法律框架下可以追诉、处罚的一种信任,而中国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这样一个关系上,它没有法律框架更不是宗法制度上的。信任自己的血缘、信任自己的家族,哪怕是儿媳妇,哪怕是家乡子弟兵,他有血缘、地缘的一种信任,是农业文明的一种,这种信任是很脆弱的,离开这个圈子就是不相信的、不信任的。 契约精神我们认识不认识不重要,我们要有法律框架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就要去执行。中国企业发展到现在还是缺少契约,契约精神的这样一种信任。现在全球化,我们中国现在的企业怎么做?看能不能把西方的契约精神贯彻到企业的始终。 我们看中国的近代,你会发现晋商也好、徽商也好,都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也出过非常知名的人物。谈到胡雪岩,谈到晋商的票号,你会发现都和现代金融和银行业非常接近。他们就是那种血缘地缘、师傅徒弟的一种信任关系,而不是契约。 比如说原来东家要把总管辞了,觉得他不大可靠,总管没吭气,这东家就纳闷我说了他怎么没有一点儿反应,后来发现总管不来上班不来站柜台,听说他病了,就以探病的名义到他家看,发现他正在写很多书信,问他写这个干吗,你病了在家好好躺着,却听说他要把各地的伙计全辞了,因为东家不用他了,这一下把东家吓得领着全家给他下跪。 这样一个事。看中国建立这样的企业信任关系,这个企业怎么能长期这样延续下去?现在的企业制度建立的信任关系,完全是职业经理精神,今天这个人走了,明天换人企业照样运转没有影响。 所以万科基本上是拿来主义,既然是西方来的,那我们就彻底地拿来就好,不要爱面子还要讲洋为中用。在我看来,这个“中用”是需要高度智慧的,首先要有中国文化的修养,同时还要有对西方深刻的理解才能糅合在一块儿。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应该说对中国的很多东西,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机会,所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东西,是欠缺的,也可以说就是空白的。 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东西,既然是西方的东西,那我们就拿来主义吧。但西方你就学习得很好吗?这就是我为什么又跑到哈佛去,也是觉得自己这些年在国内学得不好,所以就跑到哈佛去。这是我表达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尽管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比较少,那是文化修养方面。但是,骨子里你是个中国人,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各方面的习惯、生活的习惯,骨子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所以你的处世方式,你各方面不可能是完全彻底西方化的。这一点在搞拿来主义学习西方的时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到美国去,感受的第一点就是,现在西方,尤其是金融海啸之后,资本主义走到今天,学术界现在是非常深刻地,也是批判式地在思考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过去讲问题,要么就全盘肯定要么就全盘否定。在美国我就在反思,如何对我自己的思维方式有一些批判的思想。 应该说对西方的东西,应该还是要警惕地来借用,不能完全地拿来就用。因为毕竟已经到了21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它不可能是像宗教似的,一直是万能的,一直持续下去的。下面再往下怎么演变,当然要更警惕地去看。但是问题也非常清楚,我们向西方学习的这个阶段还没有走完,要先走过这个阶段,再走下一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