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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题目,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向过去一年中通过博客给我带来乐趣、启发和灵感的博主致意、致敬和致谢。 和以前一样,红色为我的读书笔记。 今天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成功? -----土佬冒的经验主义和洋海龟的理想主义 作者:潘石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bbf01000ddu.html 想一想,自己从商时间不短了,但从来没有认真去思考过从商的本质问题,并且在从商过程中所读的书籍,也基本都和从商无关。 记得读到这里时,心里先悄悄的问问了自己,“做NGO和CSR也有好几年了,我思考过什么是NGO和CSR的本质吗?”答案似乎是“没有”。于是不甘心,去问北京上海西安的若干同行和同事,得到的回答五花八门,从“没有”,“这个还用问吗?”,“不明白你在问什么?”,到“你没事吧?是不是最近参与式培训做多了?” 这几天行走在以色列,走在地中海边上,这块被世人认为充满恐怖和战争的土地,当你真正走进它时,却感觉它是那样的祥和、平静,能让自己的心也静下来,思考这十几年来自己对从商的看法。 十几年来我几乎没有看过任何关于管理技巧的书籍,从我内心来讲并不认为一个好的商人要追求多少技巧,而是要从根本上去回答:为什么办公司、办成什么样的公司、经商的目的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公司对这个时代的贡献和理解的答案。中国大背景是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过程不断加快,未来中国的经济还会快速增长,中国将有几亿人加入到城市化的过程中。只有当你顺应了这些大趋势,你所做出的努力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的承认,才能谈上对社会的贡献。否则,大方向错了,南辕北辙,就是做了反功,适得其反。例如:今天再有人去办制造算盘的工厂,或者再去开生产BP机、录音带的工厂,就显然不合时宜,技术的进步一定会把他们淘汰掉。用句俗语就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这些其实都是很空的概念,至于如果才能顺应大趋势,如何才能不选错行,在具体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 也许,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商业社会,似乎大家很容易知道什么行业或者业务是濒于淘汰的,就像今天中国的BP机。但是,我有几个问题: 任何企业或者商业,都有一个发展、成熟、衰退和消亡的过程,而且不同阶段之间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甚至变化的。那么,还是以BP机为例,我们今天做出这样的判断绝非难事,但10年前呢?如果说市场份额下滑,那么是连续下滑3年,还是5年,就可以判一个行业的死刑?也许,对于一个想要掌握趋势的企业家而言,需要的不仅是经济学,更需要勇于承担责任的胆量,和一点点但至关重要的运气。今天中国的NGO,存在着类似BP机这样的行业吗?如果存在,我们又该怎么判断?市场份额?参与人数?政策法规?还是最简单的筹资数量?据我所知,今天仍然有少数人是需要BP机的,但明显其数量已不足以支持一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相信作为绝大多数企业都不会,也不应该再保留这个产业。但是,如果是少数群体对NGO的某项目有需求,这时NGO真的可以就只是因为需求太小,或者要集中资源去做其他的事情,而取消这个项目吗?如果取消了,那些受益群体该怎么办? 前不久,与一些记者朋友谈起,中国这十几年涌现出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但大家对这些企业家的共同的认识是,文化水平低,没有知识。小学、初中水平,包工头居多。有个别的甚至不太识字,写自己的名字还要秘书去写。前不久我去内蒙古卫视录制《财富非常道》节目时,主持人李楠就拿出一个“富豪排行榜”说,IT行业企业家上榜我们可以理解,因为IT行业技术含量高,你看现在榜上这些人有什么技术含量呢?当时,我在节目中打了个岔,说了一句笑话就过去了,没有仔细想下去,这几天安静下来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关于“技术含量”的问题,请见安猪NGOCN的博客,非常有启发的一篇文章。 如果极端地划分,中国企业家可以分为二大类: 一类是“土佬冒”,或叫“土鳖”,也就是“技术含量低”的这一类。这一类属于经验主义,没有大方向,也没有大画面,就是外国人说的缺乏Vision。但他们不固执,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了就往前走一步,摸不着石头,不知水深水浅时就另寻他途。这类企业家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但千千万万这样“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家用这种办法成功了。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国制造”现象就是从这样一大批企业家手里产生的,他们的生命力惊人的顽强,可以在任何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光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最简单的就是开一个中餐馆,等待机会,慢慢起步。就是开一个小小的餐馆,也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和家人。 与这一类企业家相反的是另一类,高学历,以“海龟”为代表,技术含量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不光会讲中文,英文、法文也都会。他们是最早走向国际的一批精英,给中国的开放带来了新的气息。但他们中的有些人自认为学习到了所有知识,参透了世界上所有的奥秘,最常用的词是“世界将因我们改变”,“我们为人类提供新的生活方式”。对未来中国、世界几十年的走向讲得一清二楚,对股价、汇价、房价等走势的预测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这一类企业家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碰得头破血流。这类人才如果没成为企业家,成为经济学家,预测结果常常与现实结果完全相反,他们也只能用“市场不成熟”,“有泡沫”,“人们不理智”来为自己的预测结果辩解。如果说第一类企业家是经验主义的话,这类企业家就是教条主义。借用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就是: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比经验主义严重得多,教条主义让中国革命的力量在白区损失了100%,在红区损失了90%以上。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呢?因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市场非常繁杂,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任何人都不能100%地去掌握,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就算最有知识的人、最聪明的人,也有自己不知道的盲区和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似乎在NGO这个圈子里,说一个人,特别是发起者,管理者等中高层人士,“缺乏vision”是相当严厉的批评了。但如果就事论事的说,这样其实很容易给人不着上下的感觉,因为当所有人都在说“vision”对NGO是如何重要的时候,很少有人能非常清楚而有条理的说出,“vision”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工作中的那些地方,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成就或者后果。久而久之,这样的批评,让人不免产生当年“扣帽子”、“站队伍”、“表忠心”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不难发现,在周围的生活和工作中,有“vision”的人往往会坚守自己的信念和方向,但负面的效果是他们容易固执,同时“vision”也有可能成为束缚他们的“教条”。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些“技术含量不高”的NGO们,确实很接近“机会主义者”。那么,一个油然而生的问题是,尽管谁都不希望,但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时,是要当活下来的机会主义者,还是当壮烈牺牲的教条主义者?对于企业,我想答案相对容易得出,但是NGO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所以对上文提到的“中国制造”现象深有同感。我非常认同这里的一段话,而且相信,不仅对于企业家,对于中国本土的NGO也是一样的道理,“等待机会,慢慢起步,至少可以从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和家人开始。” 当代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这与时代背景有关,与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企业有关。在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厂长,没有企业家,这种经济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贫穷和落后。在资本主义初期,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不在本国制造贫困,就把贫困输出到别的国家去,这是马克思当年总结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适用的。那么,符合人类新文明的新的企业形态将会在什么样的国家诞生?不可能在欧洲,不可能在美国,也不可能在非洲,我认为只能在中国诞生。这种新的企业形态,要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关注精神财富的与物质财富的平衡发展,要关注公平、正义,关注和谐平衡的发展。新的企业形态对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既要有第二类企业家的远见、知识和理想,也要有第一类企业家的务实精神,要尊重未知的领域。两者都不能走极端,正确的道路是中庸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