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短工化” 企业和劳工的双重无力

南征北战

2月10日，傅蔚冈在南都发表文章《如何看待农民工的“短工化”》，文章援引清华大学《农民工就业趋势报告》的数据指出，农民工“短工化”的趋势愈演愈烈，2000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持续3.8年，而2008年这个数据是1.4年。傅蔚冈先生认为“短工化”不是农民工特有的现象，美国就业人口在18到42周岁之间每人平均从事过10.8份工作。因此，傅先生认为我们不必过度担忧，在人口红利不再的情况下，“短工化”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高的职业目标和更强的自信心，而且用人单位会因招不到工人而更加着急。

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新生代农民工视野的开阔，确实使得农民工在和企业博弈时更加有力量。但“短工化”的愈演愈烈却并不是一个能让人心静如水的消息。

对农民工个体来说，工作的不稳定是农民工无法随着年资而增加收入的重要原因。对此，笔者在几次农民工调查中深有体会。幸福感比较高的农民工是那些40多岁，并在一个厂长期工作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老员工，他们通过辛苦但稳定的工作，储备下一定的积蓄。并且有了社保和医保，很多人准备凭着多年的积蓄回家乡盖房子和开一家小店做生意。

但更多的农民工却是一直处于打短工的状态，很多人都是今年在这个厂打工，春节时拿了工资回家，节后返城再重新找工作。这种打短工状态是和泰罗制极细的分工体制联系在一起得到的。正是这样极细的分工体制使得农民工并不能通过长期的工作而培养自己的技能从而提高自己的工资，而且，由于工厂只需要无差别的低水平劳动力，他们可以较易地找到其他农民工及时顶上空缺。

因此，大多数农民工的打短工和美国人的频繁跳槽不具比拟性。美国的就业人口可以凭借自己的技能或工作经验来争取更高的待遇，并通过跳槽来实现工资的增长。而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工是没有技术积累可言的，他们并不能通过换公司来提高收入，恰恰相反，频繁变换公司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

另外，“短工化”意味着农民工对前途的迷茫。一份安稳的工作对农民工不仅意味着可以通过年资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和齐全的福利待遇，更意味着农民工能找到在城市里的安全感。傅蔚冈先生在文中提到农民工的视野开阔了，期望提高了。这是事实也是好事。但视野的开阔、期望的提高和看不到前途的现实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失望和迷茫的情绪。年轻时可以打短工干体力活，但没有技术含量的流水线工作从来就不乏更年轻更身强力壮的替代劳动力。富士康的连跳只是因为媒体集中报道才引起轰动，而在不为人知的其他小工厂，又有多少年轻人跳楼或者发疯。这是深圳一位从事农民工N G O人士告诉我的。

对企业来说，“短工化”也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就算是在人口红利明显的时候，沿海的加工企业也会对“短工化”而苦恼不已。因为每一次新的招工和培训都意味着企业要额外付出更多的劳动力成本。但很多加工企业是订单生产的，既不想和员工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又想在需要用工之际顺利招到工人。正如傅蔚冈先生所说，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用人单位无法再像以前那样随时招到工人了，这需要用人单位提高工资待遇和完善工人的福利制度，但这些对于靠低劳动力成本起家的沿海加工企业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除了汽车零配件生产和组装产业，绝大部分加工企业不存在加薪空间。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他们本来就没有太大和国际资本议价的能力。

因此，“短工化”的愈演愈烈表现的是农民工和企业的双重无力，农民工的无力是自身期望提高而人口红利还无法惠及个人时所表现出来的迷茫，企业的无力是面对国际资本缺少议价能力的同时却要面对诉求日益增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从历史从宏观结构从数据来看，这样的“短工化”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期，可能只是人口红利消失、产业升级转型的一个阵痛期。但从农民工和企业个体来看，“短工化”所要带来的压力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巨大，而他们面对这样的困难时却是无力和迷茫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谢旭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