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歧视是为了建设理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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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千帆，曾东萍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12-17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同舟共进》：“人们在歧视我们，我们何不到人群广众中去，要吃大餐饭，要挤公共车，要进电影院。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对他们打哈欠、吐唾沫。那么，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这是患乙肝的作家贾平凹在他的散文《人病》中表达的对“排斥感”的抗争。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占总人口约1/10，他们在生活和就业中常受到歧视。除了乙肝歧视，另外如健康歧视、性别歧视等也大量存在。您能否简单地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反歧视，其内涵是什么?在中国，反歧视有什么特殊之处?

　　张千帆：反歧视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理性社会，因为所有歧视都是非理性的。所谓宪法意义上的“歧视”并不是简单的差别对待，而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差别对待，因而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以乙肝歧视为例，如果乙肝并不传染，也不影响病患者工作或学习，有什么理由歧视呢?如果有两个人同时竞聘公务员，其中一人条件更好，经验更丰富，却因为携带对公众没有危害的乙肝病菌而被拒绝录用，那么乙肝歧视不仅对他个人不公，而且对社会也是非理性的，对政府工作效率也是一个损失。因此，歧视不仅仅违背了宪法平等原则，而且也损害了社会效率。

　　中国歧视的特征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在，歧视的种类有户籍、地域、性别、年龄、相貌、政治身份、健康状态等不一而足，实施歧视的主体有政府机构、私营企业、医院、大学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单位;歧视方式则既有公开的明确规定，也有秘而不宣的内部掌握政策。如果说其他国家的歧视一般集中在某个具体领域(譬如美国早先种族歧视尤其严重)，那么中国社会面临的歧视是全方位的，反歧视努力任重道远。

　　《同舟共进》：您在歧视种类中提到的“户籍、地域”歧视，在国际反歧视公约或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反歧视法律中，都没有具体表述或处于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为何在中国，却成为反歧视的重要内容?造成这两种歧视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千帆：这是因为近几十年来长期实施城乡二元制度，从政治、经济、教育、就业机会、社会待遇、医疗保障等各方面对农村和农民实行全方位歧视，令他们至今仍然生活在户籍和地域歧视阴影下。虽然近年来政府采取了某些取消歧视政策，但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等领域的歧视反而变本加厉。因此，户籍和地域歧视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不是严重问题，在中国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同舟共进》：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公布的《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六成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户籍、地域有明确要求，属于典型的制度性歧视，而本该引领公平就业的国企、机关、事业单位也是就业歧视重灾区。中国一方面在推进制度性反歧视，但同时制度性歧视却大量存在，怎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

　　张千帆：这只能说我们在反歧视的制度改革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其实刚刚起步，在乙肝歧视等少数具体领域初见成效而已。在我们国家，实然和应然的差距是存在的。宪法和法律说了应该如何如何，在实际中未必都得以实行;没有适当的制度，所有这些理想都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得不到落实。宪法平等原则落实不了，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反歧视的制度。别的国家不仅有反歧视立法，而且专门成立了反歧视机构，遇到歧视还可以向法院起诉。我们有什么呢?不仅没有专门立法和机构，而且即便起诉也往往无法可依。要从根源上消除歧视，必须同时在立法、行政、司法上健全反歧视制度。

　　《同舟共进》：中国在2005年8月加入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共约)，在反就业歧视之路上跨进了一大步。111号公约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就业和职业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其中，“机会均等”与我们熟知的“平等”区别在哪里，应如何理解?

　　张千帆：机会均等也是一种平等。平等分为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机会平等只是要求获得平等的机会，譬如平等就业机会要求按照同样标准衡量申请人，而不能根据种族、性别、年龄等不相关因素进行歧视;但是给予平等机会并不等于要求录用这个结果，在按平等标准衡量之后如发现条件不如别人，也完全可以不录用。待遇平等则属于结果平等，譬如要求同工同酬，同等条件的职员获得同样的薪水。我们一般强调机会平等，而不强求结果平等，因为如果不谨慎，很容易回到平均主义时代。

　　《同舟共进》：近年出现不少引人关注的反就业歧视案件，如“中国基因歧视第一案”、“乙肝歧视第一案”等，但诉讼维权要消耗大量时间、精力、金钱，而且很多案件是通过媒体的关注才有了实质进展。那么，在现实中，遇到了就业歧视的情况可以怎么做?国家在立法方面有什么可为的?

　　张千帆：诉讼成本确实相对较高，但仍是不可忽视的一种维权方式;许多事件之所以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也正是诉讼造成的。诉讼本身往往未必能直接维权，但能产生政治和社会压力，迫使政府机构改进政策，以更有效地应对歧视行为。就实际操作层面说，中国法院远不如行政来得有效，如果你能说服卫生部取消乙肝歧视，那就不用上法院浪费时间了，尽管诉讼仍不失为其他途径不奏效时的最后一步无奈之举。立法也类似，要让人大通过一部正式法律是很难的，但是制订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要容易得多。因此，遇到就业歧视时，首先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反映，争取及时调整政策。当然，同时也可以通过诉讼或向人大提交建议扩大影响、增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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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歧视我们，我们何不到人群广众中去，要吃大餐饭，要挤公共车，要进电影院。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对他们打哈欠、吐唾沫。那么，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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