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外地人为什么“难管”？

若我安可

本话题来自腾讯专栏节目“今日话题”2011-07-10 第 1722 期http://view.news.qq.com/zt2011/waidiren2/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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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顺元

地方保护主义，排外歧视普遍。[em138]

Johnz

户籍的根除了吧，dang

若我安可

结 语

三十年快速城市化，三十年GDP快速发展，不断做大的蛋糕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汹涌进城的外来务工者与城镇本地人口的矛盾，但若蛋糕不能合理分配，问题将始终存在。

若我安可

根本的方法在于让体制变得开放

外地人与本地人的矛盾，根子在于政治、经济上的差别待遇，如果这种差别一时半会无法消除，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答案是开放，正如有官员提出的，在新塘事件发生之前，如果让外来务工人员参与进“治安队”的工作，而不是让数十个本地“治安队员”在数万个外来务工人员面前作威作福，那么就不会那么容易出现群体性事件。矛盾冲突的激化正是因为双方过于隔膜。

而如果进一步，例如让“同乡会”这种组织发育为能够正当表达其诉求、在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沟通的角色，无疑也有助于这些边缘人群融入城市正常社会。最起码能够让外地人与本地人维持公民权利意义上的平等，让外地人在劳务市场上有更为平等的机会，这些都将成为化解矛盾的有效缓冲机制。在美国纽约，这么一个外来人口占总人口70%，非法入境人口数量就与主体人口数量相当，五方杂处的城市，秩序却能够有条不紊，依靠的就是开放制度的力量。

若我安可

“管”不是解决外地人本地人矛盾的根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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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靠“管”是不够的

在反思增城、潮州两起事件时，不少官员、学者提出应对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性事件，需要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这自然是不错的。尤其社会管理需要讲科学，讲创新，这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例如，政府部门长期以来轻视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服务与社会保障，不讲究文明执法等等，应及早作出改变。而鼓励企业家善待员工，汶川地震时广东做出有力度的对口援助，也是尽量化解“土客矛盾”的有效办法。…[详细]

但仅仅靠提高管理水平是完全不够的。据某些媒体观察，很多摩擦、冲突，往往是“无直接利益”，参与冲突者，跟受害当事人毫无关系。有些人甚至明确表示，出来闹事就是想泄愤，至于以什么为借口已经无所谓了。显然，引起冲突的，是更深层次、更基本的矛盾。

 

若我安可

然而制度把同乡会倒逼向“黑社会”与群体性事件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父爱主义”的国家，党和政府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好农民工组织权的问题，例如，把外来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里去，所以不会承认“同乡会”这种自发性组织能发挥作用。

于是，这种农民的自发组织得不到良好发育——基本上没有具体的规章和纲领，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所采用的维权手段往往单一，主要诉诸于人数以引起群体性事件，甚至采取暴力讨薪。

有些“同乡会”就发展为专门的讨薪工具，潮州事件中的“四川同乡会”就是这么一个极端化组织，他们的生存之道就是“替老乡出头讨要工资与伤害赔偿款，按讨要金额的50%收费”。这种行径，已经有了“黑社会化”的趋势，在《融入白社会，还是逼向黑社会》这篇文章中，已经详细论述过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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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安可

灰色的维权组织“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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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同乡会比找工会管用多了”

外来务工人员作为弱势群体，老乡之间抱团是自然而然的。一位打工人员在表达了与本地人的隔膜之后，曾如此说到：“一起来打工的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大家能说到一块，老家县里怎么样了，玉米今年缺不缺水等。同乡就是这样，特别能谈得来，特别能相互帮忙，我们关系好的，基本上都是同乡。”

据浙江义乌的一份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外地打工，遇到困难时，有接近一半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向老乡、亲戚和工友求助，而首先想到政府和工会的，仅有百分之十几。调查还显示，59%的打工人员就是通过老乡介绍进厂的，而工会组织介绍的只有2.8%。

在讨薪——这个外来打工者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上，有一半的人认为，老乡会里有能人能够帮忙讨薪。“找同乡会比找工会管用多了，我们现在碰到这样的事，不再像以前那样闷声不说了，我们要找同乡会，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随着时代前进，打工者自发组织的同乡会的能量也在壮大，在老板拖欠薪水时，往往会出现同乡会号召明天不上班的老乡集体到厂里去找老板，第二天中午老板就乖乖把拖欠的工资补上的情况。…[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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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安可

于是出现了“外地人难管”

在这种情况下，以本地人为主组成的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管理团队，包括城镇的执法者、治安队员，自然视同样以争取自身利益为目标的外地人为“难管”。相应的，外来务工人员也自然会激发对本地管理者的逆反心理。

而在城镇化村庄这种城市的边缘地带，由于缺乏主流声音的关注，使得这种对抗心理变得更为危险。而且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明显提高，冲突就变成不可避免的了。

若我安可

作为“理性人”的本地人不会轻易出让自己的利益

与西方自然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中国的城市化是在短期内飞速急进的。许多东部沿海城镇的本地人都是因所在地纳入开发计划，而坐享其成地成为城市文明的享用者，广泛缺乏一股朝气蓬勃、竞争进取的市民性格。他们关心的往往仅是自身的利益，他们没有足够的良知、远见和勇气，容忍外来工享有与本地人一样的“国民待遇”，平等分享资源。在一些人心目中，这片土地是“本地人”的，在各种制度安排中，本地人绝对优先，“确有余力”的情况下才会向外来农民工分惠。

这些城镇化了的农村，村民之间依旧维持着“熟人社会”，互相之间讲情面。村里各种“有油水”的岗位，外来工都捞不着。只有本地人没人干的，才招聘外来工。村治安联防队治安员对本地人和外地人区别对待。同样摆摊经营，只赶外地人，不管本地人。对于这些精于判断和计算，堪称经济学中“理性人”的本地人来说，以自己利益为优先是自然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