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代长王荣:"农民工"概念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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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需要消除的不仅是概念

童大焕</

过去我们一直把农民工当成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的“两栖人”，对他们实行“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歧视性政策。今天再来承认移民二代将长期成为城市居民，虽然有点后知后觉，但若能够在此认识基础上及时补救，也许也还来得及。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荣日前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很快就要消失。这批农民工的下一代再来到深圳，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他们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他们不会像父辈们回到原来的土地，并且会待在深圳。（7月6日《广州日报》） 　　在这里，王荣代市长做的是事实判断，承认农民工二代不再是农民工，而会成为不折不扣的城市新移民。承认这个基本事实，是今后制定正确的新移民管理办法的前提条件。当然，这个基本事实不仅对深圳有效，对所有城市都有效。 　　过去我们一直把农民工当成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的“两栖人”：城市需要他们时，他们是为出口代工企业当廉价劳动力的打工仔，不需要他们时他们则是随时回乡务农的农民。因此对他们实行“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歧视性政策，不论是移民二代的平等受教育权问题，还是移民自己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同工同酬、住房保障等问题，都被搁置一旁。今天再来承认移民二代将长期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工的概念将永久消失，虽然有点后知后觉，但若能够在此认识基础上及时补救，也许也还来得及。 　　关键是城市政府能不能拿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胸怀和肚量，及时为移民二代本该拥有的权利做些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过去歧视性的城市政策上被迫沦为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转眼之间，已经迈过了青春的门槛。也许，他们将不得不和城市同龄人站在不完全一样的起跑线上，没有足够的社会关系，没有基本的文凭。也许，他们会有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失落感和不公平感。这时候，城市能够保证他们平等的就业和失业保障等权利吗？ 　　还有，移民二代的户口和住房保障等权利也长期被搁置，现行的城市房地产政策，不论是商品房市场还是保障性住房，农民工及移民二代都是被“遗忘”的角落———昂贵的商品房，他们可望而不可及；廉价的廉租房和经适房，没有他们的份，只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 　　再有，他们也是没有“根”的一代，故乡已经衰败沉沦，永远回不去了，回去也缺乏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城市，他们则只是游荡的一群，居无定所，工作、生活也可能漂泊不定。 　　他们对于城市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永远只是旁观者，永远生活在别处，永远在他乡…… 　　不要以为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不要以为人都只是经济的动物、仅仅是为了果腹和谋生。人是自由的有尊严的存在，在权利和自由的被承认中体现价值，因此，我们应该重申和重温这样的理念：一个人的被排斥就是所有人的被排斥，一个人的不平等就是所有人的不平等，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缺失就是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缺失。已经有证据表明，移民二代不平等的受教育权已经使外来人口子女的犯罪率是正常儿童的3倍。北京的情况是如此，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是所有权利被排斥的人都会排斥和报复社会，但是只要其中多一个这样的人，社会就多几份损失。把城市新移民的根留住，才能留住城市永久的繁荣和稳定。 　　□童大焕（媒体人）

来源：新京报      来源日期：2009-7-7       本站发布时间：20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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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昆：哪里有权利不平等哪里就有民工

作者:刘义昆

本月3日，深圳市召开了全市就业工作会议，要求今年就业工作实行“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在会上说“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会很快消失，“农民工”的第二代现已成年，他们在就业时会选择留在深圳。(7月6日广州日报)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深圳“农民工”竟然就要消失了，这不免让人欢呼雀跃。“农民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它代表着城市的高速发展，也包含着一群人的泪水与汗水。在当今的语境下，“农民工”倘若真能消失，“农民工”们倘若真能变成城里人，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在王荣代市长看来，“农民工的概念，是指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离开土地，但是还会回归土地的人群。”如果这样定义“农民工”，说“农民工”概念会消失，我是相信的。王荣代市长又说，这批农民工的下一代再来到深圳，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他们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他们不会像父辈们回到原来的土地，并且会待在深圳，起码不会每年回去过年。农民工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确实是“灰头土脸”的形象，但如果仅从衣着发型来判断是否农民工，却显然是在“以貌取人”。

曾几何时，工人、农民还是“根正苗红”的身份象征。改革开放30年之后，工人、农民以及演化而来的农民工却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这无疑是令人伤感的事情。是的，农民工的下一代会长期呆在深圳、甚至再也不会回到故乡。但他们因此就不是农民工了么？如果他们不被称作“农民工”，应该称作什么呢？“新农民工”么？如果是这样，“农民工”这一概念的消失，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多年前，当我刚刚做记者的时候，主任就告诉我，不要把“农民工”写成“民工”，因为这是对农民工兄弟的不尊重。现在想来，这样的字斟句酌实际上并没有意义。如果农民工一直在人们心中是“灰头土脸”的形象、是权益无法保障的代名词，即便将之被命名为“打工皇帝”，也只是在玩概念而已。一些记者编辑也常常自称“新闻民工”，其背后同样隐含着记者们对自身艰辛与权益不保的自嘲。

去年8月1日，深圳以居住证代替了暂住证，同年10月，深圳取消“关内”、“关外”之别，深圳人可以在市内“自由迁徙”。深圳的户籍改革踯躅前行。深圳目前的人口已超过了1400万，其中有户籍的人口只有200万，外来“流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5%。居住证制度虽然弱化了传统的户籍概念，模糊了“本地”和“外来”的区分，提高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流动人口”的法律地位，含有某种程度的身份认同；但这只是户籍改革所迈出的第一步，诸多外来“流动人口”仍然无法享受社保、计生、教育等诸多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内容——即便“农民工”概念消失了，“流动人口”们实际上仍是“农民工”。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宪法的宏伟目标。哪里有权利不平等，哪里就有“农民工”:只要公民存在权利上的不平等，作为不平等代名词的“农民工”这一概念其实永远也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