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康的各种不同声音(本站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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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悲剧”与社会的转型成本

作者：陈季冰

来源：经济观察报

　　仿佛一个黑色幽默，26日晚，就在鸿海精密（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赶往深圳，亲自坐镇，鞠躬道歉之后几小时，该公司又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已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的“12连跳”了，这一连串的跳楼自杀事件共造成10死2重伤。

　　郭台铭日前在某个经济论坛上就公司的员工待遇问题作了简短辩护，他称，鸿海精密不是一家血汗工厂。管理一支超过80万人的生产队伍十分困难，每天都要处理许多事情，但他和公司有信心能够尽快稳定目前的形势。

　　可能的确如郭台铭所说，公司做了许多事情帮助员工。据报道，鸿海精密近来已经推出了一系列防止员工自杀的举措，这其中包括：设立自杀热线、聘请心理专家和顾问与员工交流，并成立了富士康员工关爱中心。该公司还邀请僧人在工厂做法事。遗憾的是，董事长的信心和公司亡羊补牢的努力并没有能够留住那些年轻（甚至是稚嫩）的生命。

　　一个多月来，随着富士康员工“连跳”数字触目惊心的快速上升，舆论对这家口碑本来就不算太好的台资企业的关注以及对“连跳”事件的讨论也急剧升温。除了批评富士康公司本身的员工关怀和管理缺失以外，有论者指出，事件与中国当下过度倚重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畸形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还有人以事件为例证，直指地方政府唯GDP论的错误和片面的发展观；此外，更有文学气质浓厚的左翼批评家声称，从事件中看到了现代大机器、流水线生产造成的人性异化、精神荒漠等等……而自诩“理性客观”的观察者则引证全球和全国的平均自杀率数据来说明，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富士康的员工自杀率并不高，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富士康历来应者不暇的招工盛况，就是对它“不是血汗工厂”的最有力的辩护……

　　上述这些分析和解释都有道理，但亦都有严重的局限。就拿所谓“全国自杀率平均水平”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拿中国当下18-30岁之间的健康青年的平均自杀率去同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相比较，才是科学合理的。至于大工业生产导致的异化，这个问题被无数伟大哲人控诉了起码有150年了，它确实是一种永远值得认真倾听的批判声音，提醒我们社会远不完美，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但若放到富士康“12连跳”这个具体事件上来看，恐怕并不具有多少针对性和建设性价值。

　　事实上，“富士康悲剧”以一种经典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论及的一个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与“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在中国到处存在。相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至今都还记忆犹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所谓城市——如鞍山、抚顺等——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工厂。反过来说，像鞍钢这样的所谓企业，其实就是一个涵盖一切的社会，从托儿所到殡仪馆一应俱全。然而，这样的“企业办社会”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这也就是它们最终无一例外地难以维系，需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国企改革”的原因。

　　不幸的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出口加工业基地在奉行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情况下，它们的企业却仍然试图沿袭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内部管理方式。这自然又与它们雇佣的员工的身份结构高度相关——他们绝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基本没有机会在当地安家落户，遑论融入当地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由于企业的规模普遍比较小，问题一直被掩盖着，今天终于大规模爆发。郭台铭所诉的苦一点都不假：80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人口稠密的超级大县，甚至已经达到了人口相对较少的省份的一个地级市的规模。富士康的这么多员工们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赚钱外，还有任何一个正常人都离不开的社会性需求，像家人、朋友、恋人间的感情交往……

　　具体地看，这12个跳楼的年轻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寻短见的原因，有些甚至是十分偶然和难以理喻的。但是，假设他们生活于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那么他们那尚未成年的大脑内那些一时想不开的念头是完全有可能在包含着感情的人际交流中被扭转和打消的。问题在于，富士康可不是以前的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郭台铭董事长也不是他们的党委书记。在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下，追逐利润是企业和企业家天经地义的事。退一万步说，即便富士康今后投入再多员工关怀，就像26日郭台铭陪同200多名海内外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部厂房并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作出的许多承诺那样，他也绝不可能把自己的企业建设成又一个鞍山，当今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它没有这个能力——它所能够办出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非自然的、军营式的扭曲社会。一个正常的人际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鞍钢之所以能够办成这样一种比较真实的社会，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完全是因为它可以支付昂贵的经济成本，直至彻底牺牲效率，使自己根本就不再成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富士康对这80万雇员不是采取集中住宿管理，而是让他们散居在当地，8小时以外的日常生活完全自我管理，情况又将如何呢？显然，这一定会给当地造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卫生、治安等等，同时也一定会给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带来巨大压力。正因为这个缘故，富士康实际上是主动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将本来大部分应该由政府挑起来的社会管理负担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它之所以这么主动替政府背包袱，也是有自己的好处的——这么做的员工管理成本肯定是比开放式的管理成本要低；此外，这种军营式管理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员工结成“同乡会”一类的组织，这能够极大地增强他们在面对资方时的集体谈判力量。顺便提一句，出于其他许多考量，这也是当今中国任何一级政府都非常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因此，富士康式的新型的“企业办社会”对当地政府和企业本身来说，是一件能够达至“双赢”的事，但它的代价是牺牲了员工的正常社会生活以及身心健康。

　　归根结底，“富士康悲剧”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急速转型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而这10条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便是这种成本的震撼人心的集中体现。他们以鲜血和泪水拷问着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当我们的经济正在向“市场”大踏步迈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在组织和管理上怎样才能及时跟得上这种变迁？市场经济不可能单兵突进，它的成功高度依赖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全面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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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富士康员工也能罢工的话

作者：章文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看到本田南海员工罢工的消息，突然有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头脑：假如富士康员工也能罢工的话，那还会有12连跳么?

　　我个人极不认同当前社会上一部分人所持的“心理暗示”说法。如果一个人没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果一个人心理健康，看到其他人自杀，他会去效仿么?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自杀者自杀前的心理疾病是如何生成的。

　　我不否认，一个人最终选择自杀，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具体到富士康事件上，工作单调枯燥、待遇很低、没有私人空间、离乡背井身边都是熟悉的陌生人等等，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无法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但是，不妨反向推导一下：如果在富士康，平时有工会倾听工人的苦恼，关键时刻能够帮助工人维权，那么工人们的心理状况是不是会好一些，是不是可以避免走极端呢?

　　可惜的是，据报道称，富士康的工会主席是大老板郭台铭的秘书。显然这个秘书领导的工会是不会站在工人这边的。由此不难理解，在富士康事件中，外界没有听到其工会的任何声音。

　　岂止是听不见富士康工会的声音，深圳市工会、广东省工会以及全总，都保持了令人吃惊的缄默。

　　其实，一切都很正常。早在2001年，当全国掀起在非公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运动时，当时还在《南风窗》效力的我去访问广东省工会相关负责人，在其后的《新建工会冲击波》报道中录用了他的一段话：现在非公有制经济那么发达，吸纳的工人那么多，国际国内形势又那么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的“×輪功”一直在与我们争夺群众，你不去组织群众，有人会去组织，他们自己也会组织起来，那样就会威胁到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去组织他们，起到“凝聚群众，占领阵地”的作用。

　　一语道破天机。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发现，在非公企业里推行设立工会的运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工人的权利，而是出于稳定的政治目的。

　　在此政治目的之外，地方政府为追求GDP而对资本的“逢迎屈就”，更使得弱势工人面对强势资本时，无所凭籍。工会不但不会站在工人一边，还会帮助老板组织好生产。

　　有一种似是而非却流行甚广的说法，值得仔细推敲。有些人说，如果中国制造业不能维持低工资的生产成本，那么外来资本就会弃中国而去，转向越南等地。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就我目力所及，我没有看到详细的有说服力的调研报告，能够证明上述说法的准确。

　　据报道，郭台铭在5月26日的记者会上说要将员工的基本工资上调20%，证明富士康是有能力提升工资的，同时暗示之前的工资太低了。

　　还有一种说法也值得商榷。有些人说，这是中国必经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也同样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是21世纪，关于人的权利的认识已非几百年前所能相比。尊重人权，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价值观。难道在今天，我们还能容忍丛林法则，习惯于弱肉强食?

　　还有人为富士康被冠以“血汗工厂”鸣不平，言下之意是他们的工作环境比许多小型私企强多了。

　　其实，“血汗工厂”不一定是像黑砖窑一样，很多企业如富士康一样，有宽敞明亮的厂房，但工人们都是长时间工作，低薪酬，没有劳工权利，特别是没有独立申诉渠道。

　　在这次美国表示将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正在北京访问的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表示欧盟仍未考虑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布泽克在采访时说中国还没有“达到欧盟的认定市场经济的标准”，即中国还没有“施行(implement)”一些法律法规。

　　他在讲话中提及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的序言说：“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中国政府虽然于1998年签署了该公约，但并没有在国内执行它。因为联合国政治权利公约属于国际法，中国一旦批准这个公约后，就会面临着作为国际法的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国内法的关系问题。

　　在此，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得向布泽克先生表达一下我的敬意，并顶着“卖国”的嫌疑坚决支持欧盟的决定!

　　在“12连跳”的悲剧上，我不想简单地责难富士康，但坚决不同意郭台铭所言的“跳楼事件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工厂管理并无问题”。随后深圳市政府所说的“富士康管理文化使问题情绪叠加”即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郭的说法。

　　中央调查组已入驻富士康。据消息称，是次调查组将多渠道、多层次了解富士康企业用工现状，富士康的企业管理模式与劳资关系将是调研的重点。

　　消息还透露，于2006年成立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只是深圳市总工会派出富士康的工会组织，并未实现企业内部建会。

　　我对调查组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尤其是考虑到世界500强之一的富士康是台企，事关统战大局，有关部门能否痛下决心，值得继续观察。

　　总之，如果不还富士康员工真正的工会组织，不允许他们有集体罢工的权利，那么一时的权力介入，一时的政策调整，并不能改变劳方和资本的悬殊地位。

　　最后，我希望中央调查组将眼光放宽些，富士康只是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一个标本而已，在珠三角，在长三角，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很多个“富士康”。如果要兑现“让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承诺，就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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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连跳”中的政府角色

作者：郑曼玲

来源：大公网

富士康“自杀门”，几乎已演变成一出剧情变幻诡异、让人惊心动魄的连续剧。最新的剧情是，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公安部等多个部门组成部委联合调查组抵达深圳，开展调查，研究对策。从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的带队进驻，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率团坐镇，再到中央部委调查组的全面接手，显示官方对事件的关注程度层层升级。有报道称，胡温高层亦已就此批示要求彻查原因。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连串令人扼腕的悲剧，已经由单一的个人自杀行为，转化为企业面临的公关危机，进而演化为一次反响强烈影响深远的社会公共危机，政府的全面介入十分必要。只是，这种介入发生得稍显迟缓。

　　从已知的公开报道来看，深圳市领导带队进驻调查时，富士康跳楼的员工人数已接近两位数。而当地工会组织，在事件引发舆论沸腾之时，仍然处于失语状态，未曾就此发表意见，更谈不上向富士康管理层提出质疑和抗争。甚至，有消息称，由于富士康是深圳最大的外资企业，又是深圳最大税收和最大出口额贡献者，事件发生之初，深圳当局曾试图淡化事件，要求新闻媒体正面报道，网站也尽量低调处理。可以说，在悲壮激烈的“N连跳”背后，暴露了行政管理的滞后和懈怠，以及整个社会救助系统的不甚完善。

　　这一切，在当下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这种惊动高层之后具有中国特色的层层落实、级级狠抓，毕竟带有过于明显的“人治”色彩。与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相比，到位不缺位、做好事前防范，更是避免下一个“N连跳”事件的关键。在这一点上，政府责无旁贷。

　　首先，是合理合法劳动用工环境的保障。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劳动者单凭自己贫瘠的法律知识与有备而来的资方对弈，难免处于弱势地位，容易陷入上告无路、申述无由、郁闷无解的苦闷状态，从而走向极端。政府的责任，就是保证劳资对弈平等进行，避免利益分化与诉求不畅。

　　其次，是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社会氛围的营造。富士康再如何重视职工权利，亦不可能在员工心理咨询和压力释放上，投入超过生产经营的金钱和精力。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理应摒弃“懒政思维”，持续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企业员工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求，实实在在提升他们在城市里的幸福感，将人性化制度、体面劳动与尊严公平融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当然，更重要的，政府应该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上起积极主导作用。倘若再以“廉价劳动力”为标榜，向全世界的资本飞吻、屈膝，难免为了赚钱而在资本面前丧失尊严和体面，相当于宣布中国的产业工人命如草芥、生如蝼蚁。再大的代工厂，亦处于世界生产链的低端，实施“腾笼换鸟”战略，不应因为GDP的考虑而对某些产业心慈手软、网开一面。

　　富士康的“N连跳”，显示解决“中国制造”的困境，必须痛下决心刮骨疗伤。这一场救治，政府理应担当责任，不可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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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困境与产业升级

作者：傅蔚冈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先说一则钱钟书先生的典故，据说有一次钱钟书先生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先生的幽默比喻，打消了那些来访者想结识作者的念头。

　　这么多起员工自杀事件，富士康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由于没有证据，我们不好妄加评论。不过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虽然很多人指责富士康这只母鸡的种种不是，但对于这只母鸡下的蛋却是趋之若鹜，很少有人会因为这只母鸡的缘故而去排斥这些鸡蛋。

　　消费者只管鸡蛋而不管母鸡的状况，这可能是现代制造业的一个显着特征。当我们在市场上买到商品后，谁在意过生产这个产品的工人的状况？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原因是现代社会产品的生产链条拉得很长，普通消费者无法得知其背后的具体细节；另一原因则是产品本身的好坏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的遭遇是完全两回事。

　　而资本也青睐这样的企业，因为它们看出了富士康最核心的竞争力：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的控制。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资料是：富士康国际2009年财报显示，富士康员工数量相比2008年增加了9.7%，员工成本总额支出却同比减少28%，人均成本更是同比减少了34%。

　　对于工厂和制造商来说，忽视工人的情感，不断压低成本，是其一贯做法。但是，这样的规则对服务业却不适用：如果一家餐饮企业发生了类似富士康的事件，恐怕这个企业离关门的日期也不远了。

　　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服务业中的利润很少是通过压低从业者的薪水来提高；服务业当然也存在成本控制，但那样的控制更多是在管理成本和办公成本中控制，而不是想方设法来压低劳动力的成本。因为服务业的利润更多的是来自企业的多样化服务，从提供服务的质量入手。如何提高服务水准？抛开诸多因素，一个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员工，让顾客在享受服务时通过员工而感受到服务的愉悦。

　　服务业的员工在工作中所受到的不快会通过其服务水准而被消费者所感觉，而消费者会通过用脚投票机制来表达对该服务的不满，那么企业就会想方设法通过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来提高服务水平，也正是这方面的塬因，服务业的劳资矛盾可能远少于制造业，而服务业的薪资也会高于制造业。

　　换作经济学的术语，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在制造业中，无论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由于技术本身也是资本，所以资本收入侵占劳动收入可能被视为“天经地义”。但是在服务业中，不管是劳动密集型还是创意密集型，劳动力、人力资本才是价值的核心，因此资方必须尊重劳方，劳动要素在要素分配中的比例一定比制造业要高。

　　如果中国的经济结构还是以制造业为主，那么像富士康这样的母鸡就会永远存在：相反，当中国第叁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时，这种现象就会越来越少。因此，跳楼事件的减少，需要通过产业升级换代来实现，即以不断增加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来替代我们的产业工人。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但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转变。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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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士康事件谈中国的工会改革

作者：邱震海

来源：联合早报网

　　深圳富士康短短几个星期，就发生了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另外本田公司员工集体罢工也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其背后有许多深层原因可以解读，但归根结底最终还是折射了中国转型期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十分值得人们思考。

　　就表层原因而言，富士康员工的“十几跳”自然既有公司管理原因，也有80后、90后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问题。但必须承认，富士康的问题并非其一家所独有，只不过富士康“不幸”被媒体聚焦而言；其他地方的私营企业虽没有如富士康那样的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但员工工作条件处于类似资本早期原始积累阶段的残酷状况，却一样反映了今天中国转型期存在的问题。

　　早期资本主义死灰复燃？

　　这些问题就经济领域而言，一言以蔽之就是：由于市场经济引进了自由竞争的元素，因此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地方，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特征，亦即企业主以低廉的成本获取高额利润，而完全不顾工人的生存和工作条件。

　　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由此而成为今天中国转型期的一大困惑。之所以称之为中国的一大困惑，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乃资本主义之后的高级阶段；但由于中国发展进程的曲折，上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贫穷和落后之后，不得不在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引进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元素，以弥补原有体制中经济活力不足的重大缺陷。

　　但一如任何体制转型的艰难，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型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层困惑。在经济领域，这表现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征正在逐渐出现；撇开富士康的问题，一些地方经久难以解决的矿难问题，以及私营企业随处可见的劳工权益问题，无不折射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富士康“十几跳”所折射的问题，用80后、90后员工的心理素质作为主要解释是难以服众的。换言之，若不是80后、90后员工心理相对脆弱而爆发“跳楼事件”，难道人们就可因年纪稍大员工较能忍辱负重，就可忽略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存在的这些问题吗？

　　中国工会：“困境下的真空”

　　问题是：看到了矛盾的症结，但如何切入才能既行之有效，又不伤筋动骨？在这方面，除了企业管理更为人性化之外，中国工会的重建与转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

工会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就有。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会在中国似乎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尴尬：提起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会，不少人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福利工会”，缺乏市场经济机制下争取劳工权益的元素；然而，层出不穷的私营企业的劳工状况，又迫切需要工会的关注和引导。这实际上也折射了今天中国工会的困境，亦即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工会的生存氛围已基本消亡，而市场经济机制下的工会生存氛围则尚未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外资、台资和中国内地私营企业便利用这一“困境下的真空”大行其事，无端盘剥和侵犯劳工利益。毋庸讳言，也正是在这一“困境下的真空”局面中，中国内地一些由劳工自发组成的“独立工会”也成为引人注意又亟需整合的问题。

　　但任何体制的转型都既非一成不变（不然转型就成为久拖不决的代名词），也非完全推倒重来（不然转型就走向了革命），而是一方面必须扬弃原有体制中的优点和糟粕，另一方面必须根据新体制下的新特点和新逻辑，发展出新的、建设性的机制。

　　整合传统，建构新功能

　　以此反观中国工会的历史和现状可以发现，中国工会面临两个刻不容缓的任务：一、转型，即建构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争取劳工权益的新功能；二、重建，即重新捡起过去中国工会曾有的切实关心劳工身心健康的传统。两者相辅相成，前者属于面向未来，非此则无以解决市场经济下一不小心可能滑入早期资本主义泥淖的问题；后者则属于对传统的整理，从中提炼可为今天所用的优秀元素。

　　在这方面，中国各地的官方工会，从职能到机构上都面临一个适应新形势的改革和转型过程。官方工会能否既在官方体制下，同时又担负指导各地争取劳工权益的抗争，这对转型中的官方工会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但舍此别无他路，不然劳工自发组成的“独立工会”就会取而代之，并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

　　但如前所述，任何体制的转型都既非一成不变，也非完全推倒重来，工会的转型也是如此。中国的工会需要增加和建构争取劳工权益的新功能，但同时却也需要保留原有的被戏称为“福利工会”的关心劳工身心健康的传统。推而广之，今天中国转型期中，既需要发展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新机制（在这方面，需要人们又相当程度的思想解放），但同时也须梳理和整合原有体制下的优良传统。

　　问题是：纸上谈兵容易；但在实践中，中国工会从职能到机构如何完成转型，需要有识之士一起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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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无解悲剧

作者：徐达内

来源：FT中文网

好话说尽，还是跳了。比起多数报纸把郭台铭鞠躬道歉的画面放在头版中央的做法，东方早报和云南信息报甚至还等到了截稿消息：新华社午夜急电，深圳富士康昨晚11：20发生今年第十二起员工坠楼事件。南方都市报注明，“据新华社英文报道，坠楼者已身亡”。

　　在深圳，当地晚报和晶报重点播报了新任最高领导王荣鼓励员工“直面挫折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消息，市府新闻发布会的重点精神也在于寄语年轻人“以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面对一个合乎法律、却超越情理的无解悲剧，或许见多识广的时评家们也已经词屈理穷，不论是郭董“11连跳与管理并无直接关系，企业防不胜防”的自辩，还是“管理问题使负面情绪叠加”的深圳官方结论，都没能招致太多“为弱势说话，向官商开火”的公开反驳。

　　虽然郭董宣布收回要求员工签署“不自杀”协议的新措施，但这纸生死文书还是激发了一些义愤。腾讯重点推荐对“自杀免责书”没有法律效力的分析，作者责问：富士康没有强迫工人自杀，甚至工人还“自愿”承诺死后也不找工厂的麻烦。但，这样企业里的劳动者是有尊严、有体面的吗?东方早报在社论“富士康该直面员工惨淡的人生”中，肯定了郭台铭要求收回“员工不自杀”协议的表态，但批评其军事化管理文化才是症结所在。作者认为，富士康要求员工签署不自杀协议是“有罪推定”，是把全体员工都视为潜在的跳楼者、敲诈者，“世上有这种敲诈者，拿年轻的生命博取10万到25万元的赔偿金?”近日以来，有关富士康跳楼者中可能有人系以死一搏抚恤金、以求尽孝的分析浮出水面，媒体在感怀生命凋零之际亦开始引用这一“残酷说法”。最新消息是，富士康改变了早前的抚恤方式，因为“过去给的抚恤太高，甚至成为了一种变相鼓励”。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泰罗制、缺乏精神生活的巨型企业管理模式、年轻人心理承受能力、廉价劳动力的不归路、急需转变增长模式实现产业升级 ...... 半月以来，每一跳都伴随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热烈分析，人们仿佛在连绵悲剧中恍然大悟。中国青年报今天允许作者感慨媒体报道弊病，“只听到亢奋的批判，看不到跳楼者的故事”：我们在慷慨地愤怒地将批评的大棒毫不留情地挥向富士康的时候，内心包含了对一切咆哮的资本力量的本能警惕和敌视。但是，这种一边倒的批评声为什么在自杀者内心没有产生一丝生的涟漪，为什么没有因为感到社会关怀的温暖而产生一线生的贪念?被媒体曝出来的园区内宿舍内人性的冷漠，固然有企业管理上的责任，但是难道就此可以推掉每个人身上肩负的关爱他人的道义上的责任?

　　最新的劳资困境还出现在珠三角的另一个城市：南海。经由转载南方都市报等报道，四大门户均在要闻区宣告，本田在华工厂因工人罢工全部停产。

　　除了郭台铭，京城报纸已经把追逐焦点逐渐转向了另一个新闻主角：张悟本。其中甚至包括人民日报。自北京晚报率先揭发“蹿红背后利益链”以来，这位在电视上宣讲养生秘诀的食疗专家备受质疑，记者们指控其没有医师资质，甚至直接导致了绿豆涨价。这位“挂号费”每次2000元的“中国食疗第一人”昨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但人民日报显然不认同他“证件正在补办、自学成才”类的回应，引用张悟本故交的信源作为反证：记者问，“他父亲是否是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另一位阿姨摇着头，意味深长地笑道，“没听说过”。郑州晚报也用头版最大篇幅刊出发布会自辩场面，副题宣告：我省中医名家这样评价张悟本，“任何一个略具水准的医生都不会和他辩论 ...... 因为根本没有辩论的价值”。

中共中央机关报呼吁“政府部门该出手时必须出手，切实担负起维护百姓健康权益的职责”，而除了感叹民众对于养生之学是多么疯狂、多么缺乏理性之外，也有意见领袖愿意就此批判一下媒体理性。中国青年报发表“张悟本蹿红映衬着媒体伦理短板”。作者引用湖南卫视《百科全书》栏目与“张神医”之间的互利经过，批评道：从凤姐到犀利哥，从大蒜到绿豆，媒体都在推波助澜 ...... 对于一些老年观众而言，电视节目中的科学与养生代表着权威。当科学被放大成很玄乎的东西时，媒体在“神化”嘉宾的同时也“愚化”了受众 ...... 那些追随张悟本去养生的老老少少的“粉丝”，一旦看清了这条若隐若现的利益链条后，他们会不会感慨是媒体把他们忽悠成了这个商业链条上的“牺牲品”。

媒体可以让默默无名者暴得大名，也可以让隐姓埋名者必须出名。时代周报刊发报道，该报记者在湖北恩施经过多处打听，终于找到了那位一年前轰动全国的“2009年中国第一烈女”邓玉娇。包括新华网在内，门户网站转荐此稿时的典型标题是“邓玉娇隐姓埋名在电视台工作，拿省级财政工资”。

新疆官方发布通稿，张春贤昨日主持会议，分析制约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特殊困难和因素，称民族团结面临新挑战。，要求“搞好民族团结，恢复兄弟感情”，并确定系列民生建设项目，“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会议中透露出的政策走向得到了市场化媒体的重点推荐。

重庆报纸同步引用市府发布会消息，否认1770亿“整容”一说。该市市府副秘书长崔坚称，此说起始于21世纪经济报道，“我们与报社、记者联系了解，他们主动表示，是因为将‘城市建设’和‘市容整治’两个不同概念混淆，导致报道不准确，报道标题也有失偏颇，对重庆的形象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感到非常歉意”。除了说明1770亿是“今年要实施的全部城建工程项目资金的总和”之外，在重庆市委机关报通稿中，这位发言人还特别强调了“薄书记在经济工作中，总是充分尊重、大力支持政府开展工作”。此前，曾有民间论者以此指责薄熙来过于强势，独断专行，甚至，就在今日出版之南方周末上，还有作者不点名地批评重庆1770亿改造市容，“就算领导最终‘满意’了，千万草民也未必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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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富士康悲剧，需回归公共理性

作者：侨报评论员

来源：侨报

五月以来，富士康正日益发酵成一个华人关注的舞台，企业紧张、安保升级、官方调查、媒体关注、社会干预、老板道歉……这一切，似乎都难以遏制那些年轻人走上不归路。无论是企业制度缺陷还是社会干预缺位的外因，他们的死亡卷宗上都写着自杀两字。

　　台商大佬郭台铭26日刚刚用公开道歉为富士康员工“第11跳”画上句号，当晚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又一员工坠楼身亡，成为今年第12个坠楼员工(其中10死2重伤)。这宗在当下中国颇具典型现实反讽意味的事件，由此进入吊诡场景：舆论焦点先后将员工薪水、加班时间、劳动环境、生活密度、企业责任、政府作为、文化休克、现实压力、心理变异等议题翻找一遍，也没能阻止这幕悲剧不断上演，几成现实版的、剧情雷同的连续故事。

　　对于那些花季年华的生命选择如此方式逝去，我们深感到悲伤。但若究其关键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为何选择了自杀?是社会环境抑或企业制度之压大到难以抗拒?还是个人心理预期的弹性远没有适应外部现实世界的刚性差距?富士康连环自杀似乎也有媒体过度报道以及放大恐慌的责任。两百多年前作家歌德发表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后不少青年效仿维特饮弹自尽，此后“维特效应”被学术界定义为引发自杀模仿行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斯也曾对1947年到1968年之间美国的自杀事件进行统计分析：每次轰动的自杀新闻报道两个月内，自杀的平均人数比平时多了58人;而在媒体报道玛丽莲·梦露自杀新闻后，那一年全世界的自杀率增长了10%。

　　从个人理性的意义上说，富士康员工12起连环自杀事件比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自杀率(尽管统计口径和数字很多)水平要低，且在去年日本韩国明星连续自杀、北京市2005年仅一个月就有5名大学生自杀、中国警方在扫除不良网站行动中也端掉了指导人们自杀的网站等一系列事件后，在富士康选择用极端方式结束生命的年轻人也只是给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干预提供了全新的案例而已。自杀——这种残酷又是富有勇气的死亡方式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卷起人们对外部动因传导至心理动因的探索，每一次都是触目惊心。

　　然而，我们更愿意从公共而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对待这些悲剧。从社会理性的意义上说，自杀虽是公民自我放弃生命权的极端的最后选择，但公众总是希望能通过外部世界的变化引导那些有抑郁、焦虑、自闭等情绪的人不要放弃，希望政府当局、社会各界、援助组织、媒体舆论以及心理干预机构能够充分调动外部资源，使得准备自杀者放弃行动。尽管到目前为止人们还看不到有效地阻止自杀现象的理论和实践，但社会责任和人类共同价值要求我们给出回答。尽管，这可能是又一种无奈但又是必须的努力。

　　在这宗连环自杀事件中，有关中国大陆出现劳资矛盾、新一代农民工和“90后”对抗社会压力方式、社会重大转型期如何平衡并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协调等议题纷纷登台——这些都是很有反思价值的。连环自杀事件，正如前段时间的连环校园凶杀案一样，不是偶然的或个体的现象，有其社会的深刻背景。对于社会问题，也只能从社会的角度，从治本的目标出发，去寻找最终的解决方法。如工人维权意识的觉醒，工会组织的壮大，这是疏导社会焦虑、营建公民社会之必需。

　　但当务之急，社会更要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如何避免悲剧的进一步蔓延，在第12跳、第13跳发生之后，社会再也不能忍受更多的“跳楼劫”了。要阻止悲剧的继续上演，还必须关注个体的生命诉求，紧急加强相关的保护措施。同时，吁请大众媒体不要再放大“维特效应”，回归社会的公共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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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劳动力已成GDP的人质

作者：韩寒

来源：作者博客·

　　我有一个朋友，毕业之前虽然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积极健康，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给别人加工东西，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块，时常加班，加班有时候有工资，有时候没有工资，合起来一个月能赚两千。他家在几十公里外，买了一个电瓶车，每天早出晚归，刚刚结婚，买不起房子，好在农村当时盖了三层楼，他们把一层和二层都租给了外地来打工的人，每间两百多，一共租出去六间，一个月可以补贴一千五，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往往一个家庭三个人住一间，每个人的收入是八百多，靠步行和骑车，在附近的工厂里上班，附近的工厂是比加工业污染更大的化工业，是当时我们镇招商引资过来的，大部分都倒闭了，没倒闭的略有盈余，但是如果一治理污染，可能就亏损了，一亏损就没办法交税和拉动GDP了，所以政府也不能管，被这个厂污染的河流穿过我家门前，我老家的村里几乎每个农民住宅都住了超过二十个外来务工者。这些农民住宅的房东一般都有一个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类似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我朋友觉得自己混的还算不错，至少娶到了老婆，每个月的钱差不多都用于基本生存，什么大件都买不了，如果想要换个工作或者自己出去闯闯又不敢，一方面没有社会保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方面如果断了一个月的收入，生活就没有办法继续了。他们想去镇上买房子，把自己的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这样对以后的小孩子比较好，但是上海郊区镇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万，他要不吃不喝工作25年才可以，而且还是毛坯房，要装修好还得再饿5年。

　　他的隔壁邻居，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刚大学毕业，工资比我第一个朋友要高一点，但女方要求也高，一定要在市里有一套房子才能结婚，这套市区二手的老公房房子至少需要两百万，我的朋友需要工作六十年，或者他们家的房子出租给八户外地打工人家，出租一百年才能买得起市里的房子，于是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动迁，就算政府五十万拆了他们的房子，五百万把这块地买出去都无所谓，至少五十万可以付清市区里那套房子的首付，以后的再说，老婆好歹可以娶进门。至于房子拆了以后父母住哪里，这的确是个问题，也许可以三百元租其他农宅的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过渡几年再说。我的第一个朋友以前的工作是三班倒，工厂太远，身体出了问题，辞职才换了现在的工作，期盼着少加班和加薪，老板表示明年可以每个月加一百块，后年再加一百块。他上个礼拜告诉我，他的父亲可能要去海外给别人做泥水匠，出去三年就可以赚二十万。我问他，那你怎么打算，他说就这样，还能怎么样。他的母亲在给人拧电灯泡，八百一个月。这个上海郊区的家庭，孩子二十多，生活都能望见五十多的自己，五十多的父亲，还要去海外打工两年，至于那些外地打工者，他们虽然觉得讨厌，把周边工厂的工作额度都挤了，而且还把工资挤压到几百块一个月，整个村里外地人本地人的比例都超过了10比1，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租了他们的房子，一年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万多收入。

　　这就是上海的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也许还算是不错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的饱和穿的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这个政府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还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数据和冰川时代的照片向表明，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我的那个朋友虽然生活压力大，但是他还有朋友和家庭，在他的二十公里远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家庭都在几千公里外，而且家庭也未必温暖，你赚了多少钱是往往是中国家庭衡量一个小孩在这个世界上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是一个中国的大部分网民都未必熟悉的群体，你看很少有论坛上有现役的富士康员工向大家讲述关于自己员工跳楼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能力。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许唯独在跳楼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才有所体现，那就是被当作一个生命被提起和记起，可惜现在又变成数字了。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的都更惨，有混的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的好的女同学，那是嫁的好，别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安排住宿，加班还给钱，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如果将他们的薪水涨十倍，会不会没有人跳楼？只要别通货膨胀十倍，当然没有人再跳楼。当然，老板也不会这么干，就算老板这么干，也会被政府勒令禁止。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无论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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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士康工人自杀看中国人的吃苦耐劳

作者：鲁跃

来源：作者博客

　　富士康最近发生了一系列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南海还没见动静，大概消息还在送信的路上。深圳官员的解释是，富士康的这些员工大多属于“80后”和“90后”，“思想观念不成熟，涉世不深，经历磨炼不够，心理比较脆弱，对情感纠纷、环境变化、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他们同时也提到企业本身的管理问题，但没有具体解释。深圳官员的解释让人认为事发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劳工的素质问题。

　　富士康给员工提供的条件在同行来说是比较优厚的，但员工却无法享受，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式的生活，枯燥无味，没有前途，甚至个人婚姻问题都遇到难处。说白了这些工作和监狱，劳改差不多，其相同点是工人并没有得到什么自由，虽然他们好像有自由。在某些领导眼里，这些员工的素质的确很差，有饭吃，有免费宿舍，有人帮洗衣服，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要是他们都像李肇星说的：“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天下就太平了，可惜还没有发明出能够洗脑的基因，否则宪法一定会规定所以怀孕的妇女必须经过基因治疗。为了国泰民安，强烈建议组建国家“超”重点实验室，招聘世界一流人才，彻底攻关，为了ＧＤＰ，为了和谐，为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没有它绝对不成！

　　有人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了ＧＤＰ的人质，这话并不全面。除了伟大领袖以及他们的同僚外，有谁真正会关心它？关心自己的腰包才是问题的根本，没有利润的吸引，没有政策的许可，没有本地官员的拥护，这些廉价劳动力是毫无用处的，前一阵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珠三角，长三角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就是个例子。可以说廉价劳动力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以及海外投资者的人质。据说该公司因自杀事件增多而增加了安全设施，比如在楼外增加了防跳网，保安巡逻等等措施，还让员工签写自杀责任书等等，生怕员工的自杀会影响自己的利润。他们不知只要自杀的问题一天不解决，人们总有办法去自杀，即使签了责任书也挡不住，好在他们没去杀其他人。唉，中国人还是太老实了！他们要是知道自己的人权，也不会去盲目自杀，挨饿了。

　　相比之下，广东本田车厂的员工就比较会做，他们组织罢工，和资方讲工资条件。资方也够笨的，装配汽车需要熟练的工人，给工人那么一点工资要保证质量就必须采用其它特殊手段，可见资方为了最大利润可以不择手段，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制疏松的地域。最近有人提出关于富士康跳楼事件的10个呼吁，问题是这十条都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根本，那就是一个给工人说话以及权力的制度。没有他们的参与，靠资本家发善心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归根到底，社会需要一个由各方面所带来的平衡机制，也就是民主和法制，才能保障和谐，长治久安，否则频繁的自杀和暴力事件将会永远伴随着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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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闻到了资本的血腥——从富士康“十连跳”说起

作者：俗士

来源：CND

　　5月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21岁的男性员工坠楼，于4：50死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十个坠楼的员工。虽然“跳楼”的原因不尽相同，但被曝光出的富士康公司违法加班问题、保安打人问题，以及坊间关于有死者生前身上有被打伤痕迹，甚至有刀伤等传言，都不免让人对富士康频繁出现的坠楼事件及其原因感到疑惑——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为什么会这样？

　　以前，黑砖窑事件曝光，令人感到震惊，但人们可以说，那是一帮没什么文化见识的土包子作奸犯科，不能说明什么；当各种因拆迁导致的悲剧，人们可以归结为官商勾结所致……然而，我们往往忽视了，种种事件内在的另一个因素，而且是动因的资本。在思考富士康连续发生的所谓“跳楼”事件时，我忽然感到，我们是否需要认真思考一下马克思的这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意义。不错，资本本身是中性的，但因其属性——追求利润决定了：当资本不受制约时，贪婪将使它会变成利维坦一样的恶魔。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学说早就不以为然了。举国上下对招商引资的热情，让我们对资本的认识，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甚至人们单纯的以为资本的发展必然带来民主、自由的进步。然而，通过富士康的“连跳”事件，我第一次真正的闻到了资本的血腥。也许西方国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危害，所以，他们允许独立工会的存在，制定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等等，都是为了有效地节制资本的肆意妄为。最近国内曝光的山木集团事件，同样也是这个问题的典型事例——他们以企业文化、规章制度之名对员工进行各种限制，以屈服于宋山木的独裁统治。

　　说到节制资本，记得曾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资本之所以常常变得格外张狂、可恶，正是因为他们常常与权力穿一条裤子，假借政治权力之威。”他还说：“不节制权力而只节制资本，或用权力来节制私人资本，遭殃的必然是私人资本。”因此，他认为在中国应该节制权力，而不是节制资本（当然，节制官僚资本他是认同的）。我觉得他的观点有两处值得商榷，一个是他将节制资本和节制权力对立起来不妥；另一个是他认为私人资本不应该节制。其实，有些私人资本为恶与公权力并没有直接关系。

　　先说第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是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而在现在，权力通过资本获取利益越来越方便，他们互为影响——权力可以攫取利益，资本也可滋生出权力。笑属先生认为：“资本也是一种权力。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腐败，公权力如此，资本的权力也不例外，这已为一部世界近代史所印证。”眼前的富士康事件、山木事件都是资本滋生权力及资本权力腐败的最好佐证。因此，对于节制资本还是节制权力而言，没必要废此存彼，也没必要将它们对立起来。

　　我想关于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可以打个比方，它们就像是二郎神与哮天犬之间的关系。当哮天犬出来为恶的时候，如果人们空言应该制服二郎神才是根本，反而放纵哮天犬肆虐，这是冷漠，是犬儒主义的。反过来，制服哮天犬，也就消灭了二郎神一个帮凶，本身也是对二郎神的节制。从可行性的角度看，在一时没能力战胜二郎神的时候，能制服哮天犬，是战胜二郎神的第一步。

　　再说第二个。节制资本，节制的是什么？资本的规模还是资本在追逐利润过程中的行为？我想两者皆有。前者，可以用反垄断的法律来实施，这并不会给那位学者担心的一般的私人资本带来任何威胁，反而只有好处；后者，无论资本规模大小，只要有不法行为都要节制，具体可以用劳动法、质量法等相关法律约束。像富士康、山木这样的严重侵害员工权益的大型私人资本，以及制造假冒伪劣的大、中、小型私人资本都是必须节制的。

　　当然，官僚资本更需节制。所以，我认为，任何资本都需要节制，问题是节制资本的目的和手段——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想，不受节制的资本，能吞噬一切，甚至权力。

　　仔细想一下，现在社会溃败，血汗工厂、不断的矿难、豆腐渣工程、房地产的疯狂、血腥的拆迁、虚假广告、毒食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都可说是资本不受节制的恶果。保证资本健康有效地发展，只有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不过，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我想，这一点马克思是对的，否则，也不可能影响那么广、那么深远。而且，通过富士康的“连跳”事件，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知到资本的血腥和肮脏。或许，他给出的解决方法是错误的，这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是始终要保持警惕的。

　　随想随写，或有偏颇，请诸君不吝赐教为盼。

　　201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