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康的各种不同声音(本站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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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富士康员工也能罢工的话

作者：章文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看到本田南海员工罢工的消息，突然有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头脑：假如富士康员工也能罢工的话，那还会有12连跳么?

　　我个人极不认同当前社会上一部分人所持的“心理暗示”说法。如果一个人没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果一个人心理健康，看到其他人自杀，他会去效仿么?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自杀者自杀前的心理疾病是如何生成的。

　　我不否认，一个人最终选择自杀，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具体到富士康事件上，工作单调枯燥、待遇很低、没有私人空间、离乡背井身边都是熟悉的陌生人等等，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无法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但是，不妨反向推导一下：如果在富士康，平时有工会倾听工人的苦恼，关键时刻能够帮助工人维权，那么工人们的心理状况是不是会好一些，是不是可以避免走极端呢?

　　可惜的是，据报道称，富士康的工会主席是大老板郭台铭的秘书。显然这个秘书领导的工会是不会站在工人这边的。由此不难理解，在富士康事件中，外界没有听到其工会的任何声音。

　　岂止是听不见富士康工会的声音，深圳市工会、广东省工会以及全总，都保持了令人吃惊的缄默。

　　其实，一切都很正常。早在2001年，当全国掀起在非公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运动时，当时还在《南风窗》效力的我去访问广东省工会相关负责人，在其后的《新建工会冲击波》报道中录用了他的一段话：现在非公有制经济那么发达，吸纳的工人那么多，国际国内形势又那么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的“×輪功”一直在与我们争夺群众，你不去组织群众，有人会去组织，他们自己也会组织起来，那样就会威胁到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去组织他们，起到“凝聚群众，占领阵地”的作用。

　　一语道破天机。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发现，在非公企业里推行设立工会的运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工人的权利，而是出于稳定的政治目的。

　　在此政治目的之外，地方政府为追求GDP而对资本的“逢迎屈就”，更使得弱势工人面对强势资本时，无所凭籍。工会不但不会站在工人一边，还会帮助老板组织好生产。

　　有一种似是而非却流行甚广的说法，值得仔细推敲。有些人说，如果中国制造业不能维持低工资的生产成本，那么外来资本就会弃中国而去，转向越南等地。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就我目力所及，我没有看到详细的有说服力的调研报告，能够证明上述说法的准确。

　　据报道，郭台铭在5月26日的记者会上说要将员工的基本工资上调20%，证明富士康是有能力提升工资的，同时暗示之前的工资太低了。

　　还有一种说法也值得商榷。有些人说，这是中国必经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也同样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是21世纪，关于人的权利的认识已非几百年前所能相比。尊重人权，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价值观。难道在今天，我们还能容忍丛林法则，习惯于弱肉强食?

　　还有人为富士康被冠以“血汗工厂”鸣不平，言下之意是他们的工作环境比许多小型私企强多了。

　　其实，“血汗工厂”不一定是像黑砖窑一样，很多企业如富士康一样，有宽敞明亮的厂房，但工人们都是长时间工作，低薪酬，没有劳工权利，特别是没有独立申诉渠道。

　　在这次美国表示将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正在北京访问的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表示欧盟仍未考虑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布泽克在采访时说中国还没有“达到欧盟的认定市场经济的标准”，即中国还没有“施行(implement)”一些法律法规。

　　他在讲话中提及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的序言说：“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中国政府虽然于1998年签署了该公约，但并没有在国内执行它。因为联合国政治权利公约属于国际法，中国一旦批准这个公约后，就会面临着作为国际法的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国内法的关系问题。

　　在此，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得向布泽克先生表达一下我的敬意，并顶着“卖国”的嫌疑坚决支持欧盟的决定!

　　在“12连跳”的悲剧上，我不想简单地责难富士康，但坚决不同意郭台铭所言的“跳楼事件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工厂管理并无问题”。随后深圳市政府所说的“富士康管理文化使问题情绪叠加”即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郭的说法。

　　中央调查组已入驻富士康。据消息称，是次调查组将多渠道、多层次了解富士康企业用工现状，富士康的企业管理模式与劳资关系将是调研的重点。

　　消息还透露，于2006年成立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只是深圳市总工会派出富士康的工会组织，并未实现企业内部建会。

　　我对调查组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尤其是考虑到世界500强之一的富士康是台企，事关统战大局，有关部门能否痛下决心，值得继续观察。

　　总之，如果不还富士康员工真正的工会组织，不允许他们有集体罢工的权利，那么一时的权力介入，一时的政策调整，并不能改变劳方和资本的悬殊地位。

　　最后，我希望中央调查组将眼光放宽些，富士康只是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一个标本而已，在珠三角，在长三角，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很多个“富士康”。如果要兑现“让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承诺，就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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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悲剧”与社会的转型成本

作者：陈季冰

来源：经济观察报

　　仿佛一个黑色幽默，26日晚，就在鸿海精密（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赶往深圳，亲自坐镇，鞠躬道歉之后几小时，该公司又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已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的“12连跳”了，这一连串的跳楼自杀事件共造成10死2重伤。

　　郭台铭日前在某个经济论坛上就公司的员工待遇问题作了简短辩护，他称，鸿海精密不是一家血汗工厂。管理一支超过80万人的生产队伍十分困难，每天都要处理许多事情，但他和公司有信心能够尽快稳定目前的形势。

　　可能的确如郭台铭所说，公司做了许多事情帮助员工。据报道，鸿海精密近来已经推出了一系列防止员工自杀的举措，这其中包括：设立自杀热线、聘请心理专家和顾问与员工交流，并成立了富士康员工关爱中心。该公司还邀请僧人在工厂做法事。遗憾的是，董事长的信心和公司亡羊补牢的努力并没有能够留住那些年轻（甚至是稚嫩）的生命。

　　一个多月来，随着富士康员工“连跳”数字触目惊心的快速上升，舆论对这家口碑本来就不算太好的台资企业的关注以及对“连跳”事件的讨论也急剧升温。除了批评富士康公司本身的员工关怀和管理缺失以外，有论者指出，事件与中国当下过度倚重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畸形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还有人以事件为例证，直指地方政府唯GDP论的错误和片面的发展观；此外，更有文学气质浓厚的左翼批评家声称，从事件中看到了现代大机器、流水线生产造成的人性异化、精神荒漠等等……而自诩“理性客观”的观察者则引证全球和全国的平均自杀率数据来说明，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富士康的员工自杀率并不高，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富士康历来应者不暇的招工盛况，就是对它“不是血汗工厂”的最有力的辩护……

　　上述这些分析和解释都有道理，但亦都有严重的局限。就拿所谓“全国自杀率平均水平”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拿中国当下18-30岁之间的健康青年的平均自杀率去同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相比较，才是科学合理的。至于大工业生产导致的异化，这个问题被无数伟大哲人控诉了起码有150年了，它确实是一种永远值得认真倾听的批判声音，提醒我们社会远不完美，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但若放到富士康“12连跳”这个具体事件上来看，恐怕并不具有多少针对性和建设性价值。

　　事实上，“富士康悲剧”以一种经典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论及的一个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与“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在中国到处存在。相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至今都还记忆犹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所谓城市——如鞍山、抚顺等——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工厂。反过来说，像鞍钢这样的所谓企业，其实就是一个涵盖一切的社会，从托儿所到殡仪馆一应俱全。然而，这样的“企业办社会”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这也就是它们最终无一例外地难以维系，需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国企改革”的原因。

　　不幸的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出口加工业基地在奉行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情况下，它们的企业却仍然试图沿袭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内部管理方式。这自然又与它们雇佣的员工的身份结构高度相关——他们绝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基本没有机会在当地安家落户，遑论融入当地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由于企业的规模普遍比较小，问题一直被掩盖着，今天终于大规模爆发。郭台铭所诉的苦一点都不假：80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人口稠密的超级大县，甚至已经达到了人口相对较少的省份的一个地级市的规模。富士康的这么多员工们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赚钱外，还有任何一个正常人都离不开的社会性需求，像家人、朋友、恋人间的感情交往……

　　具体地看，这12个跳楼的年轻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寻短见的原因，有些甚至是十分偶然和难以理喻的。但是，假设他们生活于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那么他们那尚未成年的大脑内那些一时想不开的念头是完全有可能在包含着感情的人际交流中被扭转和打消的。问题在于，富士康可不是以前的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郭台铭董事长也不是他们的党委书记。在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下，追逐利润是企业和企业家天经地义的事。退一万步说，即便富士康今后投入再多员工关怀，就像26日郭台铭陪同200多名海内外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部厂房并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作出的许多承诺那样，他也绝不可能把自己的企业建设成又一个鞍山，当今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它没有这个能力——它所能够办出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非自然的、军营式的扭曲社会。一个正常的人际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鞍钢之所以能够办成这样一种比较真实的社会，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完全是因为它可以支付昂贵的经济成本，直至彻底牺牲效率，使自己根本就不再成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富士康对这80万雇员不是采取集中住宿管理，而是让他们散居在当地，8小时以外的日常生活完全自我管理，情况又将如何呢？显然，这一定会给当地造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卫生、治安等等，同时也一定会给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带来巨大压力。正因为这个缘故，富士康实际上是主动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将本来大部分应该由政府挑起来的社会管理负担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它之所以这么主动替政府背包袱，也是有自己的好处的——这么做的员工管理成本肯定是比开放式的管理成本要低；此外，这种军营式管理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员工结成“同乡会”一类的组织，这能够极大地增强他们在面对资方时的集体谈判力量。顺便提一句，出于其他许多考量，这也是当今中国任何一级政府都非常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因此，富士康式的新型的“企业办社会”对当地政府和企业本身来说，是一件能够达至“双赢”的事，但它的代价是牺牲了员工的正常社会生活以及身心健康。

　　归根结底，“富士康悲剧”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急速转型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而这10条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便是这种成本的震撼人心的集中体现。他们以鲜血和泪水拷问着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当我们的经济正在向“市场”大踏步迈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在组织和管理上怎样才能及时跟得上这种变迁？市场经济不可能单兵突进，它的成功高度依赖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全面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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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资低保障不能再持续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林燕玲点评“富士康现象”

作者：林燕玲,赵继成

来源：新京报评论周刊

　　深圳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事件，成为近期震动各方的焦点新闻。目前对于事件的反思有多个版本：“血汗工厂说”、“道德破产说”、“产业升级说”、“出口导向模式转型说”等等。

　　当事企业与有关政府部门采取的应对措施，带有强烈的维稳色彩，其实我们有必要深层次追问：富士康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人的“异化”?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怎么管理?中国工人低工资、低保障的状况是否不可改变?中国的劳资关系应该如何调整?

　　别把板子打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上

　　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很多工人进行类似的重复性劳动，“三班倒”、“二班倒”等高强度的工作随处可见，为什么就没有富士康现象发生呢?富士康的问题不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本身，而应该对体制反思。

　　新京报：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认为，跳楼的起因，除了员工个体心理脆弱、缺乏关爱，还与企业管理有关。这种流水线上分割作业、集体宿舍式生活的管理模式，存在什么问题?

　　林燕玲：有人提到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拧螺丝的场景，应该说两者是比较像的。卓别林那个时代，这种模式被称为“科学管理”，就是把人的行为进行科学的、量化的计算，怎么样最节省时间、最有效率就怎么管理，而不考虑一个人在其他方面，比如生理上的需要等等。

　　富士康的管理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仅使工人在一条条流水线上做着重复性的劳动，而且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手段，有基层管理者对员工恶言相向，使工人在生理和心理上承受巨大的压力。

　　新京报：是不是说，只要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存在，劳动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成为“劳动机器”而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哪怕经过了从卓别林到富士康近100年时间?

　　林燕玲：其实不是的。可以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看：二战以后，人们从纳粹屠杀血的教训中，对生命权、人权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工会组织迅速发展，通过立法、工资集体谈判和福利保障制度等，使工人的劳动环境和工资待遇不断改善，人已经不再是所谓的“机器”。

　　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很多工人在工厂进行类似的重复性劳动，而且当时劳动者的工作压力也很大，“三班倒”、“二班倒”等高强度的工作随处可见，但为什么就没有这种类似的现象发生呢?

　　所以，富士康的问题不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本身，而应该对现有的体制或机制进行反思。

　　新京报：需要哪些方面的反思?

　　林燕玲：我先讲讲在德国参观时看到的情景，福特汽车厂一万多名工人，其中大约五千名是土耳其移民，让我非常有感触的是，土耳其移民工人和德国工人完全同工同酬，平起平坐。我们的企业可以做到吗?

　　最让我感慨的是，德国企业当中有一个企业委员会，主要是帮助职工改善劳动条件，在福特汽车厂，企业委员会主任居然是一名土耳其移民工人。

　　还有，在福特汽车厂，企业委员会主席的工资收入，与当主席之前在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的工资收入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但是在我们国家，各级工会的工作人员都是比照国家公务员的待遇。而且我们的一些工会干部，总是希望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更高一点，如党政副职，这样就与工人有了距离。

　　再跟我国当年的老国企比，首先那个时候当工人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比如纺织工人、炼钢工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比较强烈。不仅如此，虽然工资比较低，但生老病死都有人管，有依靠，和现在的情况大相径庭。而且，以前国企工人虽然也是工厂、家两点一线，但户口在城里，家属也都在身边，有心理问题也能得到纾解。

　　低工资低保障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新京报：在各种反思的声音中，有一种观点很主流，就是有学者提出的“富士康事件正在敲响产业升级的警钟”，他们建议干脆把这类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劳动密集型企业过时论”再次甚嚣尘上，您怎么看?

　　林燕玲：这种观点太幼稚。我们必须要问一问，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生产模式到底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贸易和投资壁垒逐步消除，运费减少以及技术飞速进步，全球性生产体系逐步形成，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既然中国决定参与全球生产体系，就只能接受这种产业分工，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何况，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解决了就业问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富士康事件真正应该反思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这种模式的过度依赖，招商引资成了第一要务，劳资双方的地位越来越悬殊，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允许不成立工会，劳动者权利被损害，容忍劳动者因为缺乏谈判能力而长期拿低工资。

　　新京报：但一提这个，就有经济学家反对，说实行《劳动合同法》，提高工人工资，会导致外资撤走，最后工人失业，受损的还是劳动者自己。我们是不是必须维持低工资、低保障水平?

　　林燕玲：这个逻辑肯定有问题。

　　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投资确实会流向低成本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哪成本低就去哪儿，还要考虑生产安全、制度配套等等一系列问题。何况，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会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目前，苹果和戴尔公司介入富士康工厂自杀事件的调查就是一个例证。跨国公司的投资也是要考虑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等一系列问题的。

　　再举个例子，上个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厂，老福特说一定要让我的工人开得起我生产的汽车，他给工人大幅度提高工资，后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买了汽车，当然，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也买得起汽车了，最后美国成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我想说，其实资本家挺聪明的，提高工资可能导致经济良性循环。我常常就闹不明白，为什么到我们这里就非得是这种恶性循环?

　　我看，低工资、低保障，问题恰恰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新京报：问题是，有几个资本家能像老福特那样看得那么长远，自觉自愿地提高工人工资?恐怕这边一涨工资，他拔腿跑越南去了。

　　林燕玲：首先，对于那种完全不顾及员工权益的真正的血汗工厂，走了也就走了，没必要可惜。

　　其次，这个问题涉及全球劳工团结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工会很希望和中国的工人、工会建立国际联系，双边或多边工人、工会联合起来，去要求跨国公司的资本家让出一部分利润，以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

　　在职工中放手发展民间组织

　　新京报：也就是说，让资本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面对一个大致平衡的人权保障状况，如果有企业因为中国的人权保障好而转移到越南，同样要面对那边工会对工人同等水平的人权保障，从而逼着资方做出利润让步，是这个意思吗?

　　林燕玲：对，逼着资本让步，必须是工会以及更多的社会团体团结协作。没有行动，他们不会自动地把利润让给工人。

　　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应该有点作为。

　　新京报：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当前的中国仍然需要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另一方面也应该大胆地对其进行约束，让他们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存状况?

　　林燕玲：对，解决富士康问题，绝不能靠一时的“维稳”措施，而是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那种靠廉价劳动力、牺牲工人权利、破坏生态环境参与国际竞争的模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新京报：有哪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建议?

　　林燕玲：首先，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把人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最近十年以来，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体面劳动”，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政策的目标，就是强调一个公平的全球化，为所有人创造体面劳动的机会。

　　第二，要尊重农民工的人格尊严，要把农民工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在企业还是社会层面，农民工似乎就是干活的，与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相距甚远：一方面，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时间大大超出标准工时，安排加班成了基层管理者对工人控制的一种权力;另一方面，工人都住在宿舍里面，他们的情感生活、娱乐生活太贫乏了，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谁给他关怀和支援?

　　新京报：这方面，单靠企业也很难解决?

　　林燕玲：这就涉及三个方面，就是如何发挥工会、民间组织和雇主组织的作用。

　　首先，工会最基本的职责是维护工人的权益。但是在“富士康”事件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工会的影子，只是郭台铭在回应签订“不自杀协议”时，他说，可能是工会做的，他不知道。按道理，工会应该通过与企业的集体协商谈判，表达工人的正当要求，就劳动条件和劳动标准达成集体协议。我们应该思考如何促使工会体制进行改革。

　　第二，即便工会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们也很难想象，在一个四五十万人的企业里，工人方方面面的需求都由工会来解决，这超出了工会所能承受的范围，这就需要放手发展民间组织，比如老乡会或者兴趣爱好协会，这些民间组织可以补充工会的作用，解决一些工会无法顾及的问题，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增加员工的归属感。

　　第三，此次富士康的事件中，雇主和雇主组织最需要反思。因为，如果说劳动者最关注的是社会保障问题，那么，资本家关心的应该是社会安全问题。如果劳动者真的起来抗争了，那么，资本家可能会变得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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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事件令富士康遭遇空前拷问

作者：华尔街日报

来源：华尔街日报网

　　苹果(Apple Inc.)、惠普(Hewlett-Packard Co.)等电子企业说，它们将调查重要供应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针对一连串员工自杀事件采取的应对措施。自杀事件使这家亚洲制造业巨头受到前所未有的拷问，也凸显了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群体发生的变化。这几家科技公司承诺进行调查之时，鸿海作风强硬的董事长郭台铭(Terry Gou)正采取措施，防止员工死亡事件群发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不久，周三夜间，鸿海又一名员工疑因自杀而死亡。

　　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了周三的事件。到此为止，鸿海在深圳庞大的龙华园区已发生10起员工死亡事件，其中多数发生在4月份以来。另外还有两名员工因自杀未遂而受伤。龙华是一个封闭式园区，大门有人把守，内有数十万工人。周三早些时候，一向保密行事的鸿海开放龙华园区让一群记者参观，并承诺在员工宿舍配备安全网，防止更多员工跳楼自杀。

　　59岁的郭台铭在拥有数十幢厂房和员工宿舍的龙华园区对媒体记者说，“因为没有办法阻止这些事情一再发生，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很害怕晚上11点后或者凌晨接到电话”。他对这些事件表示“致歉”，但为鸿海的应对措施进行了辩护。他说：“我们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有信心、有很强的意愿、有很强的决心（来处理这个问题）。”

　　苹果、惠普等公司周三发表的声明是鸿海客户第一次对自杀事件躬置评。鸿海也被人以其商标名称“富士康”(Foxconn)相称，总部位于台湾，由郭台铭于1974年创立，按收入计算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外包商。它为苹果组装iPad和MacBook，也为戴尔(Dell Inc.)和诺基亚(Nokia Corp.)等品牌组装电脑等电子产品。苹果方面说，我们对富士康近期的自杀事件感到悲伤和不安。苹果还说，它已指派一个团队评估鸿海处理自杀事件的措施。这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Cupertino的公司说，它正在同鸿海的高级管理层接触，并相信他们在非常认真地应对这件事情。

　　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惠普说，它正在调查富士康可能与这些悲剧性事件相关的做法。戴尔的一位发言人说，任何有关戴尔供应链恶劣工作条件的报道都得到调查，并且如果得到证实，都采取恰当的措施。诺基亚说，我们已经同富士康接触，以保证只要有问题，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发现和处理。鸿海精密发生一系列自杀事件的深层原因并不简单。该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中国大陆雇工约有82万人，其中45万位于龙华基地及附近的多个工厂内。考虑到中国整体的自杀率，鸿海精密的死亡率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并不突出，但短时间内接连发生自杀事件却非同寻常。这种自杀模式类似于心理学家所说的“群体自杀”，即一起自杀引起诸多盲目效仿者，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学校或年轻人聚集的群体中。

　　公众对鸿海精密员工自杀事件的关注不断上升，中国政府官员已宣布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迄今当局一直未表明公司有过失。劳工权益倡议人士说，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表明鸿海精密对待员工的方式有问题。这里的工人基本工资为每月900元人民币(约132美元)，为法定最低工资，但大多数工人都加班，加班工资以小时计，为标准工资的1.5倍或更多。批评人士说，鸿海精密强迫或允许工人超时工作超过了法定加班时间，而且其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及单调的工作环境对工人产生了过度压力。

　　不过劳工权益倡议人士也说，鸿海精密的工作环境好于中国大陆的许多工厂，近年来，工厂的工作条件持续改善。鸿海精密说，该公司的薪酬及加班操作均符合当地的劳动法规定，并遵循电子行业公民联盟(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为全球电子产品供应商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司已采取了一系列防自杀措施，包括设立防自杀电话热线，聘请专家及顾问进行咨询，还邀请了僧人来厂做法事等。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的常务董事李强说，另一个问题是鸿海精密的龙华基地真是太大了。这些年轻工人觉得没有人关心他们。他说，鸿海精密的做法未能跟上龙华等沿海工厂雇用的民工的变化。

　　李强及中国其他学者与劳工专家们说，之前的上几代民工主要来自中国大陆贫穷的内地农村，对艰苦的农活习已为常，更专注于赚钱。而如今的年轻工人们对农村的认同感要差，更多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艰苦生活与中国社会中的其他人拥有财富及舒适生活之间的差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李国瑞说，这一代民工与上几代民工很不一样，当代民工处于的这个时代，很容易通过手机、媒体及互联网获得信息。他们很容易知道其他同龄人的生活。如今的年轻工人不想成为赚钱的机器。19岁的李海周二从一座培训中心的五楼窗户跳楼身亡后，警方找到了一封遗书，信中他向亲人表示了歉意。新华社援引警方的话报导，遗书中称其自杀是因为心理压力大，感到现实与其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兼之家庭因素等原因，失去生活信心。

　　尽管劳动维权人士称龙华是“血汗工厂”，它看起来却丝毫不像这个词语让人联想起的小说家狄更斯笔下的肮脏悲惨。周三，数千名工人身穿带彩色制服、戴着身份识别卡，走在绿树成荫的路上，其他人则在提供各种地方菜的食堂里用餐。该厂设有一个医院、一间书店，还有数不尽的低矮厂房。一个横幅上宣传的是公司卡拉OK比赛。22岁的员工刘日胜（音）站在餐厅外，吸着烟，他说压力是可以控制的。他说，人们时不时地抱怨，不过对我的影响并不大。鸿海的文化是围绕着郭台铭的个性建立起来的。郭台铭是借母亲的钱生产电视频道转换钮起家，而去年鸿海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收入达600多亿美元的大型企业。郭台铭将强力驱策与军事化领导风格融合在一起。2007年他少有地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他说成吉思汗是他的个人英雄，还说他恨自己成名了。

　　鸿海的失误令一系列自杀事件引发的不良舆论雪上加霜。郭台铭周三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几周内在建筑物周围设置150万平方米的安全网，此话被讽说明公司预计会有更多的跳楼事件。郭台铭还被迫在前一天晚上躬收回了一封被一些人视为麻木不仁的致员工信。苹果公司过去曾因鸿海的问题而陷入争议。2006年，有媒体报导龙华工人待遇差，苹果随之派出了一个调查组。调查组发现了数起违反《供应商行为守则》的行为，包括工人工作时间超过了建议的每周60小时，不过调查组说整体上讲鸿海在大部分方面符合它的规定。苹果继续定期检查该工厂，对其他供应商也是如此。这样的检查通常包括察看设施，与员工面谈，这些公司说这是为了让员工不受到管理层的胁迫。各公司很难把鸿海从它们的供应链中去除，目前为止，尚没有公司表示正在考虑这样做。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说，鸿海的问题凸显出工厂工人的待遇急需改善。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说，鸿海是中国劳动体制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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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曝光

作者：汪苏

来源：财新网

来源日期：2010-5-28

　　富士康《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曝光

　　要求员工不向公司提出法律之外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困扰；公司有权在本人身体或精神出现异常情况下将本人送医治疗

　　昨日（5月25日），富士康所发《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在网上曝光。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名富士康员工昨日表示，“11连跳”之后，他收到两封公开信，一封来自郭台铭，慰问员工，并称会改善厂区软硬件。另一封就是《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

　　这封信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富士康的表态，一是告知员工有心理问题及时咨询，二是言明公司不会支付法律外的赔偿项目，但会积极配合政府依法补偿。

　　后一部分则是要求员工同意富士康在此方面的安排。员工被要求承诺：若遇困难，及时求助；同意由公司人员与家属联系，绝不以极端方式伤害自己或他人。并且，“同意公司基于保护本人或他人健康的目的，在本人身体或精神出现异常情况下将本人送医治疗。”

　　此外，员工还被要求不向公司提出法律之外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困扰。

　　这封信要求每位员工必须签署。

　　一位员工表示，自己拒绝签署，有部分内容令他非常不满，“这明显是有漏洞的，送去精神病院，要本人或者家属同意，怎么可以由公司来决定？如我和主管吵架，我会不会因此被送去精神病院？”

　　据悉，连续跳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近日开始对宿舍楼进行重新装修完善，有可能在阳台等平面设立铁丝网、加建软体物体等，以应对坠楼事件。同时，在顶楼加建两米的护栏，并已安排保安把守顶楼门口，每个门口都有保安轮流值班看守。

　　有员工透露，为稳定员工情绪，富士康可能会将惯常7月的提薪提至6月，提薪幅度在50-100元不等。

　　今日（5月26日），富士康老板郭台铭一早便搭个人专机前往深圳厂区，邀请媒体一同实地考察，破除“血汗工厂”迷思。称“我这一个多月都是没有睡好觉”的郭台铭，通过这一系列的举动，能否祈得自己和工人们真正的平安呢？

　　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5月25日下午要求员工签署）

　　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仁：

　　热忱欢迎您加入富士康科技集团大家庭！

　　作为您美满职涯的新里程以及快乐人生的大舞台，富士康将为您提供：可发挥经验与智慧的职业舞台和劳动环境，完备的生活设施，学习与娱乐所需的各类文体场地、设施、活动等，以及解决员工实际困难的关爱服务。

　　请您务必知悉：

　　1、一旦您或您周边的同仁在工作、生活、学习、情感、家庭、身体等方面遇上了烦恼、挫折、委屈、困窘，您可以求助于或通报集团公司的“员工关爱中心”热线78585（请帮我帮我），公司将安排专人为您或同仁排忧解难。对于您提供的信息防止了其他同仁之意外事件发生，公司将给予适当奖励：

　　2、若您由其它非紧急的问题，也可以通过集团投诉中心热线15000、工会维权热线81111及总裁信箱、员工意见箱、工会信箱等管道进行反映，公司也将安排专人进行处理。

　　同时，请您务必理解：

　　1、公司诚信守法经营和管理，并尊重和关怀员工

　　2、基于国家法律、集团制度和人道关怀之原则，集团对员工意外事件的处理均依法依规进行，对员工意外事件(含自杀、自残等)，公司将不支付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赔付项目，但定会积极配合政府部门进行依法补偿，并进行合理抚恤工作。

　　公司对员工的关爱将以预防为主，不断扩大投入。为了提醒您，集团特致本公开信并由您签署确认本文件。

　　最后，祝您在富士康大家庭里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富士康科技集团

　　2010年5月

　　本人已知悉上述公开信之内容及集团公司在员工关怀上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和帮助，了解各种救助途径和方式，本人承诺如下：

　　1、在公司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若遇有问题和困难，定会及时向“员工关爱中心”等相关部门进行反映或求助，以得到帮助和解决；

　　2、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遇到较大困难或挫折会及时联系亲属排解，或向公司主管反映，亦同意由公司同仁或人资人员与亲属取得联络和沟通，但绝不以极端方式伤害自己或他人；同意公司基于保护本人或他人健康的目的，在本人身体或精神出现异常情况下将本人送医治疗；

　　3若发生非公司责任原因导致的意外伤亡事件（含自杀、自残等），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本人或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法律、法规规定之外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给公司正常生产营业秩序造成困扰。

　　以上事项本人已知悉并确认

　　——————（签名）

　　工号：

　　身份证号：

　　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联络方式：

　　紧急联络亲属及方式：

CSRA

我的富士康岁月

灰色的回忆，伤痛的话题——我的富士康岁月

作者：梁山石燕

来源：猫扑网

来源日期：2010-5-29

　　已经13连跳了，13条鲜活的生命。郭台铭已经被逼三鞠躬了，但是鞠躬能挽回性命吗？能再发防止吗？

　　实在坐不住了，这几天愈演愈烈的新闻和跳楼事件迫使我不得不回想起那段在富士康的悲惨岁月。我很不情愿，但是总是禁不住回想起来，或许只有写下来才能释放我自己。

　　促使我动笔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闻媒体在这一系列跳楼事件中表现太差，隔靴搔痒，胡写乱道也罢了，要命的是根本抓不住事情的本质和重点。

　　开篇之初，先给大家交代一下富士康和郭台铭的大致背景。因为连这样简单的东西，新闻媒体都没搞清。

　　富士康的得名很简单，英文拼写是FOXCONN. 意思就是“像狐狸一样敏捷的连接器”，CONN就是CONNECTOR连接器的前半部分。富士康只是郭台铭制造帝国的一部分，但在大陆它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已，其他还有鸿准，鸿富锦等，之间的关系忘记了，大约都属于鸿海集团的一部分。郭台铭为何要做连接器，是因为连接器的利润介于CPU生产商和电脑整机生产商之间，CPU做不了，做连接器的利润可比做出名的电脑生产商利润高多了。我当时参与制作的链接器主要是SOCKET 370, 以及SLOT 1, 当时刚出的SLOT 2由我同事做，SOCKET370 就是闻名的“奔腾”CPU的插座。其实公众很多都不懂，正是默默无闻的连接器给FOXCONN提供了超级强大的巨额利润，使得郭台铭有了资本可以对连接器产业链的上下产品线进行全面整合，最后连他的客户都给他吃掉了，因为崛起后的FOXCONN直接延伸到了电脑主板的制造，电脑机箱的生产，整个电脑除了 CPU和牌子不是他的，其它都是他做的，但是你听说过FOXCONN品牌电脑吗？明白了吗？

　　说到这里，我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让你们有点印象。SOCKET 370 在1996年FOXCONN给客户的价格是10美元一个，但是到了2000年，报价已经降到1美元一个，FOXCONN还在大量制造，这个价格还有利润，那你说他以前的利润究竟有多高？？？只记得年底总结的时候，我当时所在的富顶公司年度成长率因为只有86%而在富士康集团内排名倒数第一，而其他公司有成长率110%的傲人成绩。你们现在明白5%的利润率有多低了吗？？？(富士康人均产值70万/年(2009年度，70万员工，产值4933亿元)

　　郭台铭和FOXCONN的历史其实也简单，他本人和老员工并不忌讳谈这个，很多故事都是他们自己在内部宣讲的，但偏偏媒体在这方面就像谜一样，只能说明媒体工作者在这方面太不敬业了。比如媒体说富士康是96年进入大陆，这根本就是胡扯。其实第一次进入大陆是1988年在深圳设立的黄田工厂，当时只有1百多号人，这就是郭台铭在大陆事业的全部开端，远不如今天这样闻名。因为郭台铭那时自己也很弱，根本没有今天台湾首富的江湖地位。

　　郭台铭来大陆设厂的原因是一句很出名的话：“在台湾请一个工程师的钱在大陆可以请80个作业员！”在鸿海内部刊物上也提到，鸿海是将高科技的电脑行业做成传统机械行业！通过大批量的连续制造，生产的成本被大幅降低了，这就是鸿海集团对电脑价格下降的贡献，也是FOXCONN暴利高速成长的秘密。

　　郭台铭出身的说法确切的说是个海员，这是他自己认同的说法。也是寂寂无闻的穷家小子一个吧，家里有4兄弟，郭台成，郭台柱等，后来他的兄弟和亲戚们就成就了他事业的一部分。像所有台湾男人一样，长大了就要去当兵，服完兵役，大约是做了长时间的海员。转折发生在他后来做海关时，他当时长了个心眼，仔细研读了当时台湾出口报海关的商品目录，发现出口最多是电视机啊收音机部件比如开关旋钮之类的东西。他就觉得这个肯定挣钱，然后自己筹资创业，出资方大约主要是他老婆家里，传闻他夫人娘家的钱要多一些，当然后来他老婆家的亲戚也参于了他的事业。郭夫人也真是罕见的贤内助，直到去世一直被老员工们所称道。

　　郭台铭脾气比较急，而郭夫人在安抚人心方面颇有成效，加班之后会下厨给工人做点心吃。郭台铭创业的开端豪不起眼，一台机器，2个人，郭什么都干，然后扩大规模。在模具业规模不断扩大时，加工模具的老员工回忆说在不情愿的加班之后郭台铭会拿出电影票戏票之类的犒劳。郭台铭的英语是怎么学的，去美国揽生意雇个司机拉着他到处跑，一路聊天下来，就这么练就了足以应付和葛洛夫打高尔夫球的口语。郭台铭的故事不是神话，在鸿海内部广为流传，其他的故事更多了，郭台铭的其他前雇员自己补充。

　　至于为何10连跳后勾起我强烈的回忆？主要在于这段富士康工作的经历过于严酷而又伤痛，因为它直接影响了我的生命历程和人生轨迹，同时它留给我的后遗症到今天都无法消除。

　　说实话，大学毕业12年来，国内国外我一共换过10多家雇主。唯有富士康这段经历最苦！也最累！也最非人道！

　　那些自称学富五车的心理学家，心理医生们，你们怎么能理解感受到一个25岁小伙被超时强制加班的痛苦？在高强度劳动环境中，每一个月每天站着工作12小时白班，然后在下个月12小时夜班，如此轮换6个月，没有一个礼拜天，没有一个小时的HOUR OFF。我累了，我朋友周日来看我，不加班行吗？不行！主管很坚定！这样的日子包括了国庆节！醒来在黑夜，入睡在黎明，请问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我告诉你，人是可以走路睡觉的，迈着步子，边走边睡，走上几步，挣只眼睛瞟一眼，继续边走边睡。吃饭的时候，口里含着饭，人却睡着了，醒来再扒几口。无论白班夜班，实在困得受不了，去厕所里蹲着睡一会已经很享受了。不是我下班回家不睡觉，是太疲劳了，好不容易睡着，也睡不踏实，七八个小时候自动醒来，很困，还想睡，但是实在睡不着，因为这是白天，我体内的生物钟被颠倒了。即便是懒在床上也没用，到时间还得去上班。也不是我睡眠环境不好，我在外面租房住，FOXCONN给房租补贴，听起来很人性化吧，但我现在更愿意贴钱给FOXCONN还我的健康，DOUBLE PAY 也行，只要它能把带给我的病根医好！！！

　　你们听说过神经性头痛？但你们听说过过度疲劳引起的神经性头痛吗？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落下的病根。头痛，莫名奇妙的痛，就像里面有锥子在脑子里钉着，不管白天黑夜，不管睡多久，只要醒来，头痛如邪神附体。开始吓了我一跳，自己去西乡医院做了脑电图，但医生说没有任何异常。回去问主管，他也不知道。但是给同事说起，她们就说她们也这样，头痛。之前的老员工已经告诉她们，她们也头痛过，检查的结果就是疲劳过度引起的神经性头痛。如果是暂时的也罢了，可惜我离开FOXCONN十年了。这十年来，每当我稍微有点熬夜，无论我睡多久，醒来后头痛的感觉总是与我相伴，虽然程度已经大为减轻，但脑子不舒服，不清晰的感觉总是存在的。这一切的开端就来自富士康，因为在那之前的岁月里，我根本不知道头痛为何物！想到这里，我不得不再问候一遍郭台铭。

　　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天傍晚，临上班前我被楼下电视访谈的欢笑声从梦中惊醒，迷迷糊糊中奇怪她们怎么笑得那么高兴？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自己很久都没有笑过了。挣开眼睛望着窗外黑黢黢的天空，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我，我猛然坐起来，然后坐在床上发呆，我的世界没有光明。。。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的生活会这样苦？我的心理变得越来越灰暗。到了工厂，上班前的班会在五楼楼顶，星光下，楼板上横七竖八躺了一大片临上班前补觉的小伙子，这些人都在20左右，正是生龙活虎的年纪。请问心理学家们，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还没上班前就先躺在地上补觉呢？究竟是心理需求还是身体需求？请问心理学家们，是什么原因让我过着两头不见亮的日子？早晨入睡时太阳还没出来，晚上醒来是太阳已落西山。我的世界没有阳光。请问心理学家，你怎样才能去除我心理的阴暗？？？

　　我鄙视心理学家，因为他们不会有连续12小时夜班的经历，他们怎么能有应对这个心理阴暗的良药呢？

　　而这不过是FOXCONN的累，真正的苦和痛在后面。你们知道硫酸会腐蚀皮肤，那有没有想过不戴任何手套把手浸到硫酸里的滋味呢？此硫酸的浓度为50%！这种事我干过多次，开始痛，后来皮肤起了应激反应角质层自动加厚，手变得很粗糙，没那么痛了。不是我要虐待自己，是FOXCONN生产线的料带太快了，如果我按部就班搞好劳保再去干活，我根本赶不上它的速度，完不成任务，主管就会过来。只有不采取任何保护干活是最快的。我的职位是电镀工程师，带 4名技术员，开2条电镀生产线，机器由我调，化学药品由我添加，而我要添加的药品不止硫酸，还有烧碱，硫酸镍，锡铅药水，这生产线上还有鈀镍药水，金氰化钾溶液。慢着，金氰化钾，对，金的氰化物，地球上最好的镀金溶液载体，用氰化钾合成。氰化钾剧毒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只有处理这个镀槽时我们是戴手套的。但是因为皮肤接触过鈀镍药水手就发黑，再接触过锡铅药水手就发红，然后这手就是紫一块，红一块，黑一块。我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部门里的陈工程师，早晨在食堂伸手拿馒头时，另一个女孩同时伸手拿了一个，结果女孩一瞥眼看见了这么个黑手，吓得尖叫一声扔下馒头落荒而逃，这陈工程师从此就成了大家的笑料，可这个故事我怎么老觉得心酸。金氰化钾我不想说太多，想想一公斤氰化钾可以毒死5万人就够了。锡铅药水，想要不含铅的焊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的手接触过太多的锡铅药水以致于多年后我不得不对即将出世的女儿提心吊胆，铅中毒可不是闹着玩的，而我接触的铅可是离子状态。感谢上帝，女儿很健康！

　　算了吧，不想回忆太多过去的陈年往事。天无绝人之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富士康打工的确会很艰难，但别老想着跳楼。换一家，离开它就是了。

　　我自己就是个和典型的例子。当初刚进FOXCONN的确很轻松，OFFICE 里坐着看文件，坐久了就被送去实验室做分析。小课长不喜欢我，过了一段时间，直接发配我去了生产线，炼狱开始。黑白颠倒的苦日子豪无预防地迎面而来，高强度工作量，天天加班，累，初了累还是累。心理变得阴暗，没有阳光，不知道出路在何方。有一次，热天正午，我午饭后换了工友，调好机器放好料带，趁着空挡到门口的电风扇前的柱子那里吹点风凉快一下，因为我汗透前胸，而电镀车间因为很多溶液是加热的，所以热上加热，只在办公室有冷气。刚站定还没降温，台湾籍的小课长推门进来，冷冷地盯了我一眼后去了办公室，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我想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吹风了，不用作假，仍站那里等他进了办公室才回自己的机台。然后主管被叫进办公室，出来后直接奔我而来，问了问，直接拔掉电源，抗着风扇就去了储藏室。那一刻我的心特别凉，他妈的你是人我也是人，你专科我还电镀本科呢，论年纪你也只比我大一点点。凭什么你吹空调我连电扇都不能吹？你午休我上班又没偷懒，我机器给你调得好好的，料带也放着，凭什么我就没有凉快的权利，你不就是台湾人而我是大陆人吗？正是在FOXCONN的经历，才让我明白其实人天生就不是平等的，歧视是永远存在的。我俩待遇的天渊之别其实就来自我俩的身份不同，因为即使一个大字不识几筐的台湾人过来起码也是个课长(经理)，而一个中干无论努力多少年，干再多的活也很难到课长一级。正是有了这一段经历，就够成了我后来碰到机会就毫不犹豫申请移居海外的原始动力。

　　我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FOXCONN的管理有它的痼疾所在。这个痼疾就来源于每个台湾男人都要服兵役的传统文化，正是军旅生涯，让台湾人有了 “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坚定信念。什么品质问题先不管，先看看部门课长的资历，资历高的讲的就是对，然后就往资历低的课长那里推。喜欢我的老课长走了后，我的好日子就结束了。那次年底评奖的时候，小课长被扣光了。然后一帮课长们来到我部门，在我已经都交完班回到自己家里的情况下说我的这班的机器哪里没弄好，给我一张处罚单再扣掉年终奖。第二天上班一听到那个理由我立刻就知道了那不过是一个借口，我绝对是被冤枉的，我是部门100多号人中唯一科班出身又有实践经验的3个之一，拿这样的理由来处罚我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我在工友中有“*大师”的称号，有空就会给他们解答技术问题，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被冤枉了，劝我去找老板伸冤或者给总经理办公室写信，我谢了他们到好意然后没动。有用吗？我一同被处罚的工友气不过跑了副理办公室申辩，结果不用猜了，扫地出门。而这位老兄跟我使用同样的机器，生产同样的产品，每个礼拜亏掉100多克黄金，500多克鈀镍，我和夜班工程师通力合作，每个礼拜正好为公司节约 100多克黄金，500多克鈀镍补上他们的亏损。我知道小课长为此让他写过好几次检讨，但从没表扬过我，那时候一克黄金的售价大约是85到100元之间吧，鈀的价格是金价的1/2到1/3。镀金过程中一部分黄金会被还原在镀具上，大的如绿豆粒，我知道部分工程师悄悄地收集起来拿走，但黄金对我而言不过是一种金属而已，我从没拿走一粒黄金，因为它不属于我。挑我刺的那位课长学历不低，不过在自己电脑桌面永远放一副裸女像，人看这就猥琐，让我跟这样的流氓申辩，我没这么下贱！

　　真正下定决心离开FOXCONN是过年的时候，中学好友来看我。一聊，我才知道我的生活有多悲惨，我俩学的都是化工，可待遇工作环境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朋友也劝我离开。然后新年开工的第一天，坚决辞职。

　　回到西安，工作环境也不如意，赶快溜进外院学习英语。结果就在那里知道了加拿大技术移民，赶快申请。然后回到深圳边打工边学英语办理移民手续啥的。这次花了点时间之后，进了EPSON，工作环境和待遇都提高很多，OFFICE 工作，轻松又安静，待遇高出很多，加班也不强迫。其实离从FOXCONN辞职才刚半年，人还是那个人，进了不同的公司，待遇立马就不同，这个跳槽的好处是立刻的。工作一段时间后，上司发现我很懂电镀，就把这一块完全交给我做。独挡一面的感觉很爽啊，我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培训了助手，自己制作了各种文件规格，间或出差去供应商那处理问题。这是我工作经历中最舒服的一段。然后平稳过渡到移民签证下来出国。

　　其实FOXCONN的问题主要有俩个，强制加班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夜班。这俩问题看起来简单，却是郭台铭的利益核心所在。

　　强制加班没有规定，但是这是不成文的规定。正常情况下应该3班倒，但3班的用工成本会高于2班。所以我的部门就基本没实行过3班倒，2班连轴转。具体经济账你们自己算一下吧，不是郭台铭请不起工人，是选择让工人更累一点的2班倒更符合他的利益，1.5倍加班费他可以付，但是因为工资基数很低，加班费也没多少钱。一旦订单减少的时候，还可以很容易恢复到2班工作的常态。工人少，管理成本就低。至于工人是否忍受12小时一个月而去跳楼，那不是郭台铭的事。以前有个女记者不知道天高地厚报道了富士康的超时强制加班问题，郭台铭立即老羞成怒，对该女记者提出3000万的诉讼，把女记者吓傻了，他生气的原因自明。其实同样的生产厂房设备，郭台铭赚取的利润是最高的，要不然代工厂那么多，只有他做得最大。

　　还有夜班问题，想想吧，当EPSON得员工都10：00都下班睡觉，而FOXCONN依然生产不息，哪个创造的剩余价值更大？夜班的问题影响主要是生理和心理的，12小时夜班，你的身体却少阳光的滋润，我那时累不说，而且心理真的很阴暗。就是悲观，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而别人似乎都比我快乐。我受不了夜班，但是我发现有一部分人就没事，也不会头痛。

　　我不知道跳楼的是否因为这2个原因的影响。但我还真知道，在FOXCONN生产线上的，还真免不了强制加班和倒夜班，因为他的生产线一定是24 小时全开才利润最大化。没有理由哪个员工永远上白班，而别人就只上夜班，轮班是规定。

　　至于员工为何会忍受强制加班，我从自身的原因分析发现：那时的我初出茅庐，刚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听话的惯性思维还在，生产任务在那里摆着，主管在加班，我不加班即不被允许，也视乎道义上说不过去，因为大家都加班，我不加班好像给别人造成不便。刚出来的人，个人意识还没崛起，对资本家的雇佣关系并没清醒的认识。再说刚到深圳，人生地不熟，需要有个安身之地来熟悉环境。如此就委屈了自己，直到忍无可忍离开为止。别看富士康每天上千人排队入职，我估计离开富士康的人起码有500万人。我刚去富顶工号已经排到2万五，其实工厂里只不过2千多人，不超过5年历史。同批20个大学生一年后只剩了2人，2年后只剩1人。但是也有些人离开后又回去了。我大学同学在哪里干了12年就没离开过，人家受得了就受，这个我相信或许是基因问题。但是富士康招工其实最多是那些内地刚毕业的中专生职高生，一毕业就拉过来，基于上面的原因，好管理而且耐劳！我这个大学毕业的，反抗意识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培养出来的。

　　受不了的，别跳楼，干点别的也行。不要听郭台铭忽悠，什么感情问题，在深圳有感情问题的男男女女多去了，都跳楼了？别听那些不要脸的专家忽悠：低于全国的自杀水平！那些专家都是重金聘请的！要不下次这种发钱的事靠边站。郭台铭特迷信风水，据说，富士康总部之所以在龙华油松这个奇怪的地方，就是风水师勘察的结果！！那些记者也是，卧底的时候没有真正到生产线上干一个月夜班，然后看看自己的心理变化，就明白了。要是不明白，干3个月后看看不再年轻的自己会不会疯掉？

　　缅怀逝者，告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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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连跳，富士康外谁还该负责

在人们对富士康的第12跳惊魂未定之时，5月27日凌晨，又有一名女性从三楼坠下，受伤送往医院，被称为“疑似第13跳”。

　　一个个年轻生命的倒下，在引发了社会无限哀思和伤痛之下，很自然地把矛头指向了富士康公司。有悲懑之极的人们认为，富士康是造成所有生命离去的罪魁祸首，富士康该死。因为，如果说1个人跳楼是个案，那么，十几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跳楼，肯定不能再说是个案。而且，与富士康类似的企业并非没有，但至少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其他企业存在这样的问题。从这些意义上讲，富士康确定无疑地存在自己的问题，而在各类媒体上发表的调查和评论中，我们差不多也已经知晓了其中的缘由，包括准军事化管理、超时“自愿加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企业对员工的关怀不够、人是机器的附属品，等等。

　　但是，即使如此，富士康就是罪魁祸首吗?面对汹涌的民意，提出这样的质疑，估计人们都会觉得胆怯，因为稍有不慎，会被认为是富士康的打手。可是，即使富士康是直接的罪魁祸首，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罪魁祸首。根据公开的资料、媒体的调查、政府或学者的调研，富士康有自身的企业管理或企业文化问题，却算不上是“血汗工厂”，比富士康还不人性的企业并非没有。即使退一步讲，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是：每次巨大的矿难，牺牲的人数都比这个多。两者之间虽然在性质上有差异，但可以引人深思的问题是：谁更漠视人命?

　　况且，每一起自杀，都有相当复杂的因素，将原因简单化，并不能就此解决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种事情发生在富士康身上，固然有其必然性，却也具有某些耦合性。或许，我们不能就此饶恕富士康，但确实需要从其他层面来寻找原因。由于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已经接连发生，在员工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分析文章也不在少数。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李平在5月26日的发布会上的说法，算得上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富士康科技集团发生的员工坠楼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

　　不过，他还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关注，我觉得从侧面点破了一个重要方面。李平呼吁：“富士康朝气蓬勃的年轻员工，作为深圳新一代建设者，希望所有人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勇敢面对困难，做生活的强者。”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即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员工不过是“深圳新一代建设者”，这里并不是他们能够安身立命的归属之地，他们只是城市的建设者，不是城市的所有者。人的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找不到生存的意义，找不到安放心灵的寄托和奋斗的价值。

　　80后、90后的农民工，按照社会学的说法，很多是“二代农民工”或“二代半农民工”。他们生存在城市之中，却不是这个城市的市民;他们的根在农村，但他们已经回不到父辈的过去。他们的迷茫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体因素造成的，而是被这个社会强加的。在这意义上来说，我们当然需要寻找每一起跳楼事件的所有直接因素，但确实也不应该回避较为间接却可能同样的社会因素。这样的说法，毫无疑问地落入了看上去较为俗套的思维之中，但我们还是必须直面其中的问题。

　　富士康难辞其咎。但是，把所有的矛头指向一家企业，固然可以让很多因素好像变得清晰起来，可也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了许多其他因素。而这，将无法更好地化解矛盾所在。因此，无论是否具有媒体放大功能的影响，发生连环跳的富士康都应该受到整个社会的考问，但其中关涉到的很多因素并不是一家企业能够负载的，也是必须应该看到的。否则，假使富士康就此被灭掉了，还会出现新的富士康。要知道，这些年来，发生在高校的跳楼事件也不少，学校却没有被置为罪魁祸首，而是基本上从技术层面上寻找原因。这算不算有点比较意义上的黑色幽默?看来，很多事情深究起来，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在现有状态下，不对新型产业工人的构成、封闭式社区的管理、地方政府应该起的作用等等做进一步的探讨并拿出解决办法，祈祷不再发生跳楼事件或许只能是祈祷。

作者：任孟山

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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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与中国制造的尊严

5月25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是今年以来该集团第11名员工坠楼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

　　几天前，本人做客一访谈节目，曾与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先生进行过面对面的讨论。他强调：我们首先应该学会对中国制造敬畏。诚然，中国制造在全球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如果这样的业绩是建立在中国员工超负荷且没有尊严的劳动基础上的，那最终只会抹去敬，而留下畏。

　　现在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是：富士康能避免下一跳吗?

　　在节目现场，面对来自富士康代表言之凿凿的辩白，本人就预言连跳悲剧会继续发生。结果不幸应验——只是没想到会来得如此迅捷。

　　目前富士康采取的诸如请高僧安抚亡灵、信息披露及建立发泄室等补救举措，都流于表面，当务之急是真正构建以人为本、关爱职工的管理文化，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健全他们的权利保障体系和心理援助系统。不然，继续上演的自杀悲剧，仅经济赔付成本和处罚成本都是年利润达10%的企业无法承担的，何况整个企业多年积累的品牌价值将贬损殆尽。

　　当然，如果将员工跳楼的责任都归咎到富士康身上，也有失偏颇，因为其背后还有整个行政管理的滞后和懈怠，以及整个社会救助系统的不甚完善，这些或以尊重企业自主经营的名义，或以经济高速增长的名义，或以积极引进外资的名义，或以中国特定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名义。缺少法治和道德支撑的市场经济，只会引发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和残酷，而无法带给我们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一个荒谬的悖论是：许多举世闻名的跨国公司在本国和本地区都是关爱员工、遵纪守法的典范，怎么来到我们这里就变了一副嘴脸，甚至成了压榨职工的血汗工厂?难道真是橘生江南、逾淮为枳?

　　现在，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中国制造赋予尊严的时候了。尽管在不少领域，我们面对着产业分工的低端、企业管理的缺陷、社会系统支持的匮乏和执法的缺位，但面对连续发生的悲剧和逝去的生命，任何借口都显得无比苍白。

　　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代工企业之一，富士康除了炫目的利润指标，就不能率先垂范，树立起以人为本、关爱员工的标杆吗?

作者：石述思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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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富士康咋就没人跳楼？

作者：秦全耀

深圳富士康“12跳”的消息，坏事传千里就像长了翅膀，昨天5月27日，越南发行量极大的《越南青年报》第19版援引了中国《南方都市报》的文章报道了中国深圳富士康N连跳。令人十分惊奇和不解的是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红色媒体，居然用卓别林1936年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曾夸张地揭示流水线工人被机器异化的荒诞情景来比喻。该报认为但同样的情景正在中国深圳富士康几十万工人聚居的厂区重演。

　　《越南青年报》真他妈的恨，数典忘祖。他们居然不顾“同志加兄弟”的越中情谊，用卓别林挖苦潮笑资夲主义的电影影射咱们中国深圳的社会主义工厂。

　　其实，富士康在越南又不是没有工厂。早在2007年富士康就已在越南建成投产两家高技术工厂。但那里的越南工人从来不加班,看见别的公司开的工资高就不干了。越南很维护工人利益，有一家台企的台湾经理曾要体罚一名生产线上的越南作业员,作业员当场就报警了。结果,派出所把台湾经理关了两天禁闭。”

　　资料显示,2007年富士康已在越南建成投产两家高技术工厂,总投资为1.6亿美元。据《越南投资报》报道,富士康将于今年二季度动工建设总投资为2亿美元的越南永福手机生产项目。“事实上,富士康现在越南也就几千作业员。这和越南工会很强有关系”。

　　据《越南经济时报》3月24日报道，2009年越南发生工人罢工事件216起。其中，发生在外资企业的有157起，占72.6%。按地区划分，发生在南部地区的有155起，占71.7%。按行业划分，发生在纺织成衣行业的有114起，占52.7%。今年头2个月发生工人罢工事件64起。罢工主要诉求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奖金，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等。据越南《劳动报》2月4日报道，越南总工会称，今年1月份全国发生38起罢工事件，同比减少22起。罢工原因主要是工人对工资、奖金、加班费、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有意见。企业发生罢工后，工会及时介入，积极了解情况，配合相关部门，与工人和雇主展开对话，依法保护工人权益。

　　《越南经济时报》相当于中国官方的《经济日报》，越南《劳动报》就等于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人日报》。不是本博秦全耀崇洋媚越，什么时候见过咱们的《经济日报》和《工人日报》介绍和宣扬过罢工。你不去做工人权益的维护普及，倒霉的还不是工人兄弟。所以老秦要说：中国的工会如果不是以工人的利益至上，干脆改名吧，别叫工会，爱叫什么叫什么。同样，那张佔着工人茅坑却从来不拉工人屎的《工人日报》也早该换个名了。换个啥名呢?不妨学学那家把“天上人间夜总会”变成“天上人间日总会”的晓久农场，咱也变一个字，就叫《宫人日报》吧。

　　常在越南研究越南问题的中国专家泰来，这下可又有了个挺神的话题。他说：“越南也有富士康，兄弟姐妹悠着点!”泰来，你个的气谁呢?

边城一刀

富士康员工的连续自杀事件折射出了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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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澳洲日报

来源日期：2010-6-1

本站发布时间：2010-6-2

要是员工被要求签订不自杀保证书（后来被收回了），宿舍外竖起防止员工跳楼自杀的安全网，那肯定是出了严重的问题。

　　我们所谈论的并不是二战时期的集中营，而是一家生产二十一世纪最酷名牌电子产品的工厂。

　　深圳富士康巨大的工业园区里发生一系列自杀事件，从台湾母公司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到向其外包组装业务的戴尔(Dell)、苹果(Apple)和诺基亚(Nokia)等全球品牌，各方都期待着将罪魁祸首找出来。

　　让人感到羞耻的现象有很多，都与中国一党执政和显而易见的生产力奇迹所排斥的中国经济模式如影随形。经济学家通常喜欢说是中国经济中的不平衡增长或结构性失衡。有没有可能情况比这还要糟的多 “世界工厂”中国是否从骨子里已经腐烂了

　　十六年前我首次到深圳参观时，它还是一个灰色乏味的城市，街上的车很少。乞儿们抱住我的腿，不让我走。

　　如今，深圳人口已经激增到1，700万，市中心的道路上满是轿车和SUV，酒店和购物中心毫不逊于香港。

　　不过，如果你是一个居住在狭小宿舍中的外来务工人员，你很可能错过了这样的进步。外来务工者不能像深圳市民一样享受医疗、教育和住房福利。

　　富士康作为最大的工厂厂区非常显眼，在这个城中城中工作和居住着30万工人。我怀疑咨询机构美世(Mercer)是否在其全球生活质量指数中给这个地方打了分。

　　中国更广泛的问题

　　今年的十多起员工自杀事件不仅对富士康及其客户来说是个公关恶梦，对制定规定的大陆政府来说也是如此。北京方面宁愿看到新闻报导的是上海世博会的壮观场面，而不是国际媒体将目光聚焦到中国经济丑陋的薄弱面。

　　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将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时候，曾试图以一种新的途径来平衡矛盾，他的名言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致富光荣”。他还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著名的南巡讲话迄今已18年，如果他看到今天的情形，肯定会认为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尽管深圳在30年前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但媒体报导形容富士康在当地的运营就像是一个独立王国，极少受到当地政府的监管。鉴于据报道该公司每年向当地财政纳税愈百亿元人民币（合14.6亿美元），政府不插手其运营也不难理解。

　　富士康的问题象征着中国的经济存在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经济不平衡，过度重视出口和投资支出，内需不足。

　　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低工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上周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五年，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工人未曾加薪。富士康工人每月的底薪为950元人民币，与广东省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持平，上周五该公司宣布加薪20%。

　　中国薪酬水平较低的事实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构成方面也有所体现。公司利润在中国GDP中的份额上升，但工资比重下降。

　　中华全国总工会称，自1983年以来，工资和薪酬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持续减少，从1983年的65.5%下降到2005年的36.7%。同期，资本回报在GDP中所占比例上涨了20%。

　　短期内，这对资本投资者或许是个好消息，但它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就在富士康的用工问题引发争论之时，同一周，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Honda)在华零部件生产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加薪，导致该公司在大陆的四家工厂停工，汽车生产陷入瘫痪。

　　此次的风险在于：富士康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可能进入新的产业动荡时期。中国经济在其它方面的不平衡，如食品和住宅价格的病态上涨等问题，正在激化紧张形势。

　　我们应当承认并非所有的工厂都是“血汗工厂”。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公司，其总部同样位于深圳，却因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校园式厂区而被树立为模范企业。当然，制造现代化的电信设备比组装手机更复杂。

　　中国政府、制造公司和国际品牌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挑战：既要平息劳工的不安，又要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

　　与简单地要求工人不要跳楼相比，从根源处着手解决问题，即改善薪酬和用工环境，看来是一个更好的开始。