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国民道德生活保持中立

边城一刀

　国家应当致力于创造社会和谐与国民幸福。

　　何谓和谐?经高人指点，“和”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就是人人有话说。我很赞同，只想补充几句：光有饭吃还不够，还应允许吃品种多样的饭;光有话说还不够，还应允许说观点各异的话。好比交响乐，它的美妙悦耳来自不同乐器的多种音符，如果只有一种乐器不停地发出一种声音，那就不可能是和谐，而只能是噪声。

　　何谓幸福?我们无从给出公认的定义，但大家似乎都知道什么是不幸福。短暂的军营生活，可能是光荣的进而是幸福的，但若把全国变成兵营，让全体国民终身过军营生活，尽管有吃有穿，那也肯定是不幸福的。不幸福的根源只在于，它太整齐划一了。蓝制服本身并不难看，但若像上世纪70年代那样全国一片蓝制服，恐怕不是民众乐于回归的。

　　更不要忘记，从蓝制服走向红裙子，不仅是一个艰难的思想解放过程，而且思想解放的急先锋竟是穿喇叭裤、蓄长发的年轻人。他们在当时备受争议，甚至屡遭围攻。专有一批道德卫士手持剪刀冲向他们，剪开他们的裤子，剪掉他们的长发。这些年轻人不仅投诉无门，而且还有被官方直接处罚的。

　　不要认为这只是很久以前的事，不久以前，警察抓夫妻看黄碟，走的是同样的路线。并且，被抓的夫妻为了讨个说法，也是倍尝艰辛饱受折磨。我们不禁要问：黄碟上的那点事儿，夫妻之间是否可以做?如果可以做，为什么不能看?那些关怀他人床笫之事的人，不管他们怀揣着多么高尚的目的，总之是要约束他人床笫之间具体的娱乐方式，说到底，就是按照某种“正确的”方式进行某种他们极为看重的行为。

　　这时，我们突然理解了，李银河们并不是在支持某种行为方式，而是在反对某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你跟我不一样，所以不许你那么做。尤其是当我是多数你是少数的时候，更会发生围剿与歼灭。而围歼的理由从来都是给作为少数的你一顶帽子：毒化风气，荒谬无耻。李银河们从不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不能做对某件事，而是担心它一旦做错事，就不可收拾，就有回到“蓝制服”的危险。而这种担心，现在看来决不是多余的。

　　道德上的是非优劣是可以争论的，争论不可怕，不要把国民当傻子，国民自会知道什么是德行。所以，国家不应为道德立法，不要企图用法律来推行或者捍卫某种道德，更不要以过去遗留的道德立法强力介入国民的道德生活。对道德生活的介入，往往意味着深入他人心灵，踏入他人家门，支配他人财产，甚至支配他人的自由与生命。这不正是我们经常耳闻目睹的吗?所以，在国民道德与国家权力的边界争端上，如果强者不自我克制，那就没有边界，因为整个领域都是强者的。

　　国家应当关怀的，不是国民的道德，而是民生民命;国家应当关注的，不是国民的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而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应当有个“动用理由的阶梯排序”，换言之，在无力救济拆迁自焚的时候不应当用力于淫秽物品，在肃清官员贪腐之前没有理由把社会目光引向聚众淫乱。

　　对于挑战道德底线的少数人，国家和社会应当抱持宽容的态度。挑战者的确不一定代表道德的演进，但扼杀挑战者却一定会窒息社会的自由。想想意大利电影《天堂影院》里被神父剪掉的淫秽的接吻镜头，几十年后被重新拼接起来，竟然是一个个令人感动落泪的美好瞬间。        

作者：邓子滨

来源：南方网

Blues

政府考察官员的不是人民的幸福指数，而是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