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价和人口看部门利益如何“卖掉”中国

边城一刀

从房价和人口看部门利益如何“卖掉”中国

——“国贼”比“卖国贼”更可怕

刘忠良

在没有实现民主宪政的情况下，实际上，目前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在“坑”党中央，执政党的威望在民主不完善的制度下被各级政府、各级官员、各个部门和错误政策几乎耗光了。而且有时候他们“坑”中央、“坑”人民是冠冕堂皇，找种种借口、制造种种理论或宣传种种思想，给他们“坑”中央“坑”人民赢得道德高地和“合法性”“坑爹”，甚至让党和人民被他们“坑”了还要替他们数钱或在舆论上帮他们“把关”（例如反对计划生育的书被规定不能发对计划生育、不能说计划生育造成性别比失衡，要按照计生委的宣传口径说）。

比如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为了获得掌握土地的权力和寻租利益，以“保护耕地”和害怕农民失去土地造成社会问题等为思想理论基础，让党和人民在粮食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恐慌性继续接受目前的土地制度。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为获得最大卖地收入，大幅降低了住宅土地供应量和大幅提高住宅用地价格，人为的让商品房“奇货可居”，结果投机涌入和高房价；地方政府为最大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又低廉的大量供应工业用地，造成工业用地效率低下，且为一些钻研投机者创造机会，其中还有许多强拆和一些人民群众付出流血或生命代价；同时，为人民建设廉租房的积极性不足，经济适用房成了腐败产业。这样的土地制度，造成土地供给结构不合理、房地产腐败、高房价（间接抬高物价）、住房难、民生难、房地产泡沫绑架经济、高房价透支消费购买力、扭曲经济社会结构、加剧贫富差距和社会经济危机，进而危害民族国家的未来，也危害执政党的利益，并且党中央要为这些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背黑锅”。

由于制度原因，恐怕中国中央政府是世界上为政府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和个别领导人错误“背黑锅”最多的政府。制度不变，此类“背黑锅”将继续下去。因为在缺乏民主的制度下，老百姓和有良知的学者等没有发言权，更难以把他们的想法或道理传到中央，而掌握权力的各个部门和各级政府不仅有决策权和发言权（他们占全国人大代表的七成），还有思想言论主导权或控制权，且更容易影响中央领导的思想或想法，结果中央常常被忽悠（既导致“政策不出中南海”，也导致“民声不进中南海”），而且还要“背黑锅”。

其中，党中央国务院所受的最大忽悠、最大的“上当”和“背黑锅”是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尽管中国由于缺乏民主，个别领导在人口政策上存在拍脑袋决策行为，但没有计划生育部门及其专家的误导，世界上唯一的且严重侵犯人权的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是很难产生的（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制度，只有在不民主的制度环境下才能诞生并实施这样侵犯人权的极端人口政策）。

实际上，实行和坚持最严厉的计划生育，如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是计生部门利益最大化的表现。这是因为：越是强制，规定的生育数量越少，国家给计生委的权力范围和权力强度也就越大，比如罢官和撤销公务员饭碗的生杀大权；越是强制，规定的生育数量越少，越是背离人民的生育愿望（包括党员和公务员），人民就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这样计生部门和计生人员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收入、捞得更多的油水。而这些权力及其现实中的表现，比如强制结扎、强制上环、强制孕检、强制堕胎（甚至杀死活婴儿、造成母子双亡或导致妇女不能再生育）、强制生育处罚和侵犯新生儿亲属生命财产安全及不公平对待所谓“超生”孩子，是严重违反宪法和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是与当今世界文明格格不入的！

思想决定认识，认识决定行为。对计生部门来说，利益形成的基础是宣传人口恐怖论、人口负担论、人口太多论等反人口与生育的思想。因为越是宣传人口恐怖论、人口负担论和那些错误的人口思想（如人口数量与就业、房价、交通、人均GDP、人口质量、资源环境、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错误观点），中国民众和决策者就越感到中国人口太多，需要减少。只有这样，中国才需要计划生育，计生部门的利益存在才有现实可能性与道德前提。所以，尽管许多宣传十分偏离基本常识，但利益会驱使计生人员继续这样宣传错误的人口思想。

而越是宣传人口恐怖论、人口负担论和那些错误的人口思想，计划生育就可以更强制，规定的生育数量就可以更少，同时也与人民的生育愿望更背离，这样计生部门的权力与利益也就越大。这就是计生部门的人口思想→部门权力→部门利益的机制所在。这也是三四十年前全国实施计划生育不久，早期计生委领导就要求实施强制计划生育与一胎政策的最根本原因——用专家误导中央领导，用宣传忽悠全国人民，从而扩张部门权力与利益！但同时，这也将计生委自己骑虎难下——沿着永远限制生育的道路上走下去——绑架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命运，挖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根基，也绑架了执政党的未来！

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二战后全球生育高峰，中国在1953年开始提倡节育，1962年“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 196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城市为重点的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开展起来。1971年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城乡全面展开，1973年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5.8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生育率仅处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高生育率压力不复存在（按照国际标准总和生育率低于2.5为低生育率），而中国紧接着却全面开始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背后有强大的计划生育部门利益在作怪。

至少从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始，已经播下计划生育部门利益的种子。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这意味着计划生育部门利益在全国已经形成。计划生育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种子决定，利益的膨胀会导致计划生育越来越严。因为越是强制、越是规定的生育数量越小，计生部门的权力与利益也就越大。计生部门和计生官员追求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计划生育越来越严，最终导致一胎政策的诞生和计划生育非人性的强制实施。

1973年7月计划生育小组成立，而到年底国家就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岂能是巧合？恐怕只能用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最大化诉求来解释。在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上，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副总理说：“一对夫妇有几个孩子为好？过去提‘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大家看法怎样？……在‘晚、稀、少’问题上，我看关键是少，特别要在‘少’字上下工夫。”开始为“一胎化”定下基调（梁中堂，《“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

正是他们不断的利益最大化诉求，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在他们的利益追求中开始浮现。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梁中堂教授回忆，此次会议上有不少的人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的“革命”。而以良心说话的梁中堂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在发言中提出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将全部成为现实！）。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则反驳说：“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当会议结束后，梁中堂教授在返回太原的路上听到了广播中国务院副总理、计划生育小组组长陈幕华的讲话要点，竟然几乎完全是在反驳梁中堂教授论文中的观点。她总结说：“总之，对提倡‘最好生一个’的种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梁中堂，《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决策内幕》）

成都会议之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迅速升级，同时计生利益集团对只生一个的政策的诠释、宣传也逐步形成强大的攻势。从1980年初开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论证“一胎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搞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在这样的氛围下，在计划生育小组部门利益与领导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下，宋健、田雪原等原本不是人口专家的专家在这个时候也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1980年2月13日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全国上下恐慌“人口大爆炸”，认为不搞一胎政策不搞强制计划生育不行！就这样，在“人口大爆炸”的恐慌下，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就在全国实施了，紧接着计划生育变成了基本国策。

仅仅从“人口大爆炸”的恐慌和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来看，像许多中国人也在这种人口恐慌中认可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一样（有一些外国人也这样），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实施这样的政策也包含着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负责精神。比如笔者在小时候听大人讲，如果不计划生育，中国将人满为患，一直贫穷落后，最后人吃人，所以我在小时候也支持一胎政策。实际上，现在许多反对计划生育的人也曾经在人口大爆炸理论指导下支持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但问题是，这种政策是建立在错误理论和对人口问题的无知之上，尽管是有负责精神，但决策结果在被误导之下是错误的，最终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也要为这种被忽悠出来的错误政策付出沉重代价！（刘忠良新著《大国危途——民族兴衰与人口政策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